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田野文物保護形勢嚴峻，為加強田野文物安全工作，國家文物局于2001年批準了《文物保護單位防范體系研究》課題。本人參加了課題組，完成了《文物保護單位中古遺址古墓葬安全問題與基層保護網及其保護責任制模式的研究》一文并收錄在李曉東主編《文物保護單位防范體系研究》中。當前田野文物的保護仍是文物保護工作重點任務之一，現將當年的文章重新刊出，或許能對今天的工作提供些參考。

分布在廣袤的華夏大地上的古遺址、古墓葬，是中華民族優秀歷史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在全國已知的近40萬處不可移動文物類別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據統計，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總計1271處，其中古遺址、古墓葬有412處，約占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三。我國的文物大省陜西共有各類在冊文物點35750處，而古遺址和古墓葬占10497處，為全部文物點數的三分之一。這些數量龐大的地下文物大多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是各級政府、文物部門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重要保護對象。然而，由于古遺址、古墓葬均埋藏于地下，具有較大的不可知性，而且大都分布在田野鄉村，管理相當困難，如何保證它們的安全，使其免遭破壞，成為各級政府和文物行政部門著力解決的問題。

古遺址、古墓葬面臨的主要安全問題

我國的古遺址、古墓葬主要分布于田野鄉村，管理難度非常大。新中國成立后，為保護這些悠久的歷史文化遺產，黨和政府頒布法令，規定對不可移動文物，根據其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分別由中央人民政府、省級和縣級人民政府公布為保護單位，而對于特別重要的文物保護單位，可設博物館、研究所、保管所等專門機構。于是像河北的趙邯鄲故城，清東西陵等一批非常重要、規模大的文物保護單位相繼成立文物保管所，派駐了管理人員。但是，能設立機構的畢竟是少數，大部分文物保護單位和文物點是靠五十年代末創立的一種制度——文物義務保護員進行保護。隨著這些專門機構的設立及文物義務保護員工作的開展，大部分地下文物得到了有效保護。

在客觀上，20世紀八十年代前，由于中國經濟建設規模相對較小，對地下文物影響只限于局部；犯罪集團也未把盜竊地下文物作為發財的目標，盜竊的地下文物不易出手。再加上固有的傳統觀念，人們不愿意觸動地下的舊東西，古遺址和古墓葬相對較少地受到破壞。

1997年3月河北藁城九門鄉莊貨頭村

白佛寺遺址被盜掘現場

但是，從八十年代開始，隨著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成片開發、出租、出讓土地，地下文物的保護遇到了極大的挑戰。同時國內外文物犯罪集團內外勾結，大肆盜掘地下文物，并將之非法走私出境，牟取暴利。居住于古遺址、古墓葬周圍的部分農民在文物販子的唆使下鋌而走險盜掘地下文物。二十多年來，數以萬計的古墓葬、古遺址遭到毀滅性的盜掘，使祖國文物遭到了巨大摧殘和破壞，情景觸目驚心。1990年，國家文物局曾邀請全國11個省的文物部門到北京匯報本省的盜墓情況，據統計，在短短的兩年內這些省就有三、四萬座古墓被盜挖。

2001年內蒙巴林右旗遼慶陵被盜塌陷古墓

與古遺址、古墓葬面臨的嚴峻形勢相反，在對地下文物的保護中，一些基礎性的保護工作，不但沒有加強，卻出現了少有的松懈。新的保護方式沒有建立，而以往創建的，并且行之有效的保護員等制度未能認真執行。有的文物行政部門在經濟浪潮的沖擊下，工作方向發生了傾斜，與經濟利益發生關系的工作得到加強，而另一些沒有經濟實惠，費時費力的基礎工作被放在了工作重心之外。

2003年河北淶水元代舍利塔

被盜毀現場及保護員

由于缺乏管理，基層文物保護組織基本不復存在，文物保護制度難以在基層落實。沒有了這些基層文物保護組織和基層保護制度，各級政府對古遺址、古墓葬的保護就失去了眼睛和耳朵，造成了信息不靈、消息不暢的后果，許多地下文物受到破壞和盜竊時都不能及時得到信息，并進行迅速、有效地制止，地下文物受到了重大損失。

2003年河北淶水元代舍利塔被盜毀現場

九十年代，許多地區的盜墓活動曾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一些地區的盜墓活動嚴重影響了地方改革開放的形象，甚至影響到了社會穩定，如山西的侯林山、郭秉霖為首的幾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文物犯罪集團發展到了武裝盜掘、走私文物的程度，對國家財產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構成了極大威脅。這些文物犯罪活動逐漸引起地方黨委政府的注意。文物保護方面存在的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有關地方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由法院、檢察院、公安部門、文物部門等聯合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打擊文物犯罪活動。同時，為徹底改變地下文物保護不力的被動局面，各地重新實施了一系列保護措施，并因地制宜地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護方法和經驗。

（本文原載于李曉東主編《文物保護單位防范體系研究》，《學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