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居民融資需求持續低迷，居民部門去杠桿特征尤為顯著。1-5月居民新增貸款只有13318億元，是近十年來新低，而存款大幅增加78561億，創歷史新高。作為應對，政策力度還需加強，特別是扭轉收入預期、改善就業，提振居民消費如大規模發放消費券和加強金融科技的作用等。

　　疫情嚴重沖擊就業和收入預期。4月疫情反彈和封城防疫的沖擊集中顯現，供需兩端全面走弱，經濟下行超出預期。城鎮調查失業率升至6.1%，超過2020年同期，青年人和大城市失業問題尤為突出。盡管高頻數據顯示，5月經濟已經出現回暖跡象，但較本輪疫情前仍有明顯差距。就業市場惡化勢必沖擊居民收入預期，導致居民行為出現相應調整。

　　居民部門去杠桿特征顯著。5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8900億元，同比多增3920億元，較4月明顯改善。但在就業和收入預期降溫背景下，實體融資需求持續低迷；特別是居民部門，今年以來去杠桿（貸款減少、存款增加）特征突出。

　　1-5月，居民新增貸款13318億元，是近十年來新低。其中，短期貸款僅為1927億元，創2009年以來的新低，反映居民消費表現乏力；中長期貸款也只有11433億元，是2016年以來新低，表明購房需求薄弱。

　　1-5月，居民新增存款78561億元，創歷史新高。其中，前4個月定期及其他存款增加72960億元，創歷史最高水平，較上年同期增加近2萬億元；活期存款減少1801億元，反映居民信心不足，減少手中“活錢”而增加定期儲蓄。

　　政策力度還需進一步加強。當前居民部門已經出現收縮資產負債表的苗頭，而發達經濟體的經驗顯示，一旦居民開始趨勢性縮減資產負債表，對經濟增長的沖擊將更加持久和劇烈。例如，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居民部門杠桿率由接近70%持續降至2015年的60%以下，期間日本經歷了長時間的經濟衰退。鑒于此，政策力度還需加強，特別是扭轉收入預期、改善就業，提振居民消費如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等。

　　附：《疫情之下，中國如何扭轉消費下滑？》（本文首發于FT中文網）

　　文| 沈建光

　　3月以來，新一輪新冠疫情爆發并迅速蔓延，對中國工業生產、進出口貿易、物流快遞等造成沖擊，使以“三重壓力”為特征的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其中，需求收縮、消費下滑首當其沖。4月13日國常會以來，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商務部等多部門密集發文部署促消費。如何迅速扭轉消費下滑態勢，已成為中國政策層應對本輪經濟下行的核心課題。

　　但最新部署中仍少提及消費券政策。在筆者看來，國內外消費券的廣泛實踐已經表明，相關政策在扭轉短期消費下滑方面效果十分顯著，當前理應引起決策層足夠重視。

　　消費下滑：扭轉頹勢已刻不容緩

　　疫情沖擊之下居民消費下滑已成經濟主要風險。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3月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增速均低于1-2月，但名義社零總額的增速跌幅最大，當月同比大幅降至-3.5%、創2020年5月以來新低。分品類看，除食品、飲料、藥品外，多數品類同步下挫，金銀珠寶、服裝、家電、石油制品、化妝品、日用品、汽車零售增速較1-2月下滑均超10個百分點；此外，餐飲收入同比降至-16.4%，反映接觸性聚集性消費面臨巨大沖擊。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疫情防控措施影響。新一輪疫情爆發以來，封城封路等措施迅速擴大，大規模阻斷了交通運輸和商品配送通道。另一方面則是就業壓力加劇。疫情疊加行業整治之下中國結構性失業壓力加劇，3月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跳升至5.8%；其中16-24歲青年人口失業率達到16.0%、處于2018年以來同期新高，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升至6.0%、創有數據記錄以來的新高。

　　消費下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拖累將進一步顯現。值得注意的是，在社零增速下行的同時，一季度GDP當季增速（4.8%）反而較去年四季度（4%）有所回升，其中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仍然接近70%。這或許意味著消費下滑對于經濟增長的拖累并未完全體現，二季度GDP增速可能進一步下滑。

　　國內外政策實踐：消費券始終是刺激消費核心選項

　　上述情況下，要穩住宏觀經濟大盤、扭轉市場預期，盡快發力提振消費已刻不容緩。筆者觀察到，國內外不乏刺激消費政策的成功案例，其中多將消費券作為核心政策選項。

　　海外方面，“食物券”計劃在美國已成常規政策。早期消費券運用實例可追溯至大蕭條時期的美國，其首創的“食物券”計劃始于1939年5月，該計劃共實施4年，受益人累計達到2000萬人次，覆蓋了美國近一半的縣（郡），總計耗資2.62億美元，最高峰時該計劃同時資助400萬人。由于在幫助窮人、避免饑荒等方面曾取得良好效果，“食物券”計劃在1961年5月重啟，并于1964年由時任美國總統約翰遜提請國會通過了對“食物券”計劃的永久性立法。延續至今，美國農業部已將“食物券”計劃發展成一項常規的貧窮救濟制度，即“營養補充援助計劃（SNAP）”。

　　疫后英國的“半價就餐優惠計劃”效果也較好。疫情爆發后的2020年8月，英國財政部曾推出為期一個月的“半價就餐優惠計劃”，也可看作是消費券的一種。該計劃在8月份的每周一至周三為居民餐飲消費提供半價折扣補貼、上限為每人10英鎊。從效果來看，該計劃在實施期間帶來了商業街和購物中心的客流激增，對當時受到疫情沉重打擊的英國零售業帶來了直接提振作用。

　　國內方面，疫后實踐已證明了中國消費券政策的有效性。根據筆者不完全統計，2020年3月至2021年11月，全國有上百個地（市、縣）先后實施了超500輪消費券計劃，其中多數取得了較為顯著的短期局部效果；林毅夫、沈艷等對截至2020年4月18日之前實施消費券計劃的36個城市進行了統計，結果顯示乘數效應（關聯消費金額/消費券核銷金額）多分布在3.5—17倍之間。2021年香港消費券計劃在短期內也對本地消費帶來明顯提振，數據顯示自去年8月開始分批次發放消費券以來，香港零售當月同比增速迅速扭轉了此前的下行趨勢。

　　變相消費券：“汽車家電下鄉”效果顯著

　　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中國推出的“家電、汽車下鄉”政策，以財政資金作為支持，直接針對特定人群、特定商品進行補貼，實質上與發放消費券無異。

　　政策的補貼力度空前。官方統計的數據顯示，從2007年開始實施“家電下鄉”政策，截至2012年9月，中央和地方財政累計投入補貼資金765億元，平均向每個農村家庭發放補貼近400元，實現銷售額6597.6億元；在“汽車下鄉”政策實施的22個月（2009.3-2010.12）中，全國補貼下鄉汽車、摩托車1791.47萬輛，累計兌付資金265.67億元。

　　效果也十分顯著。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中國大宗家電出口同比下降7%；而家電下鄉政策的實施帶動家電行業銷售產值從2009年6月開始由負轉正，最終實現2009年全年增長3%；據統計，2009年全國“家電下鄉”中標生產企業累計出貨量近9000萬臺，全年銷售額1500多億元。截至2009年12月，商務部監測的千家重點零售企業家電銷量同比增長18％，2009年全年汽車銷量達到1364萬輛，比2008年增長46％。

　　政策有效撬動了農村消費市場。在家電、汽車下鄉政策的推動下，2009年農村消費增速自1987年以來首次快于城市，全年農村消費超4萬億元，同比增長約15．5％；而根據商務部數據，2011年家電下鄉產品銷售額占鄉村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10%；政策實施期間，平均每戶農村家庭購置了1臺以上家電下鄉產品。

　　政策建議：發行特別國債，全面發力消費券

　　面對需求收縮、消費下滑的嚴峻形勢，中國決策層已在加緊應對。4月13日國常會重點部署疫情紓困（物流供應鏈、穩價保供、消費服務業）、促進新型消費（智慧+）、擴大重點領域消費（服務消費、汽車家電大宗消費）、挖掘縣鄉消費潛力等方面，隨后商務部新聞發布會、國辦《關于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意見》均圍繞上述部署展開。但現有措施來看，仍鮮有提及消費券。

　　國內外刺激消費政策的實踐經驗表明，當前形勢下不宜再低估消費券的作用。在筆者看來，減稅降費并非萬能、尤其面臨“幸存者偏差”，基建投資也面臨項目效率下滑的困境。相較而言，消費券可更加直接快速地作用于需求側，在經濟下行期能夠發揮更快更大作用，逆周期政策屬性更加突出。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當前由中央層面推動、全面發力消費券政策的必要性十分凸顯，可考慮發行5000億元抗疫特別國債，定向用于支持消費券政策實施。

　　具體操作方面：一是可參照香港經驗發放一定額度的全民消費券，帶動全民消費熱潮、扭轉內需預期。二是注重定向投入，加大對困難人群、困難地區、農村縣域消費者以及中小微企業的定向支持力度，將餐飲旅游、家電汽車以舊換新等短板作為重點支持領域。三是強化數字科技賦能和企業補貼協同，支持同時具備實體企業基因和屬性、又擁有數字技術和能力的新型實體企業帶動幫扶中小企業發展，加快線上線下融合、優化消費券政策設計，提升精準度和乘數效應。

　　附：《經參時評｜供需齊發力持續提振消費》（《經濟參考報》3月17日刊發）

　　文| 沈建光 朱太輝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近年來，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維持在60%左右的高位，持續提振消費已成為擴大內需、穩定增長的重中之重。當前亟須從供需兩端綜合發力，推動消費持續恢復。

　　受益于經濟發展與疫情防控的統籌兼顧，2021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44萬億元，同比增長12.5%，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實際增長12.6%。今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回升到6.7%，但中小企業經營壓力和青年就業壓力仍然較大，削弱了消費的收入基礎，且儲蓄存款比例提升表明居民消費的意愿不強。為更好地提振消費和擴大內需，亟須從供需兩端綜合發力，通過發放消費券、順勢發展新型消費匹配企業減稅降費、留抵稅額退還等措施，盡早解決消費走弱的苗頭性問題，推動消費供需實現更高水平的“雙向循環”。

　　供給端，要加大企業稅費減免和留抵退稅力度，夯實消費的收入基礎。上億市場主體承載著數億人就業。一方面，要加大企業減稅降費力度。盡管PPI已經見頂回落，并帶動“PPI-CPI”剪刀差收窄，但俄烏沖突對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帶來極大擾動，外需的不確定性加大，中下游企業生產經營依然面臨較大挑戰。對此，需要實施更大規模、更大力度、組合式的減稅降費政策，如提高減免幅度、擴大適用范圍等，并加強減稅降費與貨幣、信貸、產業、就業等政策的協同，形成企業紓困合力，夯實消費的就業和收入基礎。

　　另一方面，要落實好留抵退稅等直接紓困措施。減稅降費政策效果高度依賴市場主體盈利狀況，具有順周期屬性。近來部分中小微企業持續面臨較大的經營困境，盈利狀況不佳，制約了減稅降費作用發揮。同時，2021年我國財政支出整體較為克制，收大于支，財政存款處于超5萬億元高位，加上特定金融機構和專營機構上繳近年結存利潤，給今年穩增長預留了較大空間。為此，可在財政資金直達機制下，進一步加大直達機制的資金規模，落實好1.5萬億元留抵退稅政策，通過直接的財政補助和稅收退還等措施，改善企業現金流，幫助中小微困難企業渡過難關。

　　需求端，可推出消費券并積極發展新型消費，提升居民消費意愿。疫情發生后，消費券成為多地推動消費恢復的重要抓手之一。據不完全統計，2020年3月至2021年11月，先后有上百個地市縣實施了超過500輪地方消費券計劃，效果明顯，但規模尚小。鑒于當前地方政府債務負擔較重，在全國層面統籌加大力度，推動發放消費券正當其時。

　　此外，還可以積極發展新型消費。順應消費數智化、綠色化、定制化發展趨勢，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線下消費場景數字化改造有效結合，創新推出多元化、智能化、數字化消費服務模式和產品。

　　開白轉載、采訪合作請聯系微信（ID：yxj615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