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王朝興替，除了軍事上的動員準備外，新興政權所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重建法理，即找一個看似合理的推翻現政權的理由，讓民眾知道自己才是正統的延續。

粗略梳理，古代的“法理”（出兵借口）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吊民伐罪，替受苦受難的百姓主持公道；第二種是打出滅亡政權的旗號，如元末的紅巾軍起義，打的就是宋朝皇室后裔的名義；第三種則是借口氣數已盡，逼迫禪位，比如東漢和隋唐的滅亡就是以禪讓形式落幕的。

《尚書·牧誓》曾記載了周武王在滅商前發布的動員令，其中也同樣提到了紂王“俾暴虐于百姓”，看起來武王伐紂也是打著吊民伐罪的旗號。

然而需要說明的是，周武王口中的“百姓”跟秦漢以后的百姓概念是不一樣的，商周時期的“百姓”一詞衍生自“多生、百生”，也就是因母系傳承的關系被納入別家而成為異氏的后輩，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除王族外的其它宗族支系，并不是指代黎民百姓。

也就是說，武王伐紂其實還不算上是“吊民伐罪”，不僅如此，即使是“俾暴虐于百姓”這個出兵的理由，也是被周武王列為了最后一條。

那么周武王到底是以什么理由發動戰爭的呢？

周武王《牧誓》列舉了紂王的多條罪狀，其中排在首位的是“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翻譯過來就是“紂王只聽信婦人的話，對祖先的祭祀不聞不問”。

聽信婦言并不是重點，因為商朝原本就有婦女參與政治的傳統，比如商朝歷史上著名的女戰神婦好，不僅能帶兵出征，還能代替商王武丁主持祭祀。所以，“婦言是用”只是因，落腳點依然是紂王不祭祖。

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商周社會，不按時祭拜先祖，的確是一件可以上升到政治層面的事。但這件事不是由殷商王族，而是由身為人臣的周武王提出來，就有越俎代庖之嫌了。

殷墟的考古發現顯示，殷墟末期，即帝乙、帝辛（紂王）時期出土的祭祀卜辭大幅減少，相應的殷墟末期的人殉數量也遠不及武丁等商王在位時期，這固然是一種社會進步，但也印證了周武王指責紂王不祭祀祖先的確有所依據，不是憑空捏造。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上文中的疑問，周武王作《牧誓》的目的是給自己“臣弒君”披上合法外衣，換言之，指責紂王不祭祖，在當時無論是商人還是周人眼中，必然有著普遍的認同，不至于發出“紂王祭不祭祖，關你個外人什么事”的質疑。

那么，為什么當時的周人也好，還是反對紂王的其他諸侯方國也罷，對“紂王不祭祀祖先，所以我們有理由發兵問罪”這件事認為很合理呢？

陜西周原甲骨卜辭的考古出土，揭開了一段隱匿的歷史。

1977年7月，陜西岐山縣鳳雛村發現了6片有字甲骨，此后的近40年時間里，鳳雛村、周公廟、扶風齊家村等地先后發現了刻字甲骨299片，雖然在規模上與殷墟甲骨不可同日而語，但因出土于周人根據地，還是為我們透露了不少關鍵信息。

編號H11:1和H11:112甲骨上分別有這樣一段信息：“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貞：王其刀阝祭成唐……”“彝文武丁，貞：王翌日乙酉其求□爯中，作武丁豊□□王〔受有祐〕”。

成唐，也就是商朝開國始祖商湯，這兩片甲骨看起來是君王在祭奠先祖成湯、武丁和帝乙的，以祈求庇佑。按照殷商的祭祀禮儀，只有帝乙的兒子帝辛（紂王）才有資格祭奠這些先祖，莫非是紂王在周國舉行了一場祭祖儀式？

這一猜測很快被推翻。

鳳雛村同一地點發現的其它甲骨卜辭中出現了“衣王田至于帛，王唯田”（H11:3）“唯衣微子來降”（H31:2）以及“商王”“衣王”“克衣”（H11:3/4/26）等內容。

“衣”通“殷”，衣王也就是指代商王，“微子來降”指的是武王伐紂前紂王的庶兄微子啟秘密與周結盟的事。這種語氣口吻，顯然絕非商朝的占卜用詞。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從未出現“商王”“衣王”這種第三人稱用法，直接稱“王”才是對本族之王的稱謂。特別是“衣王”和“王”兩個主語出現在同一塊甲骨上，更是說明，主持占卜的這位“王”，絕非“殷（衣）王”。

更直接的證據來自甲骨本身。周原出土的甲骨方鑿、圓鉆平底、字體細小，行文上既有自上而下左行，也有自上而下右行，完全不同于殷墟甲骨的左右對貞。

所以，周原甲骨為周人制作無疑，而符合上述身份的人物也只有一位：周文王。

因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曾對甲骨上方的宗廟建筑木柱碳屑進行碳14測定，得出鳳雛甲組建筑年代“早不過文王，晚不過康王”的推斷。

而根據清華大學入藏的戰國楚簡（《清華簡》）記載：西伯侯姬昌在繼位第42年時已自行稱王，另據《竹書紀年》記載“帝乙二年，周人伐商”，這些記載與“克衣”等占卜內容相吻合。所以，周原甲骨只能是周文王以后的產物。

那為什么不可能是周武王呢？因為史書記載的很明確，周武王繼位后并未稱王，而是以“太子發”的名義發動滅商大戰的，在商朝滅亡后，周武王也就沒有必要再去占卜“克衣”能否成功了。

但另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已經有了滅商意圖的周文王，為什么會莫名其妙去祭祀成湯、武丁、帝乙這些商朝先王，讓這些商朝的先王保佑自己“克殷”呢？這不明顯矛盾嗎？

一種可能性是，周文王出于拉攏殷商貴族的政治目的，以祭祀殷商先祖來團結更多的反紂勢力支持，增強周人的實力。

然而，甲骨卜辭的用途本身就否決了這種可能性。甲骨文并非記事文書，而是占卜用詞，在占卜結束后即行掩埋，并不具備廣泛傳播性，這就限制了甲骨文內容只有貞人、王以及后世考古工作者才可能知曉。這跟明朝滅亡后，清朝的康熙皇帝大張旗鼓地去拜祭朱元璋的目的有著本質區別。

在講究“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的商周時期，周文王作為周人的國君去祭祀商人的先祖，只能表明周朝王室與殷商王室同族。

看到這里，或許馬上會有朋友提出質疑，周人不是夏人后裔嗎？周王姓姬，商王姓子，怎么可能是同族？

其實，在夏商以及周王朝前期，不同姓氏并不一定絕對是異族，《史記》曾記載“禹為姒姓，其后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同樣，組成商朝宗系的，除了商王的子姓外，還有墨胎氏、宋氏、北殷氏、目夷氏以及姬姓。

姬之所以是姓而非氏，是由于姬姓和商王是母系血緣。這一點，殷墟考古發現的甲骨卜辭可以證實。

武丁卜辭有“婦周”字樣，表明武丁的配偶中有來自周族的。

康丁時期的卜辭記載“其又姬，于妣辛”“辛酉卜，隹姬蚩，雨”。顯然，在商王康丁的卜辭中，姬姓是被祭祀者，又曾祭祀殷王先母妣辛，說明商王先母妣考中有幾位為姬姓。

而在武乙和文丁卜辭中，還會占卜姬人是否受害，“己卯卜，貞：王賓祖乙，爽妣己姬、婢二人”“辛丑卜，貞：王賓……姬無……”。

不僅如此，周王室的母族中同樣有來自商王室的女子，《詩經》有云“擊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贝撕笾芪耐踹€娶了帝乙的妹妹為元妃。

可見，商周兩個王室之間有著長達數百年的血緣姻親關系，這讓周文王具備了以殷商母族后裔的身份去祭祀商朝先王的合理身份。

這也解釋了周文王祈求成湯、武丁、帝乙這些商朝先王保佑自己能滅商的矛盾。在周文王看來，自己才是受先王護佑的后裔，并祈求祖先保佑他的王室，而非紂王的王室。

考古發現也同樣證實，在殷墟至西周中前期歷史階段，中原并未出現新的考古學文化，西周早期與殷商晚期遺址相比，除了帶有地方特色元素外，并無本質區別。無論是周王室的墓葬形制還是青銅器器形、紋飾，均難以呈現周人與殷人為不同族群的特征。

直到西周第四任君主周昭王時期開始，隨著宗法制度的完備，周王室開始強調殷周異族，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周朝的文獻把周王室塑造成了夏后氏的繼承人角色，祭祀體系中也剔除了成湯、武丁這些殷商先王，補充了很多先周祖先，如棄、公劉、太王亶父。

至于殷周同源的歷史史實，則被有意隱去了。而紂王的形象，也越來越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