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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 數十年來，有關納粹獨裁者的作品中，“我們為何如此關注希特勒？”是一個比“希特勒是怎樣的人？”更值得探討的問題。

• 紀錄片《希特勒的意義》（2020）電影截圖。

英國作家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在最近的一部紀錄片《希特勒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itler，根據塞巴斯蒂安·哈夫納1978年的同名小說改編）中沉思道：“我們對希特勒的理解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這似乎是一個新穎又顯而易見的結論。在二戰和大屠殺過去的幾十年后，這位納粹獨裁者仍然是人們普遍關注的對象。除了我們對自我意識的癡迷之外，還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有無數關于阿道夫·希特勒的藝術作品和文獻，哪怕是最微小的傳記細節，我們也會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來解釋他的生活和他為何變得如此恐怖。流行文化與其說是在反思過去的教訓，而不如說是更愿意迎合我們的集體自我。“我們為何如此關注希特勒？”是一個比“希特勒是怎樣的人？”更值得探討的話題。

德國導演漢斯-于爾根·西貝爾伯格（Hans-Jürgen Syberberg，1935）1977年的442分鐘紀錄片《希特勒：一部德國的電影》（Hitler：A Film from Germany）從極端主義、反現實主義的角度審視了這個問題，其中包含了不和諧的多重視角。希特勒生活中平凡的真相在各種藝術形式、聲音和藝術品中爆發。這是一部驚人且嚴謹的作品，它得出的結論是，希特勒是一個主要通過他周圍的文化而一步步演變成被神話的人。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國作家和評論家、著名的女權主義者）在談到這部電影時說:“西貝爾伯格堅信，電影人有一種道德上（和美學上）正確的方式來對抗納粹主義，因此他不會使用任何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小說風格慣例。也不會依靠文獻來證明其真實性。就像這部虛構性故事一樣，以照片證據的形式來展現暴行是有被默認為惡趣味的風險的。”

• 紀錄片《希特勒：一部德國的電影》（1977）電影海報。

就像法國著名導演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1925-2018）1985年的電影《浩劫》（Shoah）一樣（但也與其形式上的克制大相徑庭），西貝爾伯格有一種含蓄的理解，即具象的圖像不足以描繪人類精神中最可怕的沖動。描繪希特勒意味著在想象中助長他的宏偉感。正如《希特勒的意義》中的一個標題所斷言的那樣，這一切都有助于創建“迷人的法西斯主義”（fascinating fascism）。我們不愿直面自我扭曲的迷戀，卻在無意中延續了納粹主義和希特勒神話的宣傳攻勢。法西斯主義的死而不僵還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好萊塢的浮夸形象，這些形象原本是為了丑化，但卻無意中美化了反派。在傾向于關聯性的具象電影中，許多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更喜歡把自己與怪物（強者）聯系起來，而不是受害者。

《希特勒的意義》中的一個片段便完美地證明了這一點。電影制作人仔細研究了希特勒的自殺通常是如何在電影中被描繪出來的。在多部影視劇的場景中，我們看到鏡頭從他身邊移開，一扇門關上了，遠處傳來一聲槍響。他的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尊嚴。但是在他政權下倒下的受害者呢？在關于大屠殺的電影中，我們目睹了多少可怕、殘忍和赤裸裸的死亡？又有多少侮辱性畫面是以生動、恐怖的細節表現出來的呢？雖然《無恥混蛋》（Inglourious Basterds，2009，非線性敘事、暴力美學、架空歷史、新黑色電影）這部電影充滿爭議且并非沒有缺點，但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1963，美國著名導演）電影世界中希特勒遭遇的暴力結局，絕不僅僅是一個膚淺的復仇幻想。它強調了在大多數好萊塢電影中，關于誰才是暴力受害者的世俗性選擇。

• 電影《無恥混蛋》（2009）劇照。

就像將真正的犯罪膚淺地重新定義為某種程度上賦予權力、以受害者為中心和具有教育意義一樣，關于希特勒的電影經常試圖把我們的惡趣味重新塑造成憂慮和保守的產物。似乎關注希特勒生活中的私密細節，會在某種程度上阻止另一個種族滅絕的法西斯上臺。如果我們能識別這些跡象，也許生命就能被挽救。這些毫不掩飾地以暴力和權力為中心的作品，就好像觀眾正在接受某種超越常規好奇心的東西。

更多關于希特勒“體面的”的作品指向了這個想法，即他只是個普通人。2004年的電影《帝國的毀滅》（Downfall）中，布魯諾·岡茨（Bruno Ganz，1941-2019，瑞士演員）飾演了希特勒最后的日子，把他描繪成一個軟弱的、愛隨地吐痰的人，飽受著仇恨和自憐所蹂躪。把希特勒刻畫成“人”以外的任何形象只會讓他永世不朽，這種潛移默化的默契進一步激發了這些類型的刻畫。我們仔細研究他的個性、生平和所處環境，仿佛這樣就能保證像他這樣的人永遠不會再出現，仿佛種族滅絕只是過去的事情。

• 電影《帝國的毀滅》（2004）劇照。

在這種沖動之下，是在為了尋找某種“證據”，而證明人類本質上是善良的，證明像希特勒這樣的人是可以通過正確的文化預防措施來避免出現的。這種框架忽視了促使法西斯主義興起和持續的社會模式、經濟背景、思想和政治制度。對希特勒意義的探尋并非是對整個世界的反思，而是把反思轉向內在。在濫用權力和壓迫的系統中，集體的過錯會因為個人的罪行而被忽視。這些作品大部分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盡管希特勒是具有人性的，但他是個壞人，而“我們”是好人。

《希特勒的意義》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反思，采用了元文本框架（跨文本批評的方式）來質疑希特勒紀錄片本身的形式。作為一部關于希特勒的作品，它成為了一種練習，揭示了為什么某些方法（證詞和當代鏡頭）有效，而另一些方法（檔案鏡頭和油膩的自我意識）則無效。這部電影采用了一種只能被稱為相對“流行”的紀實手法，與其說是嚴謹，不如說是戲謔，因此這部電影常常帶給人一種輕微的感覺，偶爾甚至也會讓人感到厭煩。然而，這部電影也并非一無是處。尤其是這些采訪往往深刻而親切。在影片的最后時刻，一位研究大屠殺的著名學者和歷史學家耶胡達·鮑爾（Yehuda Bauer，1926，捷克學者），討論了納粹的正常人性，順便暗示“我們每個人都會把自我的想法付諸行動。”帶著沉重的意圖，這一想法縈繞在滾動的演職員表上。那么，我們付諸行動的代價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

END .

本文由“ABAGo”藝術主理人快樂大胖原創，不可轉載或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