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們越不喜歡這個選題，我就越想把它做出來。那是去年春天，我剛從反復封校中解脫，幾份實習都做得不愉快，又要立刻面對畢業出路問題。在這人生階段交接的真空時刻，一種旁觀者的憤世嫉俗壓過了焦慮。那些保研、出國的同學，在我看來無非是順竿上爬了四年，根本不配叫文科知識青年；媒體記者編輯擅長以公共利益之名，教唆實習生榨取信源的每一絲價值和感情；至于那些“反叛”些的朋友，做公益的，搞樂隊的，則喜歡用情懷掩飾不求上進的態度，在逃避了真實世界的復雜性之后，又試圖逃避手頭工作的復雜。我暗暗發誓，自己不能變得和他們任何人一樣。

《夢游人》與流暢的故事，正是在這個節點，迷住了我。

流暢的現實感并不好。他常說的一句話是“人只是寄居在這個世界”，換言之，我們不過是在各自的生活和命運中行走，而在此之外，還有一個更為超脫，也更為本真的自我。2019 年，他的網店生意第三次垮了，三次賣的都是家鄉潮汕特產——胸罩、內褲、睡衣——三次關門的原因也都差不多。有一次他囤了一批貨，想著在雙十一賺上一筆，結果入駐會場、分到流量的都是大牌商家，庫存一下就拖垮了他。他當然也懂得投放廣告，但利用不好競價排名和算法推薦的規則，有時五六千的推廣費才換來一萬塊的銷售額。雖然對淘寶平臺略有微詞，但他說自己的失敗也正常。他自認從來不是“會算計”的人。

那時他不過 27 歲，但在村里人看來已經老大不小。有幾個同學，初中沒畢業就外出闖蕩，趕上數字時代紅利，在華強北賣電子配件發了財。弟弟去了深圳打工，留在家鄉的妹妹結婚、生小孩，而他呢，錢賠得精光，熱衷的文學翻譯工作也因生活壓力一度中斷。

前女友的妹妹曾說他“你這算哪門子的翻譯”，他也以此概括自己尷尬處境。其中一層意思是，家人和鄰里并不理解他在做什么，說起“翻譯”這個詞，第一反應是中央首長身邊的外交官。另一層意思，高中學歷，外語和文學主要靠自學，被主流文學圈拒之門外。譯作出版了兩本，收入寥寥，銷量慘淡。而那套八年前就開始翻譯的大部頭《夢游人》一直都沒有譯完，出版社預付的四萬塊錢稿費，則被拿去還了生意的欠債。

一次無意，流暢發現復旦投毒案的嫌犯林森浩家就在隔壁村，不過一公里之遙。他覺得自己和林有不少相似：家中長子，性情孤僻，喜愛讀書；與家里人格格不入，又沒法融入城市文化的生態和邏輯，兩邊沒有著落。流暢想，這種撕扯下干出些極端的事，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對流暢而言，那件“極端的事”就是譯《夢游人》。中學階段他迷上文學，給自己起了“流暢”的筆名，學得最好的一門是英語。他既看魯迅、老舍、王小波，也從網上打印下《老人與?！贰ⅰ抖及亓秩恕返脑拈喿x背誦。

在做過泥瓦匠和黑車司機的父親期待中，這個他起名“鄭富豪”的內向男孩，本應像鄰居家的兒子一樣，考上中山大學，然后做醫生、公務員或其他掙錢的職業；但流暢高中讀了四年，高考落榜兩次。離開學校，流暢倒覺得解脫——那不過是一套集體口號和集體生活構成的模具，打造一批批優品、合格品與次品；在他看來，既然自己只能當次品，不如甩開模具，自生自滅。

2011年，這個個子不高、眉清目秀的 19 歲青年先是去廣州，做了一份與自身氣質完全不符的工。那是在貨運站倉庫當保管員，月薪 2000，睡覺就在貨堆上。有時半夜來了貨車，搬運工早已回家休息，流暢還得和貨車司機一起，卸上百斤的沙發、音響。

在廣州他第一次知道網購，從此近半的收入花在從亞馬遜買英文書。從拉什迪的《哈倫和故事?！烽_始，他嘗試做一些翻譯，投給文學雜志掙些小錢；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則讓他第一次知道赫爾曼·布洛赫，知道《夢游人》三部曲，這部從未被譯介成中文的作品，在文學史上有著怎樣的地位。

接著就是辭職，回家，發誓一年譯完《夢游人》。父親當然反對，甚至威脅送他進精神病院，但在流暢看來，這個決定沒有那么瘋狂——那年家里蓋房欠了十幾萬的外債，對比之下，倉庫保管員的工資不過杯水車薪。

他自認在翻譯上有些天賦，想著利用起來總比做體力活強，還能像茨威格建議的那樣，借此學習小說創作?！拔膶W”一詞在今天被蒙上了太多浪漫與理想主義的光暈，而對于當時的流暢，這劑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解藥，看起來是如此確實。

可八年過去，他與周遭環境間那根依靠“命運”維系的細弦卻越繃越緊。小鎮人人相識，壓抑的氣氛從家庭擴散到鄰里，人們說鄭富豪走街串巷、游手好閑。開網店本是為了謀生，但牽扯進的精力、情緒與金錢甚至超過了翻譯。一些網上認識的文學圈朋友曾勸流暢離開家鄉，過去他頻頻拒絕，認為大城市壓力大、自己無法跟“外面的人”相處，這次關店后，卻主動選擇了離開。帶著幾本書、戶頭上僅剩的三千塊錢和一臺分期付款還沒還清的筆記本電腦，流暢坐上了開往上海的火車。這是他人生第一次離開廣東。那天是 19 年 5 月 25 號，他對這個日期記得清楚，因為整整七個月后的圣誕節，他完成了近六十萬字的《夢游人》譯本終稿。

卡內蒂記憶中，赫爾曼·布洛赫在 1930 年代維也納街道上行走的樣子，就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大鳥。那時卡內蒂不到三十，憑借幾部手稿在小圈子里有了些名氣，但尚未有任何作品正式出版；而《夢游人》三部曲已經確立了布洛赫的地位，在維也納的文藝沙龍上一談起“先鋒派”，三位公認的作家楷模便是喬伊斯、穆齊爾與布洛赫。因此，1932 年夏，當卡內蒂得知布洛赫要來參加他的劇本朗讀會時，內心滿懷期待。

最后給卡內蒂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布洛赫的文學見解，而是他呼吸與行動的方式。聆聽劇本時，這位大作家像只小鳥一樣，把腦袋縮在肩膀中，“安靜具有質感，沉默比其他人更猛烈”；每當卡內蒂與他四目相對，“他的眼睛就屏住了呼吸?！钡冗@部激烈抨擊市民階層的劇本朗讀結束，有參會者向卡內蒂報以禮貌的微笑，而布洛赫，卻表現出真正沉浸作品中的憔悴與疲憊。

自此，卡內蒂與年長自己 19 歲的布洛赫成為了朋友。二人性格大相徑庭：卡內蒂年輕氣盛，已經開始構思自己的“畢生之作”，而布洛赫待人拘謹，從不掩飾自己的困境，對他人的寫作計劃往往只評價一句“你去做”。人們經常能看到布洛赫在大街上低頭趕路，一副匆忙的樣子，但在卡內蒂看來，那不過是他的自我保護；事實上任何人都可以攔住他，挽起他的胳膊攀談幾句，并得到全神貫注的傾聽作為反饋。

若干年后，已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卡內蒂在回憶錄中寫道，布洛赫的獨特魅力，正在于他“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弱者’”：“既不為了勝利，也不為了擊敗他人。宣布宏偉的計劃，是他靈魂深處所反感的?！薄安悸搴湛偸亲尣?，只有讓步才能讓他吸取?！?/p>

布洛赫有這樣的個性，或許和他的成長經歷密不可分。作為保守猶太富商家庭的長子，他年輕時屈從于父親的意愿，做了幾年軍官，又繼承了家族紡織廠；但個人興趣和二十世紀初維也納的文化氛圍驅使他同時研習著文化與哲學。后來他將這一時期的維也納形容為“歡樂末日”：這里文藝高度發達，弗洛伊德、馬勒、勛伯格、茨威格匯聚于此。咖啡館里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對帝國邊境日益激烈的民族矛盾熟視無睹，反而熱烈探討著形而上學和認識論。

然而，當一戰爆發、哈布斯堡王朝覆滅、奧匈帝國解體，這一切看起來都不過是小資產階級虛無的智力消遣。

戰后十年，布洛赫的思想天翻地覆。他謙和、內斂，但從來不是囿于書齋的知識分子——一戰末期他替紅十字會管理過軍醫院，到了戰后政局動蕩的年代，則以工廠主身份加入勞工委員會對抗失業問題，還在法院任職調解勞資矛盾。

二十年代后期，年屆四十的布洛赫賣掉工廠、進入維也納大學聽課，開始專心于創作。他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夢游人》結合了哲學理論和個人經驗，1930-1931 年間一經推出，就在文學界取得巨大成功。

《夢游人》中，歐洲的現代史就是一段“價值持續貶值”的過程。在第一部故事發生的 1888 年，主角帕塞諾夫雖有動搖，可最終被傳統價值觀所捕獲，放棄了捷克妓女，而選擇與更為門當戶對的莊園主女兒結婚。但到了1903年，社會價值觀已經走向混亂。這種混亂并不體現在人們做出了更為反傳統的決定——第二部的主角埃施最后和一位年長、保守的餐館老板娘結了婚——而體現在做決定時的焦慮、狂熱、懷疑與反復。

舉例來說，當埃施看到他的朋友、工會領袖馬丁被陷害逮捕，立刻升騰起對政府和資本主義的強烈厭惡，并將這種厭惡投射到自己的老板、成功的企業家貝特蘭德上；可當他在向社會主義報刊投稿受到冷遇時，他又唾棄工人運動的官僚化。埃施渴望找到一個能依附的“價值”，但在每一項“價值”都不再那么有“價值”的現代社會，他只能陷入從狂熱到絕望再到狂熱的無窮反復，疲于奔命。

到了第三部，1918 年，逃兵胡格瑙連這點對“價值”的追求都喪失殆盡。他以假身份買下埃施的報社，又在一戰末期的動蕩中殺死埃施，強奸了埃施的太太，之后卻過上了小資產階級商人的安穩生活。

在布洛赫看來，時代的動亂首先來源于心靈的真空，而不是政治或經濟的崩潰。奧地利國內外的各派煽動家都在利用人們渴望重新強大、渴望擁抱價值的迷惘。想與他們作斗爭，并不能局限于議會上的辯論，而是要解決每個個體的精神空虛。在《夢游人》的第三部，盡管故事走向悲劇，但布洛赫加入了一位救世軍姑娘的故事表達希望，并假借一篇哲學論述，在最后發出了自己的呼吁：

“我們將知曉，每個人的靈魂都有神圣的火星，我們的合一不可喪失?！?/p>

“從我們最苦、最深的黑暗中，向無助的人傳來了救援的呼叫……這是人和人群的聲音，是慰藉、希望和直接的愛的聲音：‘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里！’”

然而正是在這點上，卡內蒂與布洛赫產生了微妙的分歧。那時卡內蒂剛完成一部長篇小說的手稿，并計劃寫一本關于群眾心理學的哲學巨著，但通常只會聆聽與鼓勵的布洛赫，卻尖銳地提出了反對。布洛赫覺得這位年輕作家自恃過高，把小說里的人物全部推到荒誕與瘋狂的程度，不留一絲希望；而且個體的心靈如此復雜、多向，還沒被文學書寫透徹，直接研究群眾心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卡內蒂辯駁道，自己是在布洛赫的文學哲學思想上更進一步，更何況煽動家們利用大眾情緒、制造政治影響的事實已難以逆轉——在奧地利，1934 年 7 月，總理陶爾斐斯被納粹黨綁架后殺害；而在同說德語的鄰國德國，希特勒正帶領人民一步步走向狂熱。

從表面上看，這場爭論獲勝的是卡內蒂。這部《群眾與權力》最終成為卡內蒂最具影響力的杰作，但完成時已是 1960 年。而這層拖延中間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既改變了這本書的內容，也改變了所有人的人生軌跡。

前實習單位的編輯們越不喜歡這個選題，我就越想把它做出來。那是去年春天，我剛從疫情帶來的反復封校中解脫，幾份實習都做得不甚愉快，又要立刻面對畢業出路的問題。在這人生階段交接的真空時刻，一種旁觀者的憤世嫉俗壓過了本應更落地的焦慮。

那些保研、出國的同學，在我看來無非是順竿上爬了四年，根本不配叫文科知識青年。媒體的記者和編輯擅長以公共利益之名教唆實習生去榨取信源的每一絲價值和感情，盡管在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的反襯下，他們已算得上道德高尚。至于那些“反叛”些的朋友，做公益的，搞樂隊的，則喜歡用情懷掩飾不求上進的態度，在逃避了真實世界的復雜性之后，又試圖逃避手頭工作的復雜。我暗暗發誓，自己不能變得和他們任何人一樣。

不出所料，這種自以為是很快反噬了我。在家庭、學校與社會的折返間，我同樣深陷于對自我價值和獨特性的懷疑，并不得不承認，盡管這個世界給了青年人太多可選擇的價值取向，但每一種價值都有經不起仔細打量的地方；而我們也只能像所有人一樣，選擇其中一種，并放任自己沉溺其中。更大的恐慌卻因此而生：我曾以為困住我的是不愿妥協的個性，到頭來卻發現，自己才是缺乏勇氣直面庸俗的那個?！秹粲稳恕放c流暢的故事，正是在這個節點，迷住了我。

要向編輯們解釋流暢的“選題價值”并不難，他身上有太多吸引人的標簽：小鎮青年、高中學歷、白天開網店晚上搞文學、以十年之功翻譯了一本從未被譯介成中文的大部頭名著。編輯們接著問：人物身上有哪些矛盾？答，理想與現實、小鎮與城市、個體與時代，諸如此類。再往下的問題我就應付不來了。故事線是什么？有哪些可以場景化的沖突？他的人生，好像至今也沒有太大起伏？一個實習生，能操作得好這么靜態的人物稿嗎？“那我先試著聯系下，有什么進展再和您溝通?！辈煌臅h室里，我知趣地以同樣方式結束了對話。

我清楚，說到底，我只是試圖在流暢身上找到一種我渴望的，同時保有勇氣、秩序感和獨立性的人生可能。但對當時的我而言，能親眼確認這樣一種可能存在，便已為一切的困擾提供了答案。

找到流暢并不容易?！秹粲稳恕酚谇澳?9 月出版后，他在豆瓣上與網友就譯作質量展開激烈爭論，并以注銷使用已久的賬號告終。微博上他倒是活躍，不時以嚴肅筆調發表有關文學、時事或生活的內容，穆旦先生的一處妙譯，一次公共事件中網友的言論如何反智，又或者一位同鄉的俚語讓他意識到家鄉方言中天然的排外心理。

我先后以幾家媒體名義發送約訪私信，都沒有回音。通過《夢游人》的出版社編輯終于加上微信，他最初的回應也并不熱情。盡管一直被視為赫爾曼·布洛赫在中文世界最重要的推廣者，甚至微信號都是布洛赫名字的英文，但在面對將這本純文學著作向大眾推廣的可能機會時，流暢顯得興趣索然。

直到與他通上電話，我才確信這種態度并非出于對媒體的敵意，而是他性格中固有的，對自我秩序的保護。他喜歡用文學性的語言闡釋自己?，F在的生活狀態，每天除了閱讀、翻譯、照顧小狗別無他事，作息極為規律，“就像康德，我和康德是同一天生日，跟他一樣無聊?！?/p>

網友批評《夢游人》原版為德語而流暢是從英譯本轉譯，流暢起初頻頻回擊，“但現在想清楚了。就像評論家每次說海明威江郎才盡，海明威就花好幾年寫一本書回應，最后自己被拖垮了?！?/p>

說到這他停頓了下?！拔椰F在也多一些理解，有些人就是一路上學，沒真正經歷過什么。他們缺乏一種同理心，不知道很多人的生活其實很艱難。那我也想學很多語言，我還想上牛津劍橋呢，但這個條件不是誰都有的，對吧？”

可對于自己的“艱難”，流暢并不愿多說，似乎是擔心那些符號很容易被媚俗化。更能激發他表達欲的是文學，廣義的文學，而非局限于《夢游人》或布洛赫。從創作到翻譯，他都是現代主義的信徒?！霸谌f提斯和《十日談》的時代，人物通過外部世界的歷險找到自己，可到了近代，卡夫卡這些作家發現同一性已經喪失了，人被異化，無法在行動中辨識出心靈?！爆F代性帶來現代主義的語言，中性，鋒利，流暢爭取在自己的譯文中保留這種特征，而不是追求中文的“優美”或華麗詞藻。

“《夢游人》里寫馮·帕塞諾夫老爺從路上走來，人們一看到他就覺得他是個邪惡的老頭?！皭旱睦项^’，我是這樣翻譯的，但網上別人翻譯的片段就成了‘不是什么好東西’之類。聽起來很口語、很地道，但這部分寫的是歐洲傳統基督教價值的崩潰，‘邪惡’才是在這么一個語境內?！?/p>

“翻譯的過程是用一個新的語言來拓寬認知的過程，幫助我們更新我們的創作，所以我會保留異化和陌生化的東西。不然無非是將一個外國故事用中文再說一遍。”流暢推崇的作品，無一例外都具有強烈先鋒和思辨意味。在他看來，如果文學沒有推進對人性和世界的理解便算不上偉大——卡夫卡生活兩點一線，筆下的 K 沒有外貌、沒有性格，卻歸納出現代人焦慮迷失的存在狀態；而有些故事里三教九流云集、情節跌宕起伏，雖然有趣，也不過是一個“大型的段子場”。

這種語言追求的來源之一是，意識到母語潮汕話中那些天然的厭女、排外成分后，流暢覺得普通話、英文這些帶隔膜感的語言可以促進思考，從而抵達邏輯與文明。電話里他的南方口音濃厚，聽起來年輕、慢條斯理，時常停頓似在斟酌，說到關鍵概念時又不惜字句。

他依然渴望有自己的創作，不是根植于小鎮青年、潮汕地區這些世俗化的標簽——并不意外，他認為很多方言寫作意義不大——而是真正有“突破性”的作品。我清楚他工作的艱辛與譯本的卓越，可卻開始有些懷疑：他與媚俗過于緊張的關系，包含多少姿態捆綁和自我沉溺的部分？這種狀態是不是算不上健康，反而會抑制創造力？

我曾以為“文學”象征著他的勇氣，但一番通話下來，竟發現這里更像他的庇護所與舒適區。他身上可能也沒有我要的答案？這個故事會再度讓我失望嗎？在到上海親自見到他之前，我決定還是先克制住這些難以抑制的厭世情緒。

黃永是江蘇人，1977 年生，在南京上學時讀的是熱力工程，又在德國哥廷根大學拿到物理專業碩士。畢業后他回國，認識了一個開翻譯公司的德籍華人，從此成為一名職業翻譯。這份工作主要是和技術性文件打交道：戴姆勒的企業培訓資料，庫卡機器人的操作手冊，最文藝的部分可能是梅賽德斯的廣告片和世博會德國館的材料。

他結了婚，在上海有了房子，三十多歲時有了一個女兒。年輕時他喜歡讀錢鐘書的《談藝錄》，熟悉“詩分唐宋”這樣的概念，但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文學，特別是外國文學，在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顯著。

去年七月，我在上海龍華中路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見到黃永時，他的外貌和氣質與上述履歷完美契合。中等身材，主動握手，短袖短褲配上黑框眼鏡，顯得休閑而非隨意。表面熱情而內里略顯拘謹，常用淺笑回應不知怎么作答的問題。2020 年 3-5 月，他以筆名“明誠致曲”翻譯的《夢游者》電子版先后在各大網絡閱讀平臺上線。這是嚴格意義上《夢游人》最先發行的中文全譯本——比流暢版早了半年不到。

這還不是他工作的全部。他最近剛完成布洛赫另一本小說《著魔》譯稿的第五版修訂，同時還在翻譯《無罪者》和《維吉爾之死》。更令人驚訝的是，他既不是為了掙錢，也并不“熱愛”文學。作為我見到的第一個布洛赫中譯者，他的故事促使我重新思考“價值”的內涵。

目前能確認的布洛赫最早中譯是雜文集《歐洲人的想象》，2008 年出版，由社科院研究員鑒傳今翻譯?；蛟S是發行量低的緣故，這本書在豆瓣上只有兩條評論（其中一條來自流暢），我能找到的唯一相關資料，是作家、單向街文學獎得主趙松在一次訪談中提及。

但對于德語文學的愛好者來說，赫爾曼·布洛赫從來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九十年代末，梁錫江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讀本科，看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對布洛赫推崇備至，便從圖書館借來德文原版《夢游人》，當時他德語和文學水平都還有限，讀得云里霧里。當他在北外繼續念研究生時，主攻奧地利近當代文學的教授韓瑞祥專門開了講《夢游人》的課，再次點燃他對布洛赫的興趣。

等到了上海外國語大學讀博士，梁錫江赴德國海德堡做了一年資料收集與整理工作，2006 年完成《神秘與虛無——布洛赫小說<維吉爾之死>的價值現象學闡釋》，被提名全國優秀博士論文，后來又在 2010 年成書公開出版，成為大陸關于布洛赫的第一本學術專著。

然而，到2017 年，黃永在“上海翻譯家協會”公眾號上讀到梁錫江一篇有關《維吉爾之死》的文章時，國內普通讀者依然難以窺得布洛赫的文字和思想。真正在市面上流通的只有一本 10 萬字的小長篇《未知量》，2015 年出版——那是流暢死啃《夢游人》不下后出的第一本譯作，稿費一共 7000 多塊。黃永那時正覺得自己年歲漸長，重復的技術性翻譯又令人消耗。他此前從沒聽說過布洛赫，看文章提到《維吉爾之死》尚未有中文譯本，便想著找來看看，或許能嘗試下文學性的翻譯。

結果是，先于文學和哲學，詞匯和句子的漩渦就將他卷得嚴實。

那是此前工作從未有過的體驗。一個流暢優美的德語句子，因為提及到人體器官，直譯成中文竟立刻變得“臟”了起來；詩更是麻煩，要是對應的中文語句挑選不當，不僅丟失了節奏和韻腳，整個意味都蕩然無存。鋪陳在紙上的鉛字立體起來，成了小說家精心搭建的大樓，抽走、混淆其中一塊磚石，整座建筑便搖搖欲墜。書里寫一個人“該怎樣就怎樣”，黃永一開始下意識譯成“較真”，接著往后看時，卻發現“較真”完全違背了作者的感情色彩。

“晚上翻譯了很多之后，腦子還是控制不住去想這些，怎么翻譯，用這個詞合理不合理。就睡不著覺了，根本睡不著覺?！边@個面相溫和的中年男人，談起這段經歷時語速加快，像是一個被夢魘纏住的孩子?！拔蚁氩恍校@不行了?！?/p>

故事從此變得瘋狂?！毒S吉爾之死》的語言如海浪般律動，那是布洛赫融合了詩學的后期風格；黃永決定改從《夢游人》開始。他運用理工科的技術性工作思維，將翻譯做成項目制，設立每天必須完成多少字的目標，結果便是這兩三年，每天要花八個小時在閱讀和翻譯上。白天仍有工作，熬夜便成了常態；周末和春節，在他看來更是趕進度的好時間?！澳憧?，這眼眶長期都是黑的?！彼χ钢秆劬Γ终f因長期坐在電腦前，腰、背同樣承受了巨大壓力。

《夢游者》兩年譯完，黃永自己設計了一個封面，又花兩萬塊錢，通過出版社自費發行到網上。合同上說，每賣出一本電子版他能拿到 70% 報酬，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報酬——讀者少，網絡閱讀平臺又常發免費試讀卡，根本沒幾個人真正付費。但收入并不是他考慮的事。接下來是二十多萬字的《著魔》，每天翻譯百分之一；之后是三遍精修，每天修訂百分之一；再之后是兩遍粗修，每遍花費三十天。他獲取充實感的方式，讓我想起中學黑板上的高考倒計時。

在了解這種工作狀態之后，打開黃永版的《夢游者》，便會有相當不同的感受。他就是流暢說的，將“邪惡的老頭”譯成“這老頭一定不是什么好東西”那位。

然而，盡管雨水打在臉上，他們還是不敢太匆促，因為這會驅散其中的魅力，直到在一間小旅館里喝著咖啡，他們才回過神來。現在，雨水越來越急劇地敲打著走廊上的窗玻璃，同時薄薄地在檐溝上濺起。只要女店主一離開房間，盧澤娜就會放下自己的杯子，再拿走他手中的杯子，然后捧著他的頭，向自己的頭靠近，那么近——他們還未曾接吻呢——他們的目光交融在一起，那股甜蜜的緊張情緒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夢游人第一部：1888 帕塞諾夫或浪漫主義》，流暢譯

雖然雨水淋濕了他們的臉，但他們現在不敢匆忙奔跑，因為那樣太煞風景了，而且還會顯得有些狼狽。直到坐在小酒館里喝咖啡時，他們才重新收拾好心情。

這時的雨下得更大了，打在鄉村陽臺窗玻璃上的雨點越來越密，雨水從屋檐上叮叮咚咚地落下來。當老板娘離開房間時，魯澤娜放下自己手中的杯子，又伸手拿走了他手中的杯子，然后勾住他的頭帶到她的眼前，離得那么近那么近，但兩人卻一直都沒有吻在一起，就這樣讓愛意在熾熱的目光中慢慢融化，享受著這種又緊張又激動又甜蜜，簡直讓人無法自已的感覺。

——《夢游者浮生一夢：1888 帕瑟諾或浪漫主義》，明誠致曲譯

對流暢而言，翻譯要在譯者對作品理解的基礎上，忠實傳遞原文的文學特質；黃永則著迷于挑選詞句的過程，使之近似于某種令譯者享受和眩暈的“再創造”游戲。

黃永坦誠他對文學了解不深，特別是背后的歷史、哲學體系。那并非他的興趣所在。有時做翻譯倒逼他去查相關資料，他也會去學習，并利用其改進自己的翻譯。

他當然也享受讀者的積極反饋——他笑著給我展示自己的微博私信并說“壓力很大”，那是幾天前一個讀者說喜歡他翻譯的《夢游者》、問后面的《著魔》什么時候出版——但他也清楚，“他們很多都是大學里純粹學哲學的學生”，往往是閱讀整個文學譜系時了解到此書，并非只針對他的譯本。當他們試圖和黃永討論書里的哲學思想、小說結構搭建時如何借鑒古典音樂的對位法，黃永也會覺得“不懂”“不自信”，因此聊天都局限在網絡。他說，真正在他身邊的人，沒人清楚他在做什么。

當我問他，那這個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是只對他自己有意義還是相信文學本身的價值，他猶豫了一下說，“前者吧?！?/p>

“好像成了一種習慣。如果有一天沒做，就覺得空空蕩蕩的，覺得我還是去翻譯幾段吧……

“習慣了之后，它就變成了你的一種需求?！?/p>

“那你現在對布洛赫的作品是什么感覺？”

“文學的東西我不太懂，但他里面有一些神秘主義的東西，或者西方文學那種對自己的不停剖析?！稛o罪者》里，主人公和房東的女兒在床上，談的竟然是存在或者毀滅、有或無這些。我就覺得，啊，好奇怪。

“翻譯久了人的性格好像也有一些改變。有的時候就覺得自己和這個世界是平行的，他們說‘生死看淡’，真的是這種感覺。”

但這并不等同于自我封閉或對成果無謂。他搭建了以布洛赫英文為域名的網站，專門分享自己的翻譯；他申請成為“國際赫爾曼·布洛赫學會”會員；他也在積極推動自己譯本紙質版的出版。和流暢對擺脫世俗、投入文學的向往與掙扎不同，黃永試圖在現有生活之外，再搭建出一個價值自給自足的新世界。

這個故事里當然有殘缺的部分。他最初翻譯時，是否面臨某種精神性的中年危機？他和家人的關系又如何變化？但他用“可能有一點”“沒太大變化”之類回答應付，又說不愿談太多私人生活。最終我從他那得到的，只能是這樣一個想象：在結束工作、女兒入睡后，這個中年男人在自家書房打開電腦，窗外是被住宅和商戶燈光映得紫紅的市區夜色。他腦子里在琢磨的是這樣一件事：wissen、erkennen、erkennetis，它們究竟應該翻譯成知識還是智慧、發現還是認知、識別還是辨認。

1936 年，五十歲生日來臨時，布洛赫的人生愁云密布。他身體不好，兩年前從維也納搬到了鄉下調養；創作也遇上瓶頸，《未知量》反應平平，幾部戲劇倒效果不錯，但那是他自己并不滿意的商業之作，為的是彌補日漸局促的經濟狀況。

更大的問題是精神性的。歐洲的形勢正急轉直下：3 月，納粹德國占領了非軍事化的薩爾，奧地利在意大利庇護下保持的獨立岌岌可危；7 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國際聯盟的不作為令人失望。布洛赫從 1935 年開始創作《著魔》，小說中一個外來者以“鮮血和土地”的意識形態煽動村民，這無疑是關于希特勒的隱喻。然而，當歷史的瘋狂再度超越了智者的想象，智者的沉思和呼吁便顯得多余而可笑。在經歷了 1936 年的種種動蕩后，布洛赫開始認為，文學在政治上終究是無能的，而“詩”的功能和合法性也相當可疑。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他寫道：

在允許這種事情發生的世界上——是世界，而不僅僅是德國！非洲戰爭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思想的、詩性的或者其他認知的作品已經變得多余，純屬“3 月前”的東西。

布洛赫決定放下手頭的小說，返回維也納，從事與政治更直接相關的工作。他一邊研究法學與政治哲學，一邊起草自己的《國際聯盟分析》：他反對使“錯誤變成合法化的不公”的法律，反對“強迫性的移民和流亡”；他提出為避免“人格”和“人權”被民族主義者利用，就不能將它們交給個別政府進行闡釋，而應由一個有法律執行力的國際性團體負責。

1937 年 11 月，他將這份文件寄給自己知識界的朋友，包括茨威格、愛因斯坦和托馬斯·曼。還沒來得及聯名發表，1938 年 3 月，德國國防軍已經越過了奧地利邊境。

3 月 13 日，德奧合并。一位想要討好新政權的郵差當天就舉報了布洛赫的往來通信，后者立刻被捕入獄。

這次關押與審問只持續了 18 天，但接下來幾個月，布洛赫一直活在被再次逮捕的恐懼中——不僅因為政治立場，也因為他的猶太人身份。7 月，他設法逃到了倫敦，10 月又乘船抵達紐約，從此再也沒踏上家鄉的土地；他留在奧地利的母親，則于 1943 年死在捷克的特雷津集中營。

愛因斯坦等身處美國的朋友幫他爭取到不少資金援助，可接下來的幾年，布洛赫在紐約和普林斯頓間的生活依然漂泊、困頓。部分原因是，他保留了在維也納生活富足時的習慣，借錢給更貧困的流亡知識分子、把精力花在猶太難民的救助工作上，盡管他早已沒有那樣的社會網絡和經濟能力。

對現實的悲哀與無力加劇了布洛赫對文學價值的懷疑。他開始涉足更多領域，但沒有一項達到他在小說上的高度。在 1941 年的《人之城：世界民主宣言》中，他希望為一種能夠擊潰法西斯的民主政治設立標準，并認為美國可以完成這一任務；一年后，他又發現美國也不能完全擺脫極權主義，決定轉向曾經不屑的政治心理學與群眾性癲狂研究。之后幾年，他提出的《義務法案》補充《權利法案》的法律綱領沒有得到美國政府回復，交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大學”倡議同樣石沉大海。

諷刺的是，布洛赫在這一時期最成功的作品，依然是一部長篇小說；而這部作品在藝術性上再創巔峰的同時，內核又包含對藝術價值本身的質疑。

《維吉爾之死》的創作始于 1936 年。那時布洛赫正著迷于維吉爾的故事：這位古羅馬詩人所處的時代同樣面臨專制、戰爭和舊的宗教形式的消亡，而在傳說中，他死前想要焚毀自己的《埃涅阿斯記》，正如布洛赫當時對文學價值的否定。來到美國后，為了不辜負古根海姆基金會的支持，布洛赫最終在 1945 年完成了這部他自己質疑的“象牙塔”作品——小說中的維吉爾沒有焚毀詩篇同樣不是為了藝術，而是為了友誼——也總結了布洛赫“自我否定”的后期風格和哲學思想。

作為一個住在塔樓里的唯美主義詩人，維吉爾遇上粗野的底層民眾時，無法忍受他們的下流玩笑，但他在醉鬼的抒情中同樣聽到了“美”——正是這樣的時刻使維吉爾意識到“美”的無意義，它追求的是一種剔除了善與惡的游戲。這種對“美”的懷疑，最終蔓延開來：維吉爾看見自己居于空中樓閣，同樣拋棄了藝術的認知和倫理使命；他的同儕、其他唯美詩人亦是如此；而偉大君主奧古斯都，開疆拓土也不過為了榮耀和聲名，并不能真正建立和平繁榮的永恒帝國。沒有一條道路通向“真理”，沒有一種價值值得歸依。

但與此同時，他又不能毫不作為或重歸世俗，因為這是向消極的動物性屈服，最終變得和群眾一樣，表面上不必負責任，實際則助長了惡與暴力。這重矛盾只能由正義而困難的“行動”來解決，在維吉爾身上，表現為對焚燒《埃涅阿斯記》的渴望。

然而，另一重力量平衡了維吉爾的毀滅沖動，那就是愛與責任。在臨死前與朋友的交談中，他重新確認了他們形而上的分歧并不阻礙他們在塵世間的情感連接，感嘆醫生和鄉紳雖然為人“世俗”，但比自己更能承擔為人類服務的責任。維吉爾最終將《埃涅阿斯記》獻給了屋大維——作為朋友的屋大維，而非作為奧古斯都的屋大維——從而克服了他身上最后一點唯美主義的痕跡，那就是對完美的追求。

事實上，四部曲的《維吉爾之死》遠比這樣的概述復雜。這部晦澀深奧的小說運用意識流，涉及到認識論、生死觀與西方文明意識的起源?？捎幸稽c是肯定的：與筆下的維吉爾一樣，布洛赫在時代的動亂中，同樣試著重新尋找自我的價值。他們都開始相信行動的力量，都輸給了更大的現實和時日不多的生命，在這層失敗中，都試著用頓悟的滿足壓過惋惜的不甘，試著忘記完美的觀念世界而接受必有遺憾的世俗。

《維吉爾之死》在評論界飽受贊譽，但沒有為布洛赫的生活帶來實際改變——特別是在他更希望發揮影響的領域。1948 年 6 月，就在終于獲邀出席一次聯合國會議的前幾天，他摔斷了髖骨，在醫院躺了 10 個月。出院時他接收的資金援助幾乎全部中止，而且無法爬上在普林斯頓寄居的朋友家的樓梯。那年夏天，他搬到紐黑文，給耶魯大學德語系講課，學校為他提供食宿，但不發工資。奧地利筆會和托馬斯·曼的推薦使布洛赫獲得了 1950 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而在他自己的工作清單上，更重要的是“國際大學（虛榮和事業）”“政治學（對世界罪行欠下的債）”和“群眾心理學”。

直到此刻，他還意識不到這些努力終究收效甚微嗎？他沒有在政治上再次感受到文學帶給他的無力感嗎？我們只能從布洛赫 1950 年的一封信中，試著找些線索：

知識工作者，實際上在人群當中是最無關于政治的，因而總是被迫肯定和投身于政治，他，人群中最具烏托邦氣質的一員，最終被證明是最卓越的現實政治家……進步是基于人類苦難的直接減少，由于這種苦難已經增長到實在難以想象的程度，直接的行動必須再次得到呼吁。

他生前發表的最后一篇隨筆名為《盡管如此：人道的政治。一種烏托邦的實現》。1951 年，正在籌備戰后首次返回歐洲的旅行時，他死于心臟病發作。

同為流亡美國的猶太知識分子，漢娜·阿倫特見證過布洛赫人生末期的彷徨與不安。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她將這位有著“獨特緘默”的朋友形容為“不情愿的詩人”——他天生就是詩人，但他并不想成為詩人；他越來越相信“知識”與“行動”的價值，或者說“科學”與“政治”，但他真正的創作，卻始終落在“藝術”與“文學”一邊。

我將困惑布洛赫晚年的問題拋給流暢時，本以為多少會難住他，或者構成某種“終極矛盾”?！皧W斯維辛之后如何寫詩”，文學在當下的價值是什么，“深刻的意義”究竟有沒有意義？可流暢化解得輕松：

“每個人都會一件事做著做著，開始不相信，開始懷疑它的意義。不要說布洛赫懷疑文學的意義了，活著的意義我們都會經常懷疑。這個問題沒法解決的，宗教都沒法解決。這就是一個終極問題。”

“但我看你目前對自己做的事，還是挺堅定的。”

“嗯……我覺得人就是要找到一個覺得自己還能做的事。你想要拯救世界，通過文學拯救世界，那是很荒唐的?！?/p>

此時我們的背后是一條漂亮平整的石子路，一片鮮綠的草坪，一棟棟用作商鋪的歐式別墅，和一座乳白磚石、青色塔樓構成的哥特式教堂。這里是上海松江“泰晤士小鎮”，一個一線城市郊區的典型新興中產階級社區。

2019 年來到上海之后，流暢借住在此地的一個朋友家，房子外面是地產商精心營造的“英式集鎮”風格，內里則是簡樸而不失品味的中式木制裝潢。他帶我看了看他的房間：床、衣柜、桌椅、幾大摞書，加之采光有限，除了少了成箱的內衣，看起來和幾年前住在潮汕時的房間差別不大。

床頭垃圾桶里依然裝滿揉皺了的英文書頁——他的翻譯習慣是，在電腦上譯完一段便用筆在原文上劃去一段，譯完一頁便撕去一頁。等到全文譯完，中文文檔顯現于屏幕，英文原版書則已化為廢紙。

我在書摞上層看到一本德語詞匯書。對流暢譯本的攻擊之一便是他用英譯本轉譯，我有點奇怪，他在和網友論戰及與我通話的過程中都使用“轉譯不見得不好”“文學的精髓可以在各個語言中留存”的說法——他說，用捷克語寫作的昆德拉是靠法語及其轉譯廣泛傳播的——卻沒提及自己同樣在學德語。

“我德語、法語、意大利語都在學的。但沒辦法，詞匯量還是不夠，而且文學也不是懂語言就可以的。”與之前電話中一樣，他的聲音總是不帶太多情緒。

搬來上海之后，流暢看起來離文學圈子近了一些?！秹粲稳恕返某霭娣浇M織過一些宣發，豆瓣線上交流、書店簽售，諸如此類。新書分享會前年 11 月在上海中心大廈 52 層的一家書店進行，出席的還有著名小說家路內；流暢當天穿著利落的黑白格子襯衫、灰色西裝外套，對媒體和觀眾說“作為一個尋找方向的人，我愿意將布洛赫作為一個指引的路標”，和我面前短袖涼鞋、用詞審慎的他形成反差。

但流暢說，隆重的分享會、來自讀者的認同并沒有讓他獲得太多成就感，更何況他覺得很多人就是湊湊熱鬧，書讀了多少、理解得多深都不好說。參加活動中有“現實問題”，不然譯者應該是“透明”的?！爱斎幌Ｍ@個書能賣得好、能被更多的人認識，但我不是作者，不拿版稅，賣得多我也不多拿錢?！?/p>

脫離了無人讀文學的家鄉，他依然不愛社交。布洛赫在中國為數不多的幾位譯者、研究者多在上海，梁錫江就職的上海外國語大學離流暢住處更是不過十分鐘車程。但他從來沒與他們見過面——他不太認可黃永的譯本，又說學院派的人常常自以為是。

“邊緣”，這是流暢口中頻率最高的詞之一。潮汕是一個邊緣之地，他在潮汕是一個邊緣的人；文學在當代很邊緣，他在文學圈又很邊緣。地域、身份、愛好都給不了歸屬感，他說自己應對的措施，是成為一個“文學上的世界主義者”。

我們在小鎮的咖啡館外聊天時，?？吹揭圆萜?、教堂、歐式別墅做背景拍照的青年男女。更狂野的是玩摩托車的年輕人，他們全副武裝，在轟鳴聲中駛過，將這種過時的交通工具轉化成了時髦的消遣。

我和流暢正談到文學的意義，捂著耳朵相視苦笑。流暢順著說了下去。“文學的邊緣就是這樣啊，現在好玩的東西太多了。藝術創作要有尖銳的刺激和新的發現。單純地說精神撫慰，或者更粗暴的感官刺激（對應剛剛討論的通俗文學），你看炸街多快樂。要是能買個敞篷車、買個保時捷，更是炸炸街一天就過去了。”

但我想，他并非一直就這樣甘于“邊緣”。他那個久不更新的公眾號，頭像一直是一輛奔馳的車頭，而在 2015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寫到自己和父親命運的呼應：

當初決定辭掉貨運站的苦力活，留在家里翻譯，我父親是極力反對的。他干過三樣工作：泥瓦匠、黑車司機、與人合伙做染料生意。結果不是賺不到錢，就是意外連連，再加上身邊的朋友早就飛黃騰達，今天奔馳，明天寶馬，他卻連家里的樓都沒能建好，還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要培養，所以非?？鄲?。他曾寄希望于我，誰知我接連兩次高考失敗，離開學校打了半年工，又準備回家游手好閑。

第三年在家，朋友的兩家淘寶店都做到了皇冠的等級，還賺到本錢開起了一家天貓店；而我在夏天賺的錢卻在雙十一全部賠光，完成的《布洛赫傳》也因資金問題沒能順利出版，無奈之下，只好接下一些出版社的校訂工作，同時翻譯《未知量》和馬拉帕爾泰的小說《皮》。

第四年在家，朋友結婚生子、買車蓋樓，我身邊的人卻走了。在迷茫中，我繼續翻譯《皮》，接下《契斯傳》的翻譯工作，等待《未知量》出版。我父親和他朋友的對比仿佛在我和朋友身上重演。

可流暢現在說，自己已經沒有了結婚生子的打算。老家組建家庭、做小生意的朋友在他眼中也都是“混日子”，“在小地方一個人可以選擇的很少，不像大城市有很多出路，有一些追求和資源?！倍谏虾！x開家時選擇上海的原因之一是，他喜歡這里的洋房——在和出版界、文學圈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又感到大時代下這座城市充斥著“中產”的、“平庸”的、“粉飾太平”的美學。

我的感覺是，當一股力量越將他推開，他就越想與這股力量本身劃清界限。而這種狀態，正是我自己也熟悉的。

但流暢與這種主被動交織的邊緣感共處更久，乃至從中習得了一種奇特的平衡。在 2015 年那篇文章中，他還提到兩位因抑郁癥離世的譯者孫仲旭和杜常婧，提到“在最壓抑的階段，我的手腕也時時渴望著刀片”?？伤吘故菑呢汃さ牡胤介L大，自認還有些野蠻生長的韌性。他現在覺得，結婚、買房子這種有“煙火氣”的生活也是有意無意地回避一些精神上的終極問題，而世俗的東西“本身你也很抗拒，也覺得很累，也做不好”，那便接受自己是這樣一種存在。

他的生活依然困頓：《夢游人》之后，為了掙錢他一直在做一個名著重譯的活兒，報酬仍是千字 80 到 100。他翻譯速率不過一天 2000 字，更何況收入的一部分還要還之前生意的欠債。但畢竟擺脫了在潮汕時進退兩難的狀態，雖然仍常為生計焦慮、為沒時間做自己想做的翻譯焦慮，壓抑感卻是在緩解。

我說，我羨慕他從 19 歲就確認了自己要做什么，過程當然艱辛，但現在也不過 29 歲，便已經有了好幾本堅實的譯作。

“現在看譯《夢游人》只是完成了一個階段性的東西而已，然后還是得活下去，不是說完成了就一勞永逸?？鞓房偸呛芏虝旱?，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煎熬?！彼f他只是知道了自己“幾斤幾兩”，“也只能做這個”?！熬拖窭餇柨苏f的嘛，‘沒有什么勝利可言，挺住就意味著一切?！?/p>

黃永和流暢對學院派的微妙態度，多少影響了我去見梁錫江時的預設。他簡歷上的名頭長長一串，教授、博導、學術骨干、某某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的譯作也在豆瓣上列出幾頁，從通俗些的《拿破侖傳》《西線無戰事》《人類群星閃耀時》，到晦澀的《圣山啟示錄》《道德的譜系》。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彼得·漢德克 2016 年第一次到訪中國，也是由梁錫江擔任翻譯。

可真的坐下來聊天，這種身份帶來的緊張感很快被打破。他身形瘦長，發際線已是中年人的高度，但金屬邊框眼鏡后的雙瞳依然靈動，語速快又配有肢體動作。對于外界指責高校教師的譯作常利用學生成果、他是否會與學生合譯之類問題，回答起來也不加遲疑。我提問時他沒從我身上移開眼，其中一次一邊聽一邊將咖啡往嘴里送，不巧蓋子沒蓋緊。他直到灑了一半才意識到，抽幾張紙隨意擦了幾下，又把話題扭回之前。

采訪中我才逐漸意識到，他七十年代末出生，在世紀之交接受的精英文科教育，又一直在大學工作。勤于思辨和松弛天真的共存、社會關懷和樂觀主義的結合在我的同齡人中罕見，對于這個群體卻不算稀奇。

“野生”譯者將學院派背景等同于做翻譯時的人脈和資源優勢，真正在象牙塔里的人，則不見得將其當作益處。譯林出版社最初想譯介《維吉爾之死》，找到社科院外文所的李永平，李恰巧讀過梁錫江的博士論文，又將后者推薦給出版社。

譯文的初稿 2018 年就由梁錫江的一位學生完成，但至今，他也沒完成全部修改校訂工作。這當中有多層原因：《維吉爾之死》本身語言和意涵的復雜，以及梁錫江認為既然是自己和學生聯合署名，當然要做好份內工作和“質量把控”，不然便是對出版社、學生和讀者的不負責任。

另一點是，他現在也沒將那么多時間放在翻譯上。博導等職稱的評定和考核與發表論文、學術專著掛鉤得很緊，譯作卻不納入其中。他還有不少社會兼職，為團委組織的面向大眾的德語班講課、給各類德語標準考試出題——“特別到了中年，很多時候不是你去找事，而是事來找你”——更何況教學、家庭也要分散精力。出版社給他的報價稍高些，每千字 120-140 塊，顯然也不能給一個上海的大學教授什么經濟上的刺激。

梁錫江覺得翻譯對于外語文學來說是“基礎性”的工作，但“中國德語的從業人員其實沒你想象的那么多”。八十年代集中譯介的卡夫卡、托馬斯·曼、布萊希特，對中國文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他看來也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三位德語作家。九十年代有了歌德文集，而作為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歌德全集》的翻譯，至今也沒有完成。對比之下，譯介布洛赫這樣一個在德語世界都在被普通讀者遺忘的作家，似乎也沒有那么急迫。

這當中當然也有體制性的問題?！皩τ兄居诜g的高校教師來說，這確實不是一個特別友好的時代。比如剛畢業的一個博士留校了，六年非升即走，哪里有精力做翻譯？”梁錫江說，比穆齊爾、布洛赫這些現代主義先鋒更典型的是十九世紀浪漫派，在中國研究界炙手可熱，市場上的譯本卻很少，出版社又看不到商業利潤，最后便成了學術圈的自產自銷。

談到這些問題時，梁錫江也會用“困境”這樣的詞，但語調并不沉重。他不是那種只將知識和身份當作社會資本的人——他有一個名為“德語世界”的公眾號，幾乎每日更新關于德語的知識，閱讀量不高但會認真回復留言；他在進行課程的改革，跟年輕學生探討“愛、死亡、靈魂、語言、自由、惡”這些“人生的謎團”；他知道我的年齡后也想了解我對當今大學教育的感受?？稍谖铱磥?，對分神的職稱評定、不來上課的學生，他的抵抗都溫和到幾乎無效的程度。又或許，他從來沒想著通過“抵抗”來獲取意義。

他自然地接受那些身份框架內的瑣碎。“到了三四十歲這個年紀，發現人生就是做事，就像每天打掃家里垃圾一樣”，可能重復、無聊，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寫學術論文便是如此，話題由好奇心驅動，后面的收集資料、分析寫作則是程序化的工作。而對于在他看來帶“理想主義”色彩的翻譯，“只能抽出一點碎片化的時間，堅持下來是件特別不容易的事。”

他手頭還有一本哲學著作《烏托邦的精神》在翻，當中涉及大量宗教與音樂知識，讓他這個大學教授同樣吃力；《維吉爾之死》校對到八成，估計明年才能交給出版社，正式出版日期就更不確定——“像我現在年紀漸漸大了，有時候也會賴皮一點，一本書拖個兩三年也是有可能的?！?/p>

他的學生，鐘皓楠，則恰恰相反，是我見到的四個布洛赫中譯者中翻譯速率最高的。每日五千字，這既出于習慣，也出于另一種生存的緊迫感。

從上海返回北京后，我與這位《維吉爾之死》的初稿譯者見了面。她一個月前剛研究生畢業，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個妝容精致、自信大方的城市女孩。光看背景，她便是流暢口中“一路上學，沒真正經歷過什么”的那種人，生長于北京，父母從事的是教師之類體面的中產階級職業，南京大學德語系本科，上外德語系碩士。然而她經歷的內心掙扎同樣真實——她沒有像大多同學那樣，做一份辛勞但仍體面的白領工作，而是選擇當自由翻譯，以不高的譯酬為生。

鐘皓楠初中就開始翻譯英文作品，還自學過德語和瑞典語。出于對策蘭、里爾克、特拉克爾這些德語詩人的真誠喜愛，她高考時選了小眾的德語專業，之后加入文學社，接文學翻譯項目，每周寫詩，同學在一起討論的是到底該用抒情性更強的第一人稱，還是更加客觀冷靜的視角。大三她去了德國交換，選了斯特凡·格奧爾格的詩歌專題課，這位詩人中譯甚少，鐘皓楠此前了解不深，老師讓每個學生為詩人寫部分傳記，全班一起民主討論，同樣是段愉快經歷。

畢業季來臨時，現實問題才開始顯得緊迫。她試過幾家圖書策劃公司和出版社，對方多說疫情與出版環境下，不裁人已是不易。她也考過上海一家編制內的大圖書館，和另外四十多人一起競爭這一個崗位，進了復試才知道，到手薪資不過 4000 塊，便立刻決定退出。

那些時刻她當然感到失望?！斑@個世界上好玩的事情那么多，它們怎么就都不掙錢呢？”

這讓我想起梁錫江提到在教學中留意到的一些新現象。他說現在的大學生同樣容易迷茫，現實中的，精神上的，但和他那一代人對文學的敬意不同，年輕學生開始喜歡批判性的、革命家的理論，會在朋友圈分享“毛選”。

一方面，他覺得這可能是種進步，“他們可能更有實干精神，甚至想去改造這個世界，這當然更好”；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是不是現在的學生更“成熟”、更“唯物”了，“好像整個社會都進入了中年，看得都很明白，但是都不愿意做事，身心疲憊”，而這些變化也與社會整體“理性”力量更甚有關。

“人變成理性的機器后，人味也就沒了，文學讓你知道我們有很多情感的東西。它不提供答案，只提供對人類永恒的困境的描述……就拿我們大學來說，其實大學應該是怪人的庇護所，但現在這個庇護所也快沒了。理性這個工具太強大了，高校出現（職稱與論文掛鉤、青年教師非升即走）這些情況，其實就來自理性算計這個基本的想法，覺得不能養閑人，不能養怪人?！?/p>

但梁錫江又反思，大學作為“前現代”的產物，特別是文科，也確實存在太“虛”、太理論化的弊病，更何況當中許多理論也與現實社會脫節。他有時做些改革嘗試，也有時畏懼于教務處的申請表格和領導的批文，從沒將想法落實。

而鐘皓楠選擇繼續退守在文學的領域里。梁錫江不是那種咄咄逼人的導師，有時想拉學生做一些翻譯，大多學生不感興趣，又要在外實習為畢業求職做準備，他也就作罷。鐘皓楠則愿意接納，雖然報酬不高，但是自己多少還感興趣的工作。第一個項目便是《維吉爾之死》的初稿。

她依然寫詩，對文學在當下的價值不多懷疑，這種態度在我看來既出于熱愛，更出于一種直率純真的性格?！拔沂呛苣芟胂蟪鲎x者的，就想著全世界即使只有一個人看，那也是價值?！毖芯可淖詈笠粋€寒假，她和父母經常吵架，他們覺得她找工作不努力，甚至還托關系為她謀求崗位。后來父母意識到行業的現狀確實如此，而因為缺乏實習經驗等原因，自己女兒也不可能一下轉入互聯網等更有錢賺的領域，便接受了現狀。

她畢業后住回了父母家，不少完成的工作還沒拿到尾款，通過梁錫江或同學朋友接了些活兒，還在做自己想做的策蘭全集直譯——當前市場上的策蘭作品多是由法譯本轉譯而來，從未有過德譯全集，鐘皓楠和出版社接觸過幾次，對方則覺得“做全集肯定會賠錢”。她的家庭對她沒有經濟上的需求，但她想著如果多接點商業類的翻譯，或者像大學時做些兼職家教，短期內實現自給自足總不會很難。

采訪兩個月后，她兌現了當時的自我承諾，“過段時間也不能在家里住了?！彼岬搅藦V州，臨行前發了這樣一條朋友圈：

和高中時很喜歡的老師吃飯。老師說人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比如我可以為了以后更方便混而讀博，那么生活舒適程度都不需要考慮。但我覺得不是這樣。我甚至不愿意充當我自己目的的手段。人本來就是個非常綜合的因素，更何況我無法忍受失去其中任何一種。

采寫于 2021 年夏秋

修訂于 2022 年 6 月

*主要參考資料：

《黑暗時代的人們》，漢娜·阿倫特著，王凌云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年 7 月

《眼睛游戲》，埃利亞斯·卡內蒂著，陳良梅譯，新星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神秘與虛無——布洛赫小說<維吉爾之死>的價值現象學闡釋》，梁錫江著，吉林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不合時宜的小鎮翻譯》，李敏，網易人間，2015 年 10 月

《小鎮夢游人》，顧玥，《人物》雜志，2016 年 10 月

《赫爾曼·布洛赫傳》，埃內斯汀·施蘭特著，流暢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年 5 月

作者———熊韌凱

編輯——曾鳴 插畫——陳禹

運營——欣怡 版式——日月

創意——Vicson

出品人/監制——曾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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