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對國家大事有一段非常精煉的總結：“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即祭祀與戰爭，是一個國家最主要的兩大事務。但這段凝練最早并非指代周代社會，而是指殷商王朝。

商朝對祭祀和軍事的熱衷，近乎狂熱。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判定，商朝的國祚始于約公元前1600年，終結于公元前1046年，前后存續約550余年。

然而，這個存在了550年的王朝，卻有近400年在打仗。

商湯滅夏“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奠定了商朝的統治根基，在經歷了一百余年的和平之后，從商王仲丁遷都于囂開始，商朝開啟了對周邊方國的大規模征戰。

仲丁征藍夷，河亶甲征夷、班方，武丁伐鬼方、土方、羌方，武乙征犬戎，帝乙征夷方、盂，直到末代君主紂王在位時，商朝依然在調集大軍征伐東夷，東征西討。

夏朝遺存二里頭遺址中，出土文物以禮器為主，偶然發現的兵器，也屬非實戰性質的禮儀用具。而商朝卻截然相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出土的青銅器中，兵器比例占到了15%，商朝中晚期的殷墟遺址出土的兵器比例上升到了70%。殷墟西區發掘的939座墓葬中，有166座出土了實戰兵器，甚至包括平民墓葬。

殷墟不僅發現成批的戈、矛、箭簇等青銅兵器，還出土了大量戰俘頭骨，人種囊括了蒙古人種、太平洋黑人種、高加索白人種、愛斯基摩人種等等。甲骨卜辭中，商王出征前要占卜祭祀，戰爭結束后還要向祖先燎祭。

顯然，商朝呈現在世人面前的依然是一個軍事帝國，戰爭和祭祀幾乎占據了這個帝國絕大多數統治時間，東征西討是歷代商王的主要政治活動。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商朝如此熱衷于戰爭，真的是因為殷人好戰嗎？

我們首先來看傳世史書和出土的甲骨卜辭關于商朝征戰是怎么說的。

仲丁征藍夷，是“藍夷作寇”侵入殷商疆土；武丁征伐土方、鬼方，是因為對方“數侵殷邊侯田”；征伐羌方的起因是“貞乎吳御羌”（命令王室貴族吳抵御羌的進攻）；而商朝后期對東夷的大規模征戰，史書記載的很明確，“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時國力衰弱，東夷入侵攻入中土）”，“商紂為黎之蔸，東夷叛之”。

總而言之，殷商數百年的對外戰爭其實主要分兩種：第一種是對背叛商王朝的諸侯方國的征伐；第二種是對入侵者的自衛反擊。

事實上，考古發現顯示，在二里頭向二里崗文化過渡時期，伊洛平原并沒有發現任何洪災跡象。武丁時期雖然遭遇了洹水泛濫，但商朝都城始終在安陽殷墟，沒有再發生遷徙。

這說明，商朝立國后的5次遷都，并非像后世所認為的那樣是為了躲避洪水，商朝遷都的路線反倒是與它的“自衛反擊”作戰的用兵方向暗合。

比如藍夷（今山西東南部屯留藍水一帶）作寇，仲丁遷都于囂（今河南鄭州）征藍夷；班方（今山東曹縣一帶）作亂，河亶甲遷都于相；遷奄（今山東曲阜）后“征丹陽戎”（今山東曲阜西）；遷殷（今安陽）后，卜辭中出現的商朝征伐對象變成了山西中北部一帶的土方、鬼方，以及安陽以東的東夷。

如果把夏朝遭遇東夷有窮氏方國的入寇（后羿代夏）看作偶然事件的話，商朝所遭遇的周邊方國的不斷侵襲，似乎讓人不能理解，為什么這些周邊的方國時不時都要去挑釁一下商朝呢，商朝的周邊環境為何要比夏朝時差得多？

最早對這個問題作出考證的，是郭沫若先生。郭沫若認為，商朝的宿敵—土方是被殷人驅逐后逃往西北的夏民族，故對商朝侵擾尤烈。此后，學者程憬也提出“我們因知夏民族自為商所擊敗之后，其族一部仍留東方，而一部則已退至西北……”，得到了中科院研究員胡厚宣的認同。

如此看來，商朝立國后，周邊依然存在著諸多夏人支姓或不服殷商統治秩序的夏代方國。

這一結論很快得到了考古發現的佐證。

根據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對536處夏代考古學文化遺址的空間分布統計顯示：夏文化遺存在汾涑盆地、長治盆地和環嵩山地區形成了3個遺址聚集區，這也就意味著除了夏朝的統治核心—伊洛平原的二里頭遺址外，夏人支姓和服從夏后氏統治的方國，分別雄踞晉南、晉中、豫東以及沂沭河和淮河流域（即后來的東夷區域）。

這種夏文化遺存的空間分布，與殷商王朝數百年來的征戰用兵方向存在大幅度重合。

不僅如此，近年來對四川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也發現了有來自二里頭夏文化的陶器、玉器以及牙璋。眾所周知，牙璋是夏文化的典型器物，夏亡后，商朝將流傳下來的牙璋改制為其他器物使用，而三星堆發現的牙璋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在形制上還有改進和發展，依然是三星堆人的祭祀重器。

這一發現也揭開了商朝不惜勞師遠征“伐蜀”的原因，即夏亡后，有夏遺民從豫西逃入了成都平原，與四川本地的土著居民（寶墩文化）共同創造了三星堆文化，這也是《史記》《蜀王本紀》等史書傳說“大禹生于蜀、長于蜀”的原因所在。

可見，商朝雖然通過戰爭從方國升格為中央王國，但其對于統治秩序的構建和維護，卻持續了數百年。甚至就連推翻商朝的周人，都自稱“我有夏”（周人自謂其國曰夏），雄踞北方草原數百年的匈奴（鬼方、獯鬻），在史書中也被認為是“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

那么為什么夏后氏的支姓、方國勢力依然會如此龐大？

事實上，夏朝脫胎于原始部落時代的方國聯盟，它的建立，第一次讓以血緣為紐帶的方國有了共同的國家意識，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跨地域文化族群。

得益于大禹時代不同族群的協作治水，大禹成功建立了西至崇山，東至東夷、涂山，北至晉南的陶唐，南至湖北石家河的相對松散的廣域王權體系。

而彼時以河北漳河流域為核心的下七垣文化（先商部落），被晉南長治盆地的夏后氏方國阻隔在了太行山以東，并未參與這一構建。

此后，當商族通過戰爭擊敗伊洛平原的夏后氏后，其所構建的“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的強權政治格局，將神權和世俗權力高度集中于商王于一身，遠遠不同于夏代的松散聯盟制王權，故而很容易招致從夏人方國的不服與入寇。

所以，商朝550年歷史中，屢屢出現興則諸侯歸之，衰則諸侯莫朝的奇特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