美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關系，堪稱一部充滿反復拉扯的“三進三出”史。

1984年，里根政府指控該組織“管理混亂”“存在反西方偏見”，認為其是蘇聯的意識形態工具，遂提出退出。到2003年，小布什政府又以所謂“教科文組織已經改革”為由重新加入，試圖恢復美國的文化影響力；

2011年該組織接納巴勒斯坦為正式成員，美國為表達不滿停止繳納會費，到2017年欠了整整六億美元，同年該組織將以色列控制下的希伯倫舊城區列為巴勒斯坦瀕危遺產，引起特朗普不滿，隨即其主導退出。之后在拜登上臺后，美國于2023年重返，且理由還牽扯上了中國，明確表示要“防范中國填補規則制定真空”。

到今年特朗普再次上臺后，其再次延續了“退群模式”，以所謂“對以色列存在偏見”為由退出該組織。至此，美國完成三次退出、兩次重返的循環，成為國際治理史中的罕見案例。

（特朗普）

對于特朗普此次退出的決定，教科文組織這邊也似乎有所預料，且回應非常簡短。

總干事奧德蕾·阿祖萊強調，退出決定違背了多邊主義的基本原則，對此深表遺憾，并表示教科文組織已經做好了準備。總之譴責的話一句都沒說。

對于該組織來說，他們也清楚美方的反復無常，所以也需要為未來美國重返留有余地，避免關系徹底破裂。

但對此，中方仗義執言，道出了聯合國沒敢說的話。

在被問及此事時，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就回應稱，教科文組織的宗旨，是要推動世界各國在教育、科學和文化領域的合作，實現共同發展，但美國三次退出該組織，且拖欠巨額會費，這不是一個負責任大國應有的行為。在此中方呼吁，各國要重申對多邊主義的承諾，以實際行動支持聯合國體系和規則。

可以看出，中方的回應直指美方的責任缺失和系統性弊端。同時，中方的這番話，還存在凝聚“全球南方”國家，對沖西方話語權的作用。

中方呼吁“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將美國退出塑造為“反多邊主義案例”，吸引新興國家支持。尤其針對中東、非洲等受美國單邊政策影響的地區，強化全球南方身份認同。歐盟雖批評美國退出，但未直接挑戰其“負責任大國”身份；中方表態填補了這一批判空白，也算是為中小國家提供了發聲的渠道。

（我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

對于特朗普政府來講，此次退出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其所謂“美國優先”外交哲學的一種延續。

白宮方面明確表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進了一些“分裂性的社會議題”，這違背了美國的常識價值觀。回溯特朗普的意識形態底色，他對多元文化主義持有強烈的排斥態度，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沖突之下，其作出退出決定也就不足為奇了。

此外，美方也存在經濟算計。從比例來看，美國需要承擔該組織大約22%的預算，一年大概繳納1.5億美元，但由于長期拖欠已經導致累計欠款超過了6億美元。基于此，特朗普政府經過評估認為，對該組織的投入與產出已然嚴重失衡，在這種情況下，選擇退出便成了其最終的決策。

最重要的是，美國頻繁退群的背后，也是美國內部多重問題的集中暴露。

美國的國際組織政策長期受國內政黨斗爭裹挾，兩黨在國際合作與國家主權的優先級上存在根本分歧，才導致政策缺乏連續性。

共和黨這邊，長期持“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立場，認為國際機構侵蝕了美國主權，并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構成威脅。且他們的選民基礎也更傾向于將資源投入國內，而非承擔低效的國際義務，這種傾向在選舉周期中被政客放大，也可以成為拉攏選票的工具。

民主黨這邊，則相對支持多邊合作，但在極化政治中難以推動長期政策。奧巴馬政府曾試圖修復與教科文組織的關系，但因國會反對，始終未全額繳納會費。所以可以看出，民主黨在維護國際形象與避免被攻擊為犧牲主權之間搖擺，最終往往向國內政治壓力妥協，導致政策反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此外，美國將國際組織視為推行自身意識形態的工具，一旦組織的運作不符合其“價值觀標準”，便以“退出”施壓，這背后是國內對“美式價值觀普世性”的偏執與焦慮。當國際社會不再無條件認同美式民主、自由標準時，美國不愿通過協商妥協適應多元體系，而是選擇“退出”以維持自身價值觀的純粹性，反映出國內對“霸權合法性”動搖的深層焦慮。

總之，美國頻繁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面是對國際組織的不滿，實則暴露了其國內政治極化、利益集團操控、意識形態偏執、權力制衡失效等深層問題。這些問題共同指向一個核心矛盾：美國試圖維持全球霸權，但國內的分裂與短視使其難以通過多邊合作承擔相應責任，最終只能以“退群”的方式逃避矛盾。

這種“霸權焦慮”與“國內無能”的交織，將在未來持續影響美國的國際合作意愿，也為全球多邊體系的穩定性埋下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