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與政府和開發企業自合村并城項目啟動之初,就積累下來的矛盾,并沒有隨著分房儀式的結束而宣告終結。
前文提到,根據拆遷安置政策,只要在戶口截止之前就在本村依法落戶的村民,均享受安置待遇,并未對村民身份或者職業另作區分和要求。因此,在拆除舊房子時,就順理成章把默認享受安置待遇人口的原住房平方數給抵扣掉了。可到了分房前的公示階段,許多人竟然榜上無名,三榜公示張貼那天群眾集會的原因之一,也來自此。
新出臺的安置政策中,多出一條規定: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在職工作人員不享受合村并城安置待遇,不參與本次安置房分配。
這可捅了馬蜂窩了。村里有不少人在政府或者事業單位工作,而戶口仍在落在村里,拆遷之前核對安置人口時,這部分人當時被算了進去,也依照房抵房的方式扣除了100平米的原住宅面積,現在突然又不給分房,這讓他們無法接受。大家為此要求政府和開發企業給出說法。如果這部分人員不能享受安置待遇,那當初就應該提前告知,在拆遷之時將這100平米原住宅按照補償價折現,這樣的話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現在的問題是,提前把房子扣掉,過后又不給分配房子,這就屬于失信違約了,即便大家都是公職人員,要服從組織決定,可也不愿意吞下這個啞巴虧。因此,這部分人員自新政策出臺后,就一直走在“維權”的道路上。三榜事件中,被警察帶走的包姓婦女的丈夫,就是區城管局的在職工作人員。
針對這一問題,政府最終給出的答復是:留待第二批安置房建設完成后分房時,再予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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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距離第一批安置房分房結束都已經過了將近5年,第二批安置房連影子都沒看到。尤其是疫情之后,房地產企業到處“塌方”,開發企業也是朝不保夕。
由第二批安置房牽扯出來的,還有每人20平米的商業用房。安置協議中的每人100平米安置房,只有80平米的住宅面積,另外20平米以商業用房的形式進行安置,問題是,這20平米商業用房的建設并未和那80平米住宅用房同步建設。
而在分房儀式結束之后,好像一切都已成為過去式,這沒有著落的20平米商業用房也未再被政府和開發企業提及。無奈之下,還是村民們率先開口,可等來的答復與之前無異:商業用房會與第二批安置房同時建設。看來,這20平米未到手的商業用房也很可能成為泡影。村民們對此自然也是無能為力,只得接受既成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政策,未分得的房產,無論是住宅還是商業,開發企業仍然要按一定比例按月支付給村民過渡費,直至安置房產全部分配到位為止。也就是說,這20平米的商業用房一日不完成建設分到村民手中,開發企業就要一直給村民發放這20平米的過渡費。但結果是,第一批住宅用房分完以后,開發企業便立即停止了所有過渡費的發放,這自然又引起村民們的不滿,與開發企業的矛盾又加深了一層。
分房結束后,物業公司很快入駐。村民把對現狀的不滿情緒,轉移到物業公司這里,因為物業是開發企業旗下的。反抗打響的第一槍,也是持續最久,到今天都未完全解決的,就是拒交物業費和車位管理費。
安置區物業費制定的標準是每平方米收取1.69元,這遠高于臨近幾個安置小區的收費標準,村民自然拒絕繳納。其實無論標準定多少,村民都不會主動繳納的。
此外,車位管理費每月50元,這自然也無法落實。由于地下車庫采用的是車牌自動識別的方式,所以未繳納車位管理費的車輛便不能被機器識別,從而無法進入地下車庫。某些性格火爆的村民眼見自己的車輛被起落桿所阻擋,便將車子堵在車庫入口,以示不滿。
我也因車位管理費的問題與物業發生過一次沖突。
2020年5月份,疫情防控逐漸放松之時,車輛流動性開始變大。此時物業再次著手催收車位管理費。有一次,我驅車到地下停車庫口時,起落桿沒有反應,旁邊屏幕上面提示:未及時繳納車位管理費。我打電話給物業,物業解釋說從昨天就已經實施相關政策,必須繳納車位管理費才能進入。我信以為真,很快便去物業繳納了100元錢,其中50元是替爸爸繳的。我認為停車繳費天經地義,物業也要承擔很多管理成本,大家及時繳費,物業也能積極提供優質的服務,實現雙贏。
過了幾天,我乘堂弟的車回家,行至地下停車庫入口時,起落桿自動抬起。我想,看來弟弟也及時繳費了。下了坡,堂弟突然說:“這傻X物業,就得跟他們鬧!看看,還不是得乖乖讓進!”我聽得有點懵逼,問他:“你沒繳費?”堂弟回答說:“傻X才給他繳!物業前幾天不是讓繳嘛,車都進不來,咱村志佳直接把車堵在入庫口,鎖好車,起來走了。就這么堵了一晚上,第二天物業就放開了。”
我聽完頓時感覺自己就是堂弟嘴里的傻X,這物業太沒原則,坑了我這老實人。
回到家,我打電話給物業,針對我繳納的那100元錢要個說法。物業說:“車位管理費是遲早要繳納的,等將來正式繳納時,給您抵扣了就行。”我想想也是,100元也不是什么大錢,就同意了。
一晃兩年過去了。
經過村委會與物業不斷溝通協商,物業公司做出讓步:如果村民按期足額繳納物業管理費,就可以先免除車位管理費,但是只限于本村村民,租戶不享受此項待遇。得知消息后,我到物業前臺詢問此前那100元車位管理費怎么算。誰知,前臺服務人員直接說:“我們只收物業費,從來沒收過車位管理費!”我當時就有些生氣,但還是向她解釋了之前的情況,她仍舊很堅決地表示從未收過。
我發火說,你們這不是耍無賴嗎。這個服務人員也大聲跟我吵了起來,最后驚動了他們經理。經理安撫我之后,讓人查了一下系統,果然查到了。他連忙給我道歉,說小姑娘新來的,不了解情況。面對這些敷衍的老套路,我直接打住,就問他我繳過的費用怎么辦。他說因為要走系統,研究后給我答復,還加了我的微信。后來我又問過他兩次,他態度挺好,可就是遲遲沒有解決。直到現在,我那100元還寄存在那里。
村民們對待只收物業費,不收停車費的政策,也都是置若罔聞,毫不領情。對此,我深表理解。
再后來,物業公司干脆降低物業管理費收費標準,結果同樣石沉大海。物業公司沒有辦法,便拒絕退還村民們的裝修押金。隨著雙方的對立,物業的服務質量也是急轉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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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那些應分而未分到房子的村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某人原本不具備安置資格,但其最終卻出現在了安置人員名單中。
我后來調到街道黨建部門工作。有一天,那已經是回遷兩年后,紀檢部門的一位同事拿著幾名受處分黨員的紅頭文件到我們辦公室,讓把這些文件分別放進他們的檔案中,我接過來,一個熟悉的名字直擊我的眼睛,那正是我們鄰村的支部書記,他們村和我們村同時拆遷,而且都由一家開發企業主導,好奇心驅使下,我瀏覽了一下處分文件的內容。
原來,這位支部書記在拆遷工作中徇私舞弊。他的妻子是本地一家三甲醫院的醫生,按照政策,是不能享受安置待遇的,但他妻子最終卻分得了80平米的住宅。此事之前,從未有人提及,為何兩年后被挖出來,還讓這位書記挨了一個處分。
一次在單位食堂吃飯的空隙,我和紀檢部門的同事在閑聊中了解到了一些內情。他們村有一戶村民,女兒在截止戶口之前就已經出嫁,后來又離了婚,將戶口重遷回本村,遷回來時,已過了截止戶口日期,因而不能再享受安置待遇。他們多次向村委和街道申請,但都未能如愿。這戶村民認為分房過程中肯定不會做到完全的公正,這是村委在針對他們。
不甘心之余,他們開始搜集材料。幾經調查,還真被他們發現了一些違規現象,而違規的人正是和他們“過不去”的書記。由此,他們開啟了上訪之路,甚至去過北京。這位書記在持續的炮轟下,向組織承認自己的違紀行為。最終的處理結果,正如紅頭文件顯示:黨內嚴重警告,并將其妻子所分安置房如數歸還。
至于這位書記當初為什么能夠在眾目睽睽之下完成自己的操作,個中細節,我已無法深入了解,但這種行為恐怕并非個例。類似事件的披露,無疑使處理遺留問題的各方單位,壓力倍增。
拆遷后遺癥之房屋質量
村民們裝修好的房子,在后期居住中也是問題不斷。
首先是房子外部粘的那些裝飾性的橫梁,都是用泡沫制作的,每到大風天氣,就有多處被吹掉。剛開始村民不知道,還以為是水泥的,看到隨風飛舞的橫梁,全都嚇得從院里跑回家。還有墻面,經過一夏一冬兩季的極端天氣,也紛紛起皮,小風一吹,簌簌剝落。面對這些,物業只是應付著做些縫縫補補的工作。
2021年7月20日,鄭州遭遇了一場數十年罕見的大暴雨。我們這個“隱疾纏身”的小區也在這場暴雨中將自身的病癥充分暴漏了出來。
暴雨當天,我們家所在的單元口就出現了塌陷,一個漏斗型的大坑堵住了單元門的出口,這把在本單元內居住的人都嚇壞了,大家都擔心樓會不會坍塌。村里給物業聯系,物業來人看后,說只是回填土遭受雨水沖刷而導致的塌陷,地基并未受到影響,等雨停后就派人修整。大家這才松了口氣。那幾天,本單元居住的村民和租戶要出門,都要先下到地下停車庫,然后再從其他單元出去。
電梯也徹底癱瘓了,雨水順著電梯井嘩啦啦流向一樓過道和地下停車庫。雖說當時屬于罕見的極端天氣,很多單元甚至其他小區都出現了這種情況,但是唯獨我們單元好像因此被種下了“病灶”。此后,一到大雨天,電梯井連接一樓和地下車庫的地方就會被淹,我們開車都要先繞到別的單元,然后再下去。這個問題至今也未得到有效的解決。每次大雨,一樓住戶就在過道的積水中擺幾塊磚頭,以此“渡河”。
最讓村民苦不堪言的是,整個小區幾乎三分之一的房子都出現了程度不一的滲水漏水情況。稍好一點的,雨水只是沿著墻縫滲進屋內,把墻皮浸濕。最慘的是外面大雨,屋內也是滴答滴答跟著下個不停,內部墻體以及家具全都受到波及。我父母居住的那套房子,就遭遇了最慘的那種狀況。
大量雨水順著北陽臺上面的墻縫和窗戶縫流進屋內,整面墻壁被浸濕,當雨水順墻而下流到地板后,就如決了堤一樣,迅速向全屋四溢。我和爸爸無奈之下,到一樓綠化帶里拆回一些滲水磚,從北陽臺處開始,用兩列磚頭擺出一條引水管道,一直通向衛生間下水口,最大限度地將流到屋內的雨水引出去。
大雨過后,北墻面的壁布是徹底報廢了,還有屋頂北部的墻皮也被雨水泡發,風干后,剝落而下。就這些問題我們和物業多次溝通,都沒有得到及時的解決。最后還是我們自己買材料請人修整好了。為防止再次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家還自費加固了北面墻壁的防水。
自此,我對開發商及其物業也是徹底喪失了信心和信任。媽媽開始懷念拆遷前的生活,說那時候房子是自己蓋的,全是真材實料,哪像開發商這么糊弄!而且一家一個院子,地方寬敞,逢年過節來多少客人都裝得下,現在,親戚朋友們一來,屋子里就水泄不通,挪個步子都費勁!
拆遷后遺癥之上學難
伴隨著村莊的湮滅,原來的村小和中學也不復存在。政府和開發企業最開始就承諾:新學校會和安置區同步建設完成,回遷時保證適齡兒童有學上。
但直到分房儀式啟動,村民們都裝修好新房并完成回遷,小學的建設還未如期完工。秋季入學在即,新學校仍沒有傳來任何消息,這把家中有入學需求的村民急壞了。那些原本在外就讀的學生還好,大不了先不轉回來,只不過接送距離遠了一些。而那些即將步入小學一年級的適齡兒童,由于政府之前作出承諾,回遷時保證新建小學可以正常招生,所以很多人并未在其他地方報名,現在村內小學無法正常招生,總不能眼看著孩子沒學上吧。于是,村民們又組團上訪,表達抗議。
分房時,我女兒剛剛一歲多,距離上小學還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但我還是隨時關注著學校配套情況。
街道辦事處研究后,給出了暫時的解決方案,有意愿讓孩子在本區域入學的家長,可以先在街道的其他村公辦小學入學,作為過渡。待本村小學建好以后,再轉回來。村民們再次妥協,接受了這個不得已的安排。
兩年后,也就是2021年,新建小學終于建成并開啟招生。
招生工作從5月份就已經開始,這兩年讓孩子在外村借讀的家長們可謂“久旱而盼甘霖”,滿心歡喜等待著報名的日子,迫切把孩子轉回本村的新小學。可新學校的招生政策卻讓他們吃了閉門羹。原來新學校被劃歸到鄭州市緯五路第一小學教育集團中,成為該教育集團的一所分校,實行主校區的招生政策,并且直屬于區教育局,不再受當地街道辦事處的干涉。
新學校在本學期的招生中,只招收一年級學生,其他年級暫時不招生,也就是說如果村內有正好該上一年級的孩子,就可以按照政策進行報名,其他正在外借讀的學生是無法轉回來的。許多家長的熱情和企盼再次被澆滅,左等右等,等來的竟是這個結果,思量之余,大家又組團到街道辦事處表達不滿,要求街道出面溝通,讓自己流落在外校的孩子可以轉回本村上學。面對家長們的強烈訴求,街道辦也展現出積極的姿態,與學校方面協商,最終給出了一個折中方案。
街道辦事處轄區內有一所村辦小學,學校教學樓最近被勘定為危樓,所以上級部門要求學校搬遷,而此時轄區內沒有合適的地方來安置這所學校的學生,我們村的這所新建小學由于只招收一年級,所以會空出大量教室,經過溝通,新學校允許這所村辦小學暫時借用本校教室來安置其學生。這就為我們村在外就讀的學生提供了一趟轉回本村上學的便車。
街道辦給出的最終方案是,讓本村在其他地方就讀的學生先轉到這所要搬遷的村小,然后隨村小搬到我們村的新學校,也就是讓我們村的學生先成為外村學校的學生,然后和該校學生一起借用我們村新學校的教室來上學,以此完成學生回流。這個多方妥協的方案乍看起來著實有點奇葩,但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在外就讀的學生數量有限,而且年級參差不齊,新學校根本無法專門為他們開放入學窗口。就這樣,這些孩子在自己村莊的新學校中,讀著別村學校的課本。
小學的這攤子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中學的建設日程卻遲遲沒有著落,每次會議上,領導都是信誓旦旦:今年肯定會開工,今年肯定會招生,今年肯定會……
聽久了,也就麻木無感了。
拆遷后遺癥之房票
在新冠疫情的爆發以及房地產行業持續低迷的大背景下,2022年6月,鄭州市針對合村并城和棚戶區改造出臺了新政策,提出將參考借鑒杭州、溫州等地經驗,結合市內五區政府和3個開發區管委會的意見建議,對于有回遷需求的拆遷村,原則上不再新建安置房,取而代之的是實施“房票買房”的安置方式。
此政策一出,眾皆嘩然。大家都替自己尚未分到手的20平米商業用房和某些待安置人員的二批房捏了一把汗。
政府不再建設安置房,而以補償房票的方式讓村民自行購買商品房。乍一看,貌似提升了村民們的居住檔次,殊不知對于村民來說卻是一筆虧本買賣。
政府發放的房票面值是以應建設的安置房面積的價格來核算的,而當村民用房票去購買商品房,卻是要以商品房的價格來結算,雖說村民憑房票購買商品房會有政策上的優惠,但這少出來的部分,仍是遠遠無法彌補安置房與商品房之間的價格差的。
面對房票安置政策“山雨欲來”的壓頂之勢,最擔憂的倒不是我們村,我們村好歹趕在這項政策出臺之前完成了80%的安置工作。在我們街道辦事處轄區的另外一個村莊,也是全區最后一個拆遷村——H村,才是這項政策最大的踐行者。
H村于2019年7月份啟動拆遷工作,吸取了先前幾個拆遷村的慘痛教訓,H村的拆遷工作進展得相當順利。首先,為了防止后續的分房糾紛和人口無節制增長,政府在拆遷工程啟動之初就立即截止H村的戶口——即在拆遷之后,新增人口均不再享受安置待遇,同時去世人口的安置待遇也不再取消,這無疑會使政府將來的工作好做得多。其次,成立拆遷指揮部,街道一把手掛帥,下設若干分包領導,組織該村全村黨員,實行對點分包,重點對有“釘子戶”嫌疑的村民施展各種軟硬手段,把他們的“釘子”思想消滅在萌芽狀態。最后,依照先前其他村的安置標準對H村進行安置。
一切本可以按部就班地進行。可在當年年底,新冠疫情爆發。到了2021年7月20日,一場特大洪水災害又給了開發企業重重一拳,H村的安置工作遂逐漸陷入泥潭。自2022年下半年開始,H村的村民就再沒收到過來自開發企業的過渡費,村民們幾經上訪未果,無奈之下退掉出租房,集體到原村村址的廢墟上,在尚未征收的田地中搭起臨時的活動板房居住。現在,房票政策的出臺,使身在窘境中的H村村民雪上加霜,更加絕望。
由于H村一早就截止了戶口,新增人口不再享受安置待遇,就意味著他們最終能分得的安置房面積要遠遠少于在他們之前拆遷的那些村。現在,政府停止建設安置房,實行房票購買商品房,這無疑又進一步壓縮了他們最終到手的住房面積。
因此,H村村民在討要過渡費的道路上,又扛起了聲討房票政策的大旗。
尾聲
放眼望去,不止這些走在合村并城道路上的村莊,附近的在建商品房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近幾年房地產行業持續低迷,鄭州市的房地產開發企業也面臨著極為困頓的局面。在我們街道辦事處轄區,康橋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所開發的一處樓盤,也面臨著爛尾的窘境。隨著康橋地產公司的瀕臨破產,這座樓盤的建設也逐步陷入停工狀態,業主們每天為自己即將封頂可工程卻戛然而止的房子到處奔波著,場面與我們村村民維權時的身影無異,無論是村民還是市民,都要承受時代造就的殘酷。
說回我們村,整整十年,村民們都籠罩在拆遷的魔咒中。現在雖然已經搬入新居四年,可拆遷的后遺癥依然糾纏著他們。未補發的過渡費,未分配到手的房子,未動工的中學,各種尚未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與物業僵持下的物業費、車位管理費,這些都無時無刻不牽動著他們的心,內耗著他們的精神。
很多人至今仍未完全適應社區生活,原來祖祖輩輩都生活在一起的鄰居被不同的樓棟隔開了。習慣了在院子里種些瓜果蔬菜的老年人,在尋不到合適場地的情況下,私自將小區內的綠地毀掉,用柵欄圍起來種上自己喜歡吃的蔬菜。小區的衛生環境也甚是堪憂,習慣了隨處亂丟垃圾的村民,依然無視小區內擺放的垃圾桶。村民們的雜物任性地堆放在樓道里和地下車庫的車位上,電梯口以及樓棟內停靠的電動車一波又一波,村民與物業的矛盾也因此不斷延續著。
村民們在合村并城的春風中離開土地,離開舊居,走向“城鎮化”的道路。這個過程中,他們完全被動,毫無準備,每一個腳印邁出的背后,都是錯綜復雜互相糾纏的各種力量,這些力量推動他們前進,無論前方是柳暗花明,還是萬丈懸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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