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國家啟動了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目的是為了搞清楚夏、商、周三代的時間年表，特別是給夏朝理出一個基本的時間框架。

經過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歷史地理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學等領域的170多位專家長達5年的努力，最終得出夏朝始建于約公元前2070年的結論。

此后，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課本教材，均將“約公元前2070年”這個節點作為夏紀年的肇始，晚于這個時間點的為夏代，早于這個時間點的則是先夏時期。

然而，在《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性成果報告》發布十年后，陜西石峁遺址橫空出世。

陜西石峁古城遺址早在1976年即進行過初步勘察，但當時僅僅把它當作是一處史前石砌城址。直到2012年，考古工作者對石峁古城進行了重點發掘后才赫然發現，這座史前古城的規模超乎想象。

石峁古城內城面積210萬平方米，外城面積190萬平方米，城址總面積達到了400萬平方米，規模遠超290萬平方米的浙江良渚古城和280萬平方米的山西陶寺遺址，即使是被譽為夏朝中晚期都城的二里頭遺址，總面積也不及陜西石峁。

龐大堅固的石墻、原始“甕城”和“馬面”的出現以及大量玉器、人骨的發現，使石峁古城遺址三度入選中國十大新考古發現，向來嚴謹的考古工作者不惜用上了“石破天驚”、“橫空出世”這樣的描述性詞匯。

中華文明多元起源，夏朝時才出現了廣域王權政體，秦朝時才最終完成了大一統，在史前時期不同地域出現大規模聚居城邑原本不足為奇。

然而，碳十四系列測年及考古學系列證據表明，石峁城址初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廢棄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這也就意味著，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夏朝建立時，中國北方已經存在著一個超級政權實體，其規模和影響力甚至超過了夏朝。

首先來看石峁遺址，石峁古城建于半農半牧的陜北，相比二里頭遺址所在的伊洛平原，石峁土地貧瘠，大規模建城所需的人力、農業供給和玉器，并非單純源自當地，而是來自其所控制的陜北、內蒙和山西中北部，石峁發現的璜、牙璋后來還成了夏朝的禮器。

與石峁隔河相望的山西林遮峪遺址，遺址內涵與石峁古城相似，面積為40萬平方米，城墻防御功能于龍山晚期廢棄，城池聚落則沿用到了殷商時期，顯然是石峁古城的外圍二級聚落，屬于衛星城。

這表明，石峁并非孤立的超大型聚落，而是形成了以石峁古城為中心的金字塔形文明。

接下來再看二里頭遺址，夏商周斷代工程測定的夏朝始建年份為公元前2070年，但考古發掘也已證實，在公元前1900年之前，伊洛盆地中心區的人口密度并不大，大片地區無人居住。二里頭考古隊長許宏教授曾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時間里，也就是文獻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學上看不到中原地區有王朝氣象”。

而碳十四測定的二里頭文化上限也未超出公元前1750年。直到公元前1750年之后，伊洛盆地腹地才出現了大量人口，建造了二里頭城址和宮殿建筑群。

二里頭遺址所在的伊洛平原地區，雖然有著適宜大量人口聚集和支撐糧食生產的肥沃土地，但伊洛平原并不是銅礦石和綠松石產區，出土于二里頭遺址的青銅器銅礦原料和綠松石原材料分別來自北方的中條山和陜西的商洛地區。

這表明，二里頭也具備了跨區域的資源調配能力，不再是一國一城的原始方國，而是的的確確的王朝，雖然至今未能發現自證其是“夏朝”的文字材料，但在同等的時空框架內，沒有比夏朝更吻合的了。

但問題出現了。

根據碳十四測定的結論，石峁古城無論是始建年代還是廢棄年代，都早于二里頭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也就是說，文獻中的夏朝其實在公元前1750年之后才真正達到了跨地域文化傳播的政治形態，進入了廣域王權階段，并在伊洛平原建成了375萬平方米規模的城邑。

由此，按照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的結論，夏朝其實被劃成了早晚兩部分，晚期是二里頭，至于早期，則是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750年。

在這300年的時間里，華夏大地是什么狀況呢？

石峁人雄踞北方，修建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國所見規模最大的城址，囊括了大型宮室、池苑、護墻，并一度出兵南下摧毀了位于晉南的堯都陶寺，而后者正是大禹建夏之前堯舜古國聯盟時代的政治中心。

彼時的夏朝，即使是王城崗遺址（禹都陽城），遺址規模也不過區區1萬平方米，以出土陶器判定的文化群體，還十分單一，尚未形成地緣政治集團。

如果把公元前2070年作為夏朝肇始的話，那么陜西的石峁無疑是一個Bug級存在，因為此時王朝的發達程度和對周邊的輻射甚至不如被稱之為方國的石峁，或者說，如果彼時的夏是一個朝代的話，那么石峁又該是什么呢？

不少學者試圖修補這個Bug，把石峁解釋為黃帝都邑或北狄都城，試圖通過將石峁解釋為夏朝之前的文明，或干脆排除出中原范疇，視其為游牧北狄。

但說石峁是黃帝都邑，顯然無法解釋碳十四測年所呈現的現實，即石峁所處年代已經跨越了龍山晚期至夏朝中前期，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實黃帝的生存年代與堯舜同期甚至晚于堯舜（石峁與堯都陶寺始建年代均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相差無幾）。

至于北狄說，則得不到體質人類學的支持。

根據吉林大學生命科學科研團隊的研究顯示，石峁遺址非祭祀坑提取的兩例父系古DNA分別為C2e1b2（C系南支，在現代漢族占比10%）和O2a2b1a（現代漢族主流類型），母系線粒體DNA則分別是G2a1（華北偏西）和D5a2（華北偏東），主體族群是仰韶時期北上的南方人群。

石峁出土的陶器與北方草原的陶器不存在任何聯系，但石峁所出土的牙璋卻被二里頭所傳承，成為了夏朝的國之禮器，并一度沿用至殷商末期的三星堆文明。

可見，石峁是土生土長的中國文明，在體質人類學上與陶寺更為親近。這也就意味著，石峁不僅參與了中原文明圈的形成，而且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

事實上，如果比照二里頭文明來判定，公元前1750年之后的夏朝是真正的王朝，但這并不意味著夏朝始建年份從公元前21世紀壓縮到了前18世紀。

考古發現顯示，在二里頭時代的地層之下，覆蓋著灰色泥沙，研究顯示，這層被二里頭文化疊壓的灰色泥沙是被河水從別處搬運到伊洛平原的。

另據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項目號15CKG007）的研究成果顯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黃河中下游出現了以人口銳減為顯著特征的大災難，從龍山時代到二里頭時代，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聚落總數量從1669個驟降至180個。

這說明，史書記載的大洪水出現時間剛好是二里頭文明誕生之前的公元前1900年之前，這個時間點也與大禹所處的年代大體吻合。

所以，早期的夏并未超脫堯舜古國的政治形態，稱之為夏國似乎更契合實際，它的北方存在一個更為強大的政體—石峁，這種結構頗有點像南北朝，北強南弱，受制于太行山脈和黃河阻隔，石峁與夏之間并沒有直接的沖突。

大洪水的意外到來，滋潤了含有大量腐殖質的洛陽盆地，也改寫了中原古國林立的政治格局，以夏人為核心的不同族群紛紛進入洛陽盆地，最終誕生了突血緣和地域限制的夏王朝，而這個夏王朝比昔日的北方霸主石峁更為強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