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年前,計算機科學家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作出了這樣一個預測:
計算不再只與計算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
當年看起來像科幻小說一般的「數字化生存」,如今已經成為了人們生活的寫照。每個人都已成為線上世界的數字公民,浸潤在數字生活中。
如同尼葛洛龐帝所言,「信息 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
過去十年,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的普及,加速了人類社會的「數字化遷徙」,徹底改變了每個人的生活方式。
而在這場「數字化遷徙」里,微信將移動互聯網裝進每個人的口袋,微信里無數稀松平常的「一刻」,共同構成了 12 億人的數字生活。
溝通方式、社會結構、商業關系的變遷,不再只是從線下到線上的簡單延伸,而是重塑為諸多新的模式。
微信十年,一個線上的中國社會開始形成。
社交方式的十年變遷, 一個線上社會的重塑
一個時代的變革,往往發軔于細枝末節與頃刻之間。
十年前,電話彩鈴還響徹大江南北,我們還在通過短信傳遞問候和祝福。
這些看似細小的變化,體現了溝通方式的十年變遷。
這一切的開始,則來自十年前誕生的那個只有四個簡單功能的綠色 App。
雖然 1.0 版本的微信只能給好友送文字信息和圖片,但讓用戶之間有了更加高效的點對點溝通,這為十年后的數字生活來臨埋下了伏筆。
▲ 微信 1.0 界面.
都說移動互聯網重塑了生活方式,就是從改變我們的溝通方式和社交習慣開始的。
我們每個個體是這個龐大社會網絡的節點,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方式則決定了一個社會的連接方式。這便意味著,群體溝通方式的改變,有可能撬動整個社會關系結構的重塑。
當微信連接了越來越多的熟人關系,中國傳統社會形態也開始悄悄發生變化。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傳統社會一直以地緣和血緣維系人際關系,可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開始從「熟人社會」向「陌生社會」轉變。
越來越多的人離鄉離土,家庭成員分散在不同城市,這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原來的熟人社會。人們如同微信開屏頁面站在地球前面的的那個小人,成為世界上愈加孤獨的存在。
當微信出現后,21 世紀第一個十年萌芽的「線下陌生化社會」,在過去十年間開始演變成「線上熟人社會」。
微信對溝通方式的改變,在數字世界里形成了新型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交方式不再受物理空間的限制,微信號成為我們在數字世界的坐標,以此為原點與所有的社會關系相連,形成一個個不同的微信社交圈層。
在微信月活已經達到 12 億的今天,這個 app 里已經容納了中國最龐雜的真實社交網絡關系。既包含了傳統社會關系中基于血緣、地緣的圈層,也拓展出基于興趣、工作而形成的圈層。
在微信這個數字社區里,人與人的連接甚至要比線下世界更加多樣。
好友和網友的概念被重新定義,即便是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加個微信」就能成為「好友」。當我們的社會關系都沉淀到線上,最熟悉的親朋好友也都是「網友」,一個「人人在線」的時代就此開啟。
微信滿足了人們多樣化的社交需求,公域和私域,現實與虛擬,線上和線下,各種各樣的社交關系都共存于此,這才是一個線上社會形成的基礎。
而那些涵蓋人們衣食住行的各種移動互聯網服務只是其中的基礎設施,它們可以聚集大量的「人流」,卻無法承載一個復雜多樣的社會關系。
可以這么說,一個產品能否能演進成一個線上社會,最核心的要素不在于用戶的量級,而是能否為用戶提供一個連接一切社交關系的公共場域。
人類學家丹尼爾·米勒曾表示,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已經成了兩個對等的空間。它不僅指的是在屏幕中能獲取物理世界中的商品和服務,更是人際關系在線上的重構。
正是這一切,構成了我們的數字生活,并朝著一個線上社會演進。
從「數字化生存」到「數字化生活」
1999 年,中國曾有一場轟動一時的「72 小時網絡生存測試」,志愿者要要在一間賓館房間內,僅僅靠互聯網在度過 72 小時。
在當年,這難度不亞于把你一個人扔到亞馬遜叢林。一個 18 歲的志愿者,忍受了 25 個小時的饑餓后,終于撐不下去宣布「投降」。
如今,「72 小時網絡生存測試」已經變成了「72 小時無網絡生存測試」,我們的生活早已經移動互聯網服務深度綁定,一旦斷網反而「度日如年」。
智能手機和 4G 網絡的普及為數字生活的來臨奠定了基礎,移動支付則是引爆個人生活方式到整個商業社會的巨大變革的那個火種。
移動支付的普及,以一種最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習俗——春節紅包的形式實現了。
微信紅包的社交屬性給移動支付帶來了第一次爆發式增長,多少中老年人擁抱移動互聯網時代是從搶紅包開始的,之后一張小小二維碼更讓讓移動支付全面覆蓋線下和線上消費場景。
從此移動支付就像星火燎原般成為普世的支付工具,開啟了移動互聯網的黃金時代。不僅重塑了國人的生活方式,也逐漸改變了國內乃至全球各行業的商業形態。
微信在 2012 年的 4.0 版本就提出了「一個生活方式」的藍圖,而移動支付是其中一塊重要拼圖,以此為樞紐,通過人、服務和信息之間的連接,構建一個數字經濟體的閉環。
在這樣的背景下,馬斯洛提出的五層人類需求,從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需求,都可以在數字世界里得到滿足了,數字生活才真正完整。
這能解釋,為什么過去十年,微信能從一個通訊工具進化成生活方式,介入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張小龍在去年微信公開課 PRO 演講中曾提到,從前一個人的世界,他的大小,是由他的腳的行走半徑來決定的,現在一個人的世界的大小,是由他所獲得的信息的寬廣度來決定的。
而信息的寬廣度,其實也是數字生活的深度。數字化,不止事關我們的生存,更是深刻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方式。
「數字棄民」——
線上社會的另一面
互聯網誕生于半個世紀前,尼葛洛龐帝在 25 年前提出「數字化生存」的概念,可真正意義上的線上社會是在過去十年才初具雛形。
因為一個線上社會應該可以平等包容每一個人,換言之不應該有過高的準入門檻。而這恰恰是 PC 時代難以解決的問題。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PC 時代需要用鍵盤輸入文字,這實際上是將很多學習能力不強、文化程度的中老年群體排除在互聯網之外了,而現在以微信語音為代表的語音輸入,才讓這些群體開始構建自己在線上社會的關系。
這種交互的門檻,不僅阻礙互聯網的普及難,以讓很多出發點是讓便利更生活的數字服務,成了一些群體絆腳石,這很大程度影響著線上社會基礎設施的鋪設。
此外數字化社會還可能產生一個有害的副產品:「數字棄民」。這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提出的概念,指的數字化發展中被拋棄的群體。
因為不會上網無法購買回家火車票的的農民工,因無法出示健康碼被地鐵拒之門外的老人,因沒帶手機無法領取養老金的老人,都屬于「數字棄民」。
當數字生活升入社會肌理 ,提升效率成為社會的主旋律,「數字棄民」是必須面對的社會問題。一個覆蓋 10 億級用戶的線上社會已經來臨,無障礙的使用體驗就應該是每個人最基礎的權利,而非一種恩惠。就像愛范兒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
對「弱勢者」的人文關懷是一個社會最值得珍視的品質之一,也是科技界始終追求的高尚目標。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兩年科技互聯網行業倡導的「科技向善」不僅是一種價值觀和使命,更是一種產品能力。
所幸在「數字棄民」的唏噓中,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人文關懷的光亮。
腿腳不便的花甲老人,足不出戶就可以「刷臉」領取養老金。
失去光明的盲人創業者,也能通過微信留存顧客,并在店內完成記賬收費,創造自己的社會價值。
在那些醫療資源匱乏的偏遠地區,患者可以在小程序與千里之外的醫生形成長期的連接,不再「看病難」。
數字化飛速發展帶來的「數字鴻溝」,也必須以更有溫度的數字化服務來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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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十年,數字化生活不再是科幻小說中的預言,逐漸成為了空氣和水一般的存在
正如胡泳所說,數字化是 21 世紀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它已經在整個社會中引發了根本性的變化,讓人類從工業時代邁向網絡時代。
而微信就是其中撬動變革的一個重要杠桿,通過在數字世界重塑社交關系、商業關系和生活方式,讓我們擁有了一個包含 12 億人的線上社會。
▲圖片來自:《黑鏡》
當我們在談論數字生活的時候,其實已經不是在討論某一個具體的技術,而是要思考如何在線上和線下世界更好地生活。
此時此刻,12 億人正在微信里不斷產生著新的「一刻」。
下一個十年,數字生活變革的轉折點可能就在某一刻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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