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出租車”：街轎

1883年4月15日和24日，駕駛輪船首航川江、與重慶結下不解之緣的英國商人立德初來重慶，在日記中寫道：重慶的出租車——轎子，停在各個街角，只要是在城墻以內，不論到什么地方，費用都是25個銅錢。

轎子，是一種由人抬著走的舊式交通工具，蔡元培說：“車去輪以后，以人荷之，乃始于轎式也。” 轎子主要分官轎和民轎。南宋時期，重慶開始出現官轎，同時民間也出現有一種叫“鴨殼轎”的轎子，抬送老弱病人。清道光三年（1823年），一個叫陳松柏的人創辦了重慶最早的運輸商行“松柏長”，其中開設長途轎子業務，第一次把轎子納入經營項目。

老重慶的滑竿

隨著重慶城人口大增，再加上大街小巷、爬坡上坎，往來十分不便，清咸豐三年（1853年），出現了一種專在街頭攬客的“街轎”——就是英國商人立德在日記中稱的“出租車”，開創了重慶城區公共交通的先河，也可算作今天重慶出租車的鼻祖。

最早的街轎采用的是小轎，有兩人抬的，稱“對班”，也有3人抬的，前兩人后一人，叫“丁拐”。雖說是小轎，重達幾十斤，爬坡上坎很累，并且轎身封閉，進出城和遇關卡檢查時，帶來很多不便。大約在民國初期的1916年，轎夫對街轎進行了改革，用一種竹木做的躺椅——俗稱涼椅，作為坐人的轎身，在躺椅兩邊各綁一根楠竹作抬桿，躺椅四周敞開，在客人的頭乘支一塊布簾作轎蓋，遮擋陽光和小雨，這種街轎稱涼轎。后來出現一種更簡單的竹靠椅街轎，取消了轎蓋的布簾，就是現在大家熟悉的“滑竿”。返程時無客，只須一個人背著，轎夫輪換歇氣。當時重慶城有4家制轎作坊，一乘涼轎賣8元、一副滑竿賣2元。

街轎最初由“三合長”、“天生福”等幾家小轎行經營，至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發展到35家，到1916年，重慶城區已有轎行108家，轎子2200乘，轎夫4350多人。街轎的力資，不再是立德當年的“都是25個銅錢”，從朝天門到文覺寺銅錢84文、至臨江門56文、至炮臺街24文、至小什字16文。外地人來山城重慶，第一次坐“街轎”上梯坡的時候，腳朝天、頭沖地，好像馬上要摔下來了，很是緊張。

停在街邊暫作休息的滑竿

街轎太多后，轎夫之間經常為搶奪業務發生糾紛，于是轎行會首出面，將城區九門八碼頭劃分為12個區承攬業務，才基本平息了爭斗。1921年，轎夫組織成立了苦力工會，歸商會管理。重慶下半城著名的十八梯有一條不長的死巷，轎夫都在這里搭建一些窩棚睡覺，一到晚上擺滿了滑竿，久而久之就叫了轎鋪巷這個名字。

老重慶的街轎像今天的出租車一樣，要給轎行繳“份子錢”，每乘街轎繳日收入的1％作為租金。1936年，重慶有轎行389家，轎子31120多乘，轎夫約10萬人，規模最大的是設在來龍巷的陳小民“成都藤轎公司”，資本達3萬元，有960乘轎子。

1940年，重慶市工務局對街轎進行整頓檢驗，核發牌照，并對街轎規模和從業人員作出規定：主城數量為2000乘，南岸和江北各為500乘，轎夫年齡在18至55歲以內，出工時穿統一的編號衣服。工務局為了不影響公共汽車出行，還明確規定，禁止街轎在公共汽車停靠站范圍內候客和停放。

抗戰期間的重慶作為陪都，一下子擁來大量的外來人口，街轎又給很多貧困家庭帶來了比較穩定的收入，實際的街轎數量遠遠大于規定的數額，1943年，重慶城有轎行167家，街轎19600多乘，從業轎夫45000多人，給本來就狹窄的重慶街道更添擁堵。需求與現狀矛盾十分突出，當年11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手令：城區一律禁止轎子，不許乘坐。至使重慶城大批轎行倒閉，大量的轎夫失業。1946年，轎子還有4500多乘，轎夫14800多人。

老重慶的轎行雖然經營著“出租車”，但并不屬交通行業，俗稱“差事鋪子”，屬服務行業，除了經營轎子外，還配有“龍杠”抬棺材、埋死人，稱抬埋業。街轎出現前，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慶城的兩家抬埋“差事鋪子”，率先創辦了“三合公”、“通行號”花轎行，為婚嫁禮俗提供花轎出租。花轎行出現之前，重慶城的人結婚迎娶，都是向大戶人家借用，大戶人家一般都置有花轎和大轎。花轎行的出現，在重慶城很受歡迎，很快發展到12家，遍及江北，江南一帶。

老重慶的轎行不僅開創了重慶城區公共交通的先河，也是重慶婚慶公司的鼻祖。

省力的“出租車”：馬車

馬車作為老重慶的另一種“出租車”，在重慶城里出現比較晚，而且比1929年開始出現的公共汽車和出租汽車都還要晚。但是把馬作為公共交通工具載客，清宣統二年(1910年)就出現在重慶南岸了。

早年重慶到貴州沒通公路，渝黔往來貨物主要靠馬馱運，從南岸海棠溪的山道爬上黃桷埡，然后經老廠、三百梯、鹿角、界石等地到綦江，再入貴州境。因為隔著長江很不方便，這些馱馬不進重慶城，卸了貨以后，馬夫和馱馬都住在南岸老廠、龍門浩一帶開設的騾馬店。

南岸騾馬店的老板受到啟發，試著把馬作為客運交通工具，攬客、載客。這種載客的馬，由馬夫牽著，得得得地慢慢走，很悠閑的樣子，南岸人便取了個好聽的名字叫“溜溜馬”。

1948年的溜溜馬

溜溜馬的出現，大大方便了南岸當地居民，成為一種主要的客運工具，在老廠、黃桷埡、長生橋、鹿角、龍門浩、野貓溪、彈子石、南坪一帶，隨處可見。1915年，騎溜溜馬從老廠至黃桷埡收費200文、至龍門浩400文、至南坪700文、至彈子石一吊。

南岸的“溜溜馬”不知什么時候傳到綦江去了，1937年1月，該縣蒲河鄉一個趕溜溜馬的人，制作木輪、木軸、竹蓬，自制了重慶地區最早的一輛載客馬車，可乘坐6人，很省力，又因其利潤空間大，車主仍按溜溜馬收費。坐在馬車上，當然比馬背安全、舒適，而且還可隨帶少量的行李，當地人因此爭相乘坐。其他溜溜馬的主人見狀，也效仿著制作或購買專門的客運馬車，逐漸地，重慶周邊縣鎮鄉也發展了很多的客運馬車。

重慶地區最早的客運馬車并沒出現在重慶城，而陪都時期的才在重慶城興起，這是有歷史原因的。1938年廣州、武漢相繼淪陷，重慶成為了國內物資運輸樞紐，汽車運力明顯薄弱，汽油又短缺，交通部為此設置重慶馱運管理所，統籌全國人力獸力運輸事宜，以彌補汽車運力的不足。

在這個大背景下， 1939年2月，經重慶市政府批準，沙坪壩商人戚鶴年在化龍橋開設了重慶城區第一家客運馬車行，馬車作為城區公共交通工具的一種，合法經營化龍橋至上清寺的客運業務。

1942年4月1日，交通部驛運總管理處為補充城區公共交通工具的嚴重不足，開設了官辦馬車行——重慶驛運服務所，緊急制作馬車，招收商馬，開始經營上清寺至化龍橋馬車客運線路。經過一個多月的試辦，受到市民的稱贊，6月1日起，線路延伸至延伸至沙坪壩小龍坎，8月1日發展到山洞。為方便學生進城，10月10日線路延伸到歌樂山，全程28公里，全條線路有馬車84輛，早晨5點發車，晚上10點收車，日均運送乘客1500人次以上，周末日均達2200人次。陪都時期重慶人口猛增，市民出行難問題越來越突出，第二年3月25日，重慶驛運服務所備客運馬車15輛，又新辟上清寺至兩路口的馬車客運線，幾天后，將線路延伸至菜園壩、儲奇門、較場口。

重慶驛運服務所開辦的當年10月，有客運馬車102輛，獸力貨運板車40輛，騾馬200多匹，車型有轎式、蓬式和大型車多種，分別在化龍橋、新橋、山洞設置車棚、馬棚，在化龍橋設馬車修理所并訓練馬夫，提高駕馭技術。1942年4月至1943年4月，開辦一年時間，運送乘客91萬多人次、貨物1200多噸，客貨收入分別為400與50多萬元。

化龍橋開設的重慶城區第一家客運馬車行

抗戰期間，重慶城共有客運馬車148輛，每輛為一匹馬、兩輪、6座，需經申請并檢查合格后，發給牌照和營業證方可經營，車身標有代表線路和車號的數字編號。1944年，馬車票價為每人每公里5元，旅客自帶行李包裹每5公斤每公里為0.4元。新橋至歌樂山線路坡度太大，每人每公里另加收0.5元的拖坡費。

抗戰勝利后，重慶驛運服務所停辦，留有的117輛客貨運馬車自主經營，政府也停止定額補助，重慶城的客運馬車也逐漸減少，馱馬和馬車以承接中長線貨運為主要業務。

便捷的“出租車”：黃包車

1929年，重慶城區第一條馬路竣工，自七星崗起，經觀音巖、兩路口、上清寺至曾家巖，全長3.5公里，稱中干道西段。于是，重慶城第一輛小汽車、第一輛卡車和第一輛出租小汽車，當年先后出現在這條馬路上。同時，由嘉爾登、道康兩家車行經營的18輛黃包車，也在這條馬路上首現重慶城。

老重慶的黃包車

黃包車是一種外來的人力雙輪客運工具，為招攬生意，引人注目，車身涂上黃漆，車斗的靠背和扶手如老式藤椅，還裝有風雨篷，像把客人包在里面一樣，因此得名“黃包車”。不過傳到重慶時，黃包車顏色已普遍變成了黑色，名字卻沒變。黃包車車輪用橡膠制作，行駛在馬路上富有彈性，坐起很舒服，從外表看，制作精細、洋氣，還因其車身輕巧，在多坡多巷、道路狹窄的重慶城行駛起來相當便捷，于是市民出行喜歡乘座。

1929年2月15日重慶正式建市，幾年間，中干道東段和南、北主干道的部分路段及若干支路相繼修筑，城區馬路已達20多公里。雖說第一條馬路竣工后就有了營運汽車，并且1933年9月還正式開行了城區公交車，但汽車價格昂貴，購置并非易事，線路與班次因此相當有限，便捷的黃包車得到迅速發展，成為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風行重慶城，較場口、朝天門、儲奇門一帶的黃包車行，比比皆是。資本最大的是利通車行，老板袁其湘集資15000元，購買了119輛黃包車。

1933年10月，重慶市政府公布市區車輛暫行規定，黃包車夫上崗時不準赤膊光腳或唱歌，不得沿街兜攬生意，也不能拉空車在路上故意徘徊，否則處5元以下罰款或拘留5日。

黃包車經營有利可圖，除私人老板們紛紛開設車行出租外，1936年7月，四川省銀行投資5萬元，先后購置黃包車250輛，成立官辦的重慶人力車福利車行，市政府派員任經理，四川省銀行派員任副經理，市公安局負責培訓和管理車夫，每輛車每天的租金比私人車行低5分。人力車福利車行還提出“拉車者有其車”的經營理念，規定車夫每天在車行存儲一角錢，儲金達到黃包車價款后，車歸車夫所有，有400多名車夫加入了這家車行。

1937年，重慶城有車行134家，黃包車2454輛，從業車夫7000多人。有錢的官商人家為顯示氣度，不坐外面的“出租黃包車”，自備黃包車和專職車夫，隨喊隨到。專職車夫也穿號衣，不出車時，兼做一些雜事。至此，重慶另有私人自用黃包車72輛。

1945年10月，重慶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市民把一大袋錢裝上黃包車

抗戰期間，重慶城區的馬路建設除繼續完成主干道外，又修筑了中華路、中興路、和平路、健康路等13條次干道，其中七星崗至民主路還鋪設為重慶市第一條柏油路，城區馬路總里程達40多公里，相互連接，基本形成了渝中半島的道路網。這期間大量的外來人口又擁入重慶城，抗戰前的1936年3月為33萬多人，1938年11月有近60萬人，1944年1月達到94萬多人，增長速度非常大，給黃包車的發展帶來了契機，重慶城黃包車行發展到292家，車4714輛，車夫12000多人。即使抗戰勝利后，許多機關、學校、工廠遷離重慶城，黃包車生意冷淡了一些，但仍有3841輛。

黃包車的發展，帶來了城區道路的擁擠不堪，繁華的街道上，來來往往的黃包車多得似乎成了黃包車停車場。國民政府已認識到重慶因抗戰而急劇空前發展帶來的種種嚴重問題，戰后的1946年7月，在制定《陪都十年建設計劃》的同時，下令“禁止使用人力黃包車”，規定每5個月為一期，每期取締650輛，三年禁絕。大批的車行因此倒閉、車夫失業。人力黃包車工會幫助失業的黃包車夫轉業，每人認股1~4萬，籌辦渝工汽車公司，后因時局變化而消聲匿跡。

老重慶的“出租車”——街轎、馬車、黃包車，真正退出重慶城的歷史舞臺，是在1953年前后，隨著城區城郊公路建設和公共交通事業的發展，自行淘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