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美國演員詹姆斯·肯恩在洛杉磯去世，享年82歲。讓觀眾對他印象最深的，要數《教父》中柯里昂家族中的桑尼，也就是初代教父的大兒子，二代教父的大哥。印象中他在《教父1》中還是一副年輕的模樣，再仔細想想，1972年上映的第一部《教父》距今已經五十年了。

這個系列電影，一直被稱為黑幫史詩，男人必看的成長教科書，里面既有欲望，也有愛情；有背叛，也有忠誠；有低谷，也有復仇。更難得的是，一般三部曲都會出現質量下滑的情況，但《教父》可以說各有千秋，甚至更加精彩。

在這樣的背景下，時隔五十年再去評論電影的細節，已經失去太多意義，其實這部影片，除了展現上個世紀幾代人的成長經歷之外，本身還有著一種為某一個時代落幕唱響挽歌的韻味。而這個在20世紀逐漸衰落，到了21世紀已經確定無法重振榮光的故事，就是“家族時代”的衰落。

一直覺得，意大利跟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處。全世界只要中國人能去到的地方，就一定有中餐館，而有意大利人的地方，也一定有披薩店，中國人和意大利人對餐館的熱愛，簡直是深入骨髓。

在國家的特點上，意大利人吃苦耐勞，卻又斤斤計較，沒什么大的商業眼光，卻能把很多手工藝做到很好，城市歷史悠久，文明燦爛，但騙子小偷非常多。特別是自駕從法國進入意大利的時候，就像是突然被從油畫里拽出來，塞進中小學課本的插畫中。這些如果對照著來看，意大利和中國，可能還真的是一東一西的兄弟。

而這兩個國家，還有個出名的特產，在西方叫做黑手黨，在東方叫做幫派。其實這并不能就此說，這兩個地方的人崇尚暴力，但的確反映出一種社會的特性。特別是如果我們把目光放的更長遠一些，意大利可能成了古羅馬，而中國也就回到了當年那個延續了中華文明的古中國。

西邊的故事，可能還是要從古希臘開始說起。希臘城邦一直是一種傳奇的存在，很難想象在幾千年前，存在著一種“民主制”的城市，公民在廣場上暢所欲言、參政議政，哲人暢想著人類的種種可能，并框定了兩千多年來的整個西方哲學思想的范圍和核心內涵。

但如果深入進去，就會發現，那種繁榮景象的背后，還有著另一些東西隱藏了起來。亞里士多德就曾把人分為三種：公民、非公民、奴隸。其中公民就是自己不用做任何勞動，有奴隸供養，可以去研究哲學或談論政治自由人；非公民就是必須要自己勞動才能養活自己的人，他們不能去參與政治；奴隸就是為公民勞動的人，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所共識的基本權利。

古希臘，呈現給后世的是一個公共的社會，即自由的公民充分參與政治生活的社會。但它也隱藏起來了一個私人的社會，那里，奴隸和女人被當作財產，在一個個家庭中負責完成一些生活所必需的勞作，以支持公民有足夠的自由。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古希臘的自由，在消極層面，就是對抗生存的必須，即人為了生存都需要獲取一些資料，當不再為了基本生存發愁的時候，就實現了自由的第一步；而在積極層面，古希臘的自由就是當一個公民不再需要勞動之后，積極投身到公共事務當中去，在公民的人群中找到自我存在價值的那種自由。

可以說，古希臘的公共領域里公民有多自由，在私人領域里奴隸以及家人就要多辛苦。顯而易見的是，在生產力并不是很發達的時代里，一部分人的自由，一定建立在更大一部分人的辛勤勞作基礎之上。

就這樣，自由的城邦不但孕育了公共領域的那種民主政治，同時這種民主也是踩著在私人領域，也就是在每個公民家庭里的專制制度或家長制才能站穩腳跟。可以說，在公共領域內，沒有權威，只有公民，在家庭中，公民卻成了一家的權威。

隨著古希臘的式微，古羅馬取而代之。雖然古羅馬帝國非常尊重希臘的文化，但并沒有照搬照抄，特別是他們發現古希臘的那種政治體制的割裂，即公域和私域、民主和專制是非常嚴重的，同時也不適合形成更大的帝國不斷發展，而只能保持一些小的城邦。

所以，事情發生了反轉，古羅馬漸漸的將古希臘人認為的私人領域搬了出來，也就是仿造家庭的一些特性，將老人設立為權威，建立了元老院，同時實施專制的統治。實際上，古羅馬的帝制就是將古希臘家庭中的結構和動力搬到了整個國家，并加以修正。有趣的是，同樣的事情，在東方也同樣在進行著，自從儒家獨大之后，家國天下、君臣父子，看似皇帝是奉天承運，其實不過是翻版的家族首領。

人類，殊途同歸地在兩個古文明中，確立了“家族時代”的到來。從大的封建帝制，到街巷鄰里關系，都滲透著一種家族的特性——家長專制、信任血緣、首領分配、忠誠為重等等。由此回到黑手黨和幫派的問題，它們呈現的不是暴力，而是規則，不是威脅，而是家族式的穩定，

這一點，在《教父》系列中展現得淋漓盡致。說是黑幫首領也好，“教父”也罷，實際上，就是一個家族的族長，這個家族的核心圈，是血緣關系所構成的，向外擴散由忠誠和信任編織起來的一張關系網。

“教父”有絕對的威嚴，有生殺大權，但又要表現出一種權威，在家族內部處理好關系和分配，而在外部，要為家族爭取利益和榮耀。如果族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么族長就要展現出自己的實力，為家人爭取公正，亦或是報仇。

這也就引出了整個《教父》系列的開端，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影史最佳的第一句臺詞“I believe in America”，一個受“教父”庇護的人，請求他為女兒主持公道。在“家族時代”，社會的運轉，并不是靠什么明文規定，真正的法官和裁判，就是一個個的家族首領。

費孝通在研究中國基本的社會結構的時候，提出了“差序格局”，即一個人的社會存在發生于親屬關系、地緣關系等社會關系中，以自己為中心像水波紋一樣推及開，愈推愈遠，愈推愈薄且能放能收，能伸能縮的社會格局，且它隨自己所處時空的變化而產生不同的圈子。

東西方兩個古老文明的遺產，正是被費孝通描述出來的“差序格局”所代表的家族式的特征，意大利也好，中國也罷，都是以家族血緣為中心的人情社會，這也就讓這兩個國家、兩個民族在很多層面都有著巨大的相似性。

但綿延了數千年的“家族時代”，隨著工業時代到來，將人與土地、血緣的深度關系打碎之后，逐漸走向了終章。《教父》三部曲橫跨了大西洋之間近半個世紀的歷史，把舊世界和新世界、家族與個體、手工與工業之間的更迭，通過一個黑幫家族呈現了出來。

打敗家族的正是家族自身的限制，正如費孝通描述的，差序格局是一種中心化的向外擴散，內部能量強，越往外能量越弱。就如當年的羅馬帝國，作為唯一的神圣的羅馬，是帝國的都城，也是全部力量的集中，越往外控制力越弱。

這種結構適合一種固化的，緩慢的社會發展情況。一旦進入工業時代，生產對于全球化資源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固化的家族式的體系已經無法適應工業的發展，在傳統與發展之間，社會自然選擇了發展的一面。

于是人們有意無意地，打破了原有的家族束縛。勞動分工、個體意識、城市化進程等等，都加劇了家族力量的衰落以及個體意識的增強。可以預見的是，這股浪潮必將席卷整個世界，以至于家族的力量，最終被社會的體制所代替，更加現代化的社會組織方式配合上原子化的人，完美適應了工業化之后的社會生產需要。

《教父》三部曲，表面上是黑幫的興衰，實際上則是為家族時代表演了一出落幕劇，這首挽歌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新舊大陸移民潮中開始，在20世紀初新大陸的開拓中漸漸展開，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達到了高潮，仿佛家族依然是一種非常有效的體制和工具，但最終，還是被現代化資本的力量打的粉碎。

老邁的第二代教父把權力交了出去，這次交接給所有的觀眾帶來一種必然的衰敗感，家族的分崩離析，人心的絕望，都在無可挽回的社會潮流中翻涌，而后又被迅速吞沒。

新形式的社會結構，以法律為基本規則、以利益為人際關系的特點已經確立，家族的血脈聯系，逐漸被壓制在感情生活層面，而在社會事務中，家族不再享有它的神圣和權威。人在脫離家族控制享受到部分自由的同時，也越來越孤獨，失去了家族和家人的支持，獨自在這個世界上飄蕩。

《教父》系列還有個有趣的地方是，每一集都以一場盛大的宴會作為開場，卻以一種落寞作為結尾。這仿佛家族時代從熱鬧到衰落，也好似一個人在啼哭中熱鬧的在人生登場，卻又在孤獨的暗暗落幕。

時代如此，人生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