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立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在考察歷朝歷代得失之后，恢復(fù)了宗室分封制，將諸子分封到各地，成為手握軍權(quán)而又不臨民的藩王，希望這些皇室子弟能夠成為“國之藩屏”，在關(guān)鍵時刻挽大廈于將傾。在外藩王手握軍權(quán)充當(dāng)后盾，是他在晚年敢于發(fā)動胡惟庸案和藍玉案清洗開國功臣的一個重要因素。為維護家人們的利益，他不惜通過頒布《皇明祖訓(xùn)》，賦予宗室不同于平民、臣僚乃至勛戚的特權(quán)，使得“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明朝成為一句空話。

然而明太祖之后嗣位的皇帝，卻無法理解老朱的一片苦心，手握實權(quán)的藩王成為了他們眼中難以入眠的噩夢。于是，先是接祖父之班的建文帝朱允炆不管不顧地實施暴力削藩；而后從搶了侄兒皇位的“好四叔”明成祖朱棣，到“好圣孫”明宣宗朱瞻基祖孫三代，通過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暗搓搓地將各地藩王所掌握的軍權(quán)——王府三護衛(wèi)，幾乎給削了個干凈。

從明英宗朱祁鎮(zhèn)朝開始，藩王們不但軍事作用趨近于零，連上京覲見的權(quán)力都被取消，想要離開藩地又需要進行通報獲得批準(zhǔn)才可，基本喪失了出行自由，徹底淪為被當(dāng)成豬養(yǎng)著的皇朝高級吉祥物，以至于被戲稱為可憐的“囚徒”。百無聊賴之下，宗室們除了專研文學(xué)、橫暴鄉(xiāng)里、貪婪盤剝給自己找點樂子外，就只能變著法生孩子，反正生下來有朝廷養(yǎng)著，不需要自己費什么事。單單晉藩慶成溫穆王朱鐘鎰一人，就為宗室隊伍貢獻了44個兒子，及至少50個女兒。

受此影響，明中期以后，宗室人口暴增，成為拖累大明財政的一大痼疾。為此朝廷屢屢給《皇明祖訓(xùn)》這部皇族的“祖宗家法”打補丁，以期減緩宗室成員的增長速度，結(jié)果收效甚微。

嘉靖末年，有位郡王對這一現(xiàn)象憂心不已，主動站出來為朝廷出謀劃策，最終促成朝廷出臺嚴(yán)格限制宗室的《宗藩條例》。他便是周藩南陵國始封君——南陵王朱睦楧。

砸自己飯碗，舍己為國的朱睦楧

南陵王朱睦楧，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是追封周王周悼王朱安?的庶九子，為明太祖朱元璋六世孫，周藩始封君周定王朱橚五世孫。正德八年（1513年）四月，冊封為南陵郡王。

“丙辰，遣定西侯蔣壑……為正使，翰林院編修崔銑……為副使，持節(jié)冊封周府周悼王庶第九子睦楧為南陵王。”（《明武宗實錄》）

朱睦楧繼承了先輩關(guān)心民生，酷愛文學(xu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其他宗室為非作歹，向朝廷索取各種好處之時，他卻在埋首苦讀，為此明世宗曾御賜《敬一箴》、《性理大全》、《大學(xué)衍義》各一部給他。《明史·諸王傳》評價他“敏達有識”。

明朝的宗室制度，最大的問題在于，只要是宗室成員，就要授予爵位。為了后世子孫都能過上好日子，無需再端個碗走天下，老朱可謂是操碎了心，通過《皇明祖訓(xùn)》，早早給子孫們安排了爵位：皇帝的嫡長子立為太子，其余諸子封親王；親王的嫡長子立為王位繼承人世子，其余諸子封郡王；郡王的嫡長子冊立為長子，其余封鎮(zhèn)國將軍；鎮(zhèn)國將軍之后還有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zhèn)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五等爵位，等著郡王的后裔去對號入座。諸多爵位中，親王和郡王屬于世襲罔替，將軍、中尉每代降封，直到最低等的奉國中尉，因降無可降無需再降，也就是說只要你是宗室成員，正常情況下最低也可以混個奉國中尉當(dāng)當(dāng)。宗室女性，皇女封公主，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稱縣主，孫女稱郡君，曾孫女稱縣君，玄孫女稱鄉(xiāng)君。

既然封了爵位，自然應(yīng)當(dāng)給予相應(yīng)的待遇。洪武二十八年，欽定宗室年祿：親王一萬石，始封郡王兩千石，繼嗣郡王及鎮(zhèn)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zhèn)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宗女比男性成員降一等支取。

對于宗室來說，政治上沒自由，吃飯穿衣受限制，可生孩子的自由絕對是有的，于是大多數(shù)宗室都可著勁的生。在優(yōu)渥的待遇下，世代繁衍下來，人數(shù)滾雪球一樣增加。嘉靖初年，明宗室成員，已從明太祖時期的58人壯大到近萬人，及至嘉靖末年更是暴增到4萬多人，近兩百年間膨脹了小千倍。

周藩雖然發(fā)生過幾次大宗絕嗣危機，但總?cè)丝趨s是諸藩中最龐大的，終明一代周藩共冊立了75位郡王，占明朝郡王數(shù)量（只算始封君）的十分之一強。

據(jù)明代著名史學(xué)家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所載，截至萬歷十八年（1590年）周藩在世宗室人口多達5235人，包括46位郡王，1349位將軍，2559位中尉，及1000多宗女。這個規(guī)模比第二大的晉藩（4979人）多了近300人，比第三大藩代藩（4118人）多一千多人。

龐大的宗室隊伍，除給朝廷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外，還制造了諸多社會問題，引起藩地百姓民怨沸騰。

朱睦楧在幼年，先是親眼目睹了自己父親和叔叔，為了爭權(quán)奪益互相陷害的情景；又歷經(jīng)了父親死后，叔叔們聯(lián)起手來欺負他們孤兒寡母，企圖將他們一家子打入萬劫不復(fù)的慘景（詳見《周惠王朱同鑣諸子兄弟相爭，將古代高層權(quán)力斗爭演繹得淋漓盡致》）。幼年的不幸遭遇，估計讓他對于這些萬事不會，只會趴在朝廷身上吸血，充當(dāng)米蟲的宗室，沒有什么好感。

所以即便他本身就是宗室制度既得利益者，當(dāng)?shù)弥⒋蚨ㄖ饕庖卫碜谑視r，毅然挺身而出向本階層宣戰(zhàn)，支持朝廷制定相應(yīng)制度，限制宗室特權(quán)，以舒緩朝廷的財政壓力。同時給那些限于宗室身份，而不能出仕、經(jīng)商，被迫掙扎底層的窮親戚們，爭取一條生路。

明中期歷代皇帝的努力

當(dāng)然朝廷有這種思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明太祖的宗室政策，屬于典型的坑子孫行為。他在位時憑著自身的威望，讓各地藩王俯首帖耳的為維護朱明皇權(quán)而努力。待他龍馭賓天，宗藩關(guān)系這部經(jīng)很快被念歪，成為威脅皇權(quán)的重要因素，于是乎他之后的明朝諸帝不得不為這個政策買單。明初的皇帝，愁于如何防止藩王們造反。中后期的皇帝，愁于怎么以最小的代價養(yǎng)活這群人。

有《皇明祖訓(xùn)》這部宗室制度最高法典聳立在前，后代皇帝無法從根本上對宗室制度推倒重來。于是乎對于朝廷來說，要以最小的代價供養(yǎng)宗室，最好的辦法是設(shè)法控制宗室人數(shù)，削減高階宗室數(shù)量，這也是歷代努力的方向。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四月，秦藩第三代親王，秦隱王嫡子秦僖王朱志堩（排行第二）薨逝。因其尚未婚娶，沒有留下子嗣，由其庶兄渭南王朱志均通過兄終弟及的方式入主大宗，同時渭南國除封。秦藩是第一家發(fā)生統(tǒng)序轉(zhuǎn)移的藩國，它的處理方式成為后世效仿的定例，此舉為朝廷省下了不少郡王爵位。

明孝宗時期，在此基礎(chǔ)上又進行了發(fā)揮，《皇明祖訓(xùn)》對郡王絕嗣之后，是否可以兄終弟及并無作出說明，于是朝廷在這上面動起了歪腦筋。

弘治十四年（1501年）六月，秦藩保安王朱誠淥去世，其弟鎮(zhèn)國將軍朱誠漖屢屢上書請求襲封王位。對此，弘治十六年（1503年）三月，朝廷以《皇明祖訓(xùn)》明確表示“郡王子孫止授以本等官職”，“未有庶子襲封之文”，并以此前郡王庶子襲爵，同代只襲封一次為由，認定俱為庶子的朱誠潢、朱誠淥，能夠以兄終弟及的方式襲爵，已屬法外開恩，此事可再不可三。裁定朱誠漖無繼承權(quán)，只能“以本等官職奉保安王宗祀”。

明武宗時期又規(guī)定今后郡王無嗣，其宗支不得襲爵，可可基本停留在紙面上，如朱誠漖就在正德朝得以襲爵。但明世宗這個“白眼狼”繼位后，雖然不愿任伯父為養(yǎng)父，但對明孝宗控制郡王數(shù)量的思想?yún)s進行了全盤繼承，并進一步將非父死子繼類郡王稱為冒封，要求限期自首，否則嚴(yán)懲不貸，這一桿子下去又搞掉了一堆郡王。

當(dāng)然這種機會不是常有的，于是歷代皇帝不得不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創(chuàng)造機會對郡王以下的宗室人口進行控制。

晉藩慶成溫穆王朱鐘鎰的生育能力，著實令上到皇帝，下到地方官員，無不為之瞠目結(jié)舌，反地所在的山西省的官員，感受尤為深刻。弘治五年（1492年），山西巡撫楊澄為此大聲疾呼，請求朝廷及早出臺相關(guān)政策，堵住制度上的漏洞，以遏制宗室人口的快速增長。

宗室該管部門，禮部受命經(jīng)過討論形成決議，對自郡王以下的宗室，所能享有的妾媵（指正妻之外的小妾）數(shù)量出臺了嚴(yán)格地限制：郡王4人，將軍一級3人，中尉一級2人。算是邁出了控制宗室人口的第一步。

正德四年（1509年）三月，因周恭王朱睦?在位諸位叔叔請封的同時，提了一嘴汝陽王府鎮(zhèn)國將軍朱同錣私生子朱安汛三兄弟的問題，朝廷再次重申宗室婚娶的選擇范圍，嚴(yán)令各王府：凡樂女及非良家女所生子不許請名請封；各府宗室若未娶正室先有庶子者，所生子女不得請名、請封。

借此機會下旨對各府進行徹查，僅僅晉、代、周三府，就查出樂女所生子女一百三十九人。禮部給出的意見是，對已授封爵者七十人，未授者六十九人通通被開革為庶人。最終明武宗給予了寬大處理，裁定：已授者姑免，未授者革之止給冠帶，今后再有類似情況，連同輔導(dǎo)官一同治罪。

推動《宗藩條例》出臺

以上種種措施只是在對《皇明祖訓(xùn)》進行修修補補，基本屬于小打小鬧。故而明中期的歷代皇帝，雖然努力的想要控制宗室規(guī)模，但取得的效果實在有限。比如慶成溫穆王朱鐘鎰之子慶成端順王朱奇湞，就以實際行動給了明孝宗這個大侄子一記響亮的耳光，《明史·諸王傳》記載他“生子七十人”，王世貞在其所著的《皇明盛事述》更是指出他足足生了100個兒子。若這記載屬實，歷史上估計也就只有中山王劉勝同志可以超越他這個記錄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素來以正色立朝，敢于嚴(yán)懲奸惡的御史林潤上疏稱：當(dāng)今天下的稅賦，每年供應(yīng)京城開支的為四百萬石，而供應(yīng)各處宗室的歲祿竟需要八百五十三萬石，多了一倍都不止。山西一省存留的米糧額度為一百五十二萬石，而該省宗室的祿米需求達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一省存留的米糧額度為八十四萬三千石，而該省宗室的祿米需求達一百九十二萬石。

宗室的歲祿往往本色、折色各半。本色指供給的米糧等實物，折色指將米糧折算成大明寶鈔。也就是宗室所得的俸祿一半為米糧，一半為此時已成為廢紙一張的大明寶鈔。即便如此，山西、河南兩省的存糧，與宗室俸祿相比依然小有缺口。何況這些存糧并不是專為供應(yīng)宗室而設(shè)的，它包含了本地官員的俸祿，當(dāng)?shù)剀婈牭能婐A等支出。

既然供應(yīng)不上，那就欠著吧，反正這年頭欠債的才是老大，遂有了對宗室的積欠。年復(fù)一年，這積欠如同滾雪球般的越滾越大，這又導(dǎo)致債主家揭不開鍋。于是自嘉靖年間開始，屢有宗室集體追討積欠的記載出現(xiàn)。

嘉靖十一年（1532年）正月，“戊寅，韓府襄陵等府鎮(zhèn)國將軍偕涍等奏稱：‘各宗祿糧自嘉靖五年以來積欠計三十余萬石，有司不能給目。今饑饉薦臻，米價翔貴，束手待命，無以自存。乞發(fā)內(nèi)帑銀兩，布政司貯庫等銀，量行補給，庶可少延。’部議暫發(fā)太倉銀三萬兩給之。上曰：‘宗室祿糧積欠數(shù)多，情委不堪。依擬動支太倉銀三萬兩，并該省在庫堪動銀兩，相兼支補，后不為例。’”（《明世宗實錄》）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正月，“丙申，先是代世子廷琦奏：‘本府宗室歲祿積欠數(shù)多，乞發(fā)銀救贍。’戶部覆：‘宜行山西撫臣，查本省堪動錢糧，隨宜補給其逋負之?dāng)?shù)。督令有司嚴(yán)徵，并議將運司引鹽，除角□羊邊外，存補歲祿。’詔：以山西布政司銀八萬兩補之。余俱如議。”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七月，“詔：‘以陜西巡撫及巡茶御史三司各道贓銀，并戶口鹽鈔商稅收，復(fù)王府奏討山場稅課河泊花利，補給秦、韓、肅、慶四府祿糧。’ 時四府宗室八百余人，積欠祿糧數(shù)十余萬，撫臣以聞，故有是命。”

積欠之下，宗室生存狀況出現(xiàn)兩極分化，呈現(xiàn)“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至不能自存”的現(xiàn)狀。旱的旱死，澇的澇死，又導(dǎo)致另一個問題，貧困的宗室為求生存，仗著宗室的特權(quán)，時常聚眾鬧事，當(dāng)?shù)厥爻疾坏獡?dān)心遭受他們的侮辱，還唯恐因此生變。

林潤提出，既然“天下無可增賦之理，而宗室蕃衍無休時”，使得“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倒不如干脆曉瑜天下宗室，告知現(xiàn)如今朝廷對宗室的供養(yǎng)以陷入“勢窮弊極”，不得不求通之意。同時令戶部做一個以十年為期的計劃，估算出為備兵荒蠲免所用的存留需要多少，宗室在這期間可以獲得多少增封名額，能提供給宗室的祿米等費用共有多少，隨上諭一同下發(fā)給各地宗室。而后匯集各方面的意見，召朝中大臣及科道官共議，商討出一個令大家都能接受的議案，交由陛下陳綱獨斷，定為萬世不易之規(guī)。

林潤此議深得明世宗圣心，于是事下諸王議。

宗室們看不出，自己已成為拖累大明王朝肌體健康的一大毒瘤了嗎？顯然不是。但要他們支持改革，乃至自己提出改革意見顯然是不可能的。畢竟這場給個針對的是他們自己，一旦真進行改革，首先倒霉的就是他們自己，到時候極有可能會失去眼前優(yōu)渥的待遇。所以想讓他們自己革自己的命，那是休想。對他們來說，自己已經(jīng)淪落為備當(dāng)豬養(yǎng)了，基本不可能有政治實權(quán)，既然如此天塌下來自然有高個子頂著，有祖訓(xùn)護身，我就巍然不動，你能奈我何。這也是明末農(nóng)民起義軍已經(jīng)殺到眼前，但藩王們依然做鐵公雞的根本原因。

就在此時，看慣了宗室腐朽和爭權(quán)奪利生活的南陵王朱睦楧挺身而出為朝廷分憂。他結(jié)合自己的理解，給朝廷上了一份改革建議，總結(jié)起來共分七條：立宗學(xué)以崇德教，設(shè)科選以勵人才，嚴(yán)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貪，制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省祿費。

朱睦楧的這份改革建議可以說是全方位的：一方面通過立宗學(xué)、制拜掃，對宗室進行思想教育，提升宗室的整體品質(zhì)，準(zhǔn)許宗室參加科舉，以挑選出有用人才為朝廷所用；另一方面通過“嚴(yán)保勘”杜絕冒封、濫封現(xiàn)象，再通過“革冗職”將一批整天無所事事，只能尸位素餐，以至于窮困不堪的的遠支推向社會，讓他們自食其力。如此既使得宗室能通過自食其力改善生存環(huán)境，又可以有效降低宗室人口，配合“立憂制”減少宗室對財政的侵害。

若是這些建議全被朝廷采納，無論是對朝廷，還是對宗室，都不失為是一件好事。

然而，自建文帝以來，宗室始終是當(dāng)朝皇帝重點盯防的對象，即便是藩王出身的明世宗也依然如此。讓宗室通過科舉出仕，在政治上獲得晉升通道，顯然不符合皇帝和朝廷的意圖。

故雖然在禮部尚書李春芳的主持下，通過集采眾長，于嘉靖四十四年二月頒布宗室改革法案的《宗藩條例》，號稱“多采睦楧議云”，可總計67條的內(nèi)容，多集中在如何限制宗族的人口增長，及減少宗室對財政的侵害上，改善宗室政治地位的內(nèi)容并沒有被采用。

阿越說

隆慶元年（1567年），南陵王朱睦楧薨逝，享年68歲，賜謚曰莊裕。由于無子，南陵國除封。

然而在朱睦楧的遞交的改革建議基礎(chǔ)上制定的《宗藩條例》，在其后產(chǎn)生的巨大的作用。從那以后，宗室從襲爵，到賜田，再到日常開支，都受到了相對嚴(yán)格的監(jiān)管，想要再如往日般揮霍無度，就不那么容易了。

隆慶、萬歷年間，大明王朝因在宗室開支方面大大縮減，使得朝廷財政不再那么捉襟見肘。可以說眼見開始衰弱的大明王朝，竟然奇跡般的出現(xiàn)“隆萬中興”，《宗藩條例》也有著不可估量的貢獻，以至于張居正掌權(quán)時，又在這個基礎(chǔ)上制定了《宗藩要例》來進一步約束宗室。

由于沒有完全采納朱睦楧的方案，《宗藩條例》只能治標(biāo)難以治本，宗室寄生蟲的角色依然沒有絲毫改變，對宗室處置由皇帝一言而決也絲毫未變。萬歷朝，明神宗不顧群臣反對，先后賜予弟弟璐王朱翊镠、愛子福王朱常洵數(shù)倍于其他藩王的封賞。與此同時，明朝后期好多宗室成員，因為既得不到名分，又不許出去工作，竟然被活活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