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穆斯林國家，女性頭巾主要分為三種，希賈布、尼卡布、庫布。

伊朗所強制穿戴的是希賈布，希賈布可以露出面部；尼卡布只能露出眼睛；庫布則全身無縫隙覆蓋。

在《古蘭經》中，希賈布意為“窗簾”或者“遮蓋物”。在按字面意思使用的經文中，希賈布是指將穆罕默德家的訪客與其妻子的住所分隔開的窗簾。

按照伊斯蘭教法的觀點，希賈布帶有謙遜、隱私、美德的含義。這里的隱私恐怕只是針對男性而言，女性附屬于男性，成為男權的一部分，不可被外人所沾染。

在古代，因為中東地區氣候原因，人們穿長袍，戴頭巾還有防曬，防風沙的作用。但隨著歷史的發展，越來越成為宗教控制人們的工具。

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之后不久，伊朗政府頒布法令對女性作出強制性著裝要求。 新任命的最高領導人霍梅尼頒布法令，要求所有女性在工作場所必須佩戴希賈布。

法律規定將不再允許不戴希賈布的婦女進入任何政府辦公場所，因為不戴頭巾她們將被視為“裸體”。

1983年，刑法典中引入在公共場合必須佩戴希賈布頭巾的規定，不戴頭巾的婦女會被處以10天至2個月的監禁，5萬至50萬伊朗里亞爾的罰款，并規定在公共場合不戴希賈布頭巾的婦女將被判處最多74下鞭打。

伊朗執于2005年設立道德警察。其主要工作是逮捕違反伊斯蘭著裝規范的人，特別是未正確佩戴希賈布的女性。

2014年的3個月里，就有22萬名女性被帶入警察局并簽下保證書保證佩戴希賈布，有1萬9千名女性被給予要求遮擋頭發的通知，有9000名女性被捕入獄。

除了搜尋未正確佩戴頭巾的女性外，指導巡邏隊還負責監視男性的不恰當舉動、男性理的“西式”頭型、男女之間的交往、違反化妝禁令的行為以及穿亮色衣服、穿緊身牛仔褲和短褲的行為。頭巾下露出過多頭發或男女朋友一同散步也被指導巡邏隊認為是違規行為。

伊朗民眾可以相互檢舉違反著裝規定的行為，交通攝像頭亦被用來識別違反著裝規定的人。伊朗的所有監控攝像頭都會將其內容傳輸給伊朗警方。

塔利班比之伊朗有過之而無不及。

塔利班有自己的勸善懲惡部，1996年成立，該部門負責嚴格執行伊斯蘭教法，例如禁止巫術和美式發型，強制民眾參加祈禱，以及要求男性不得修剪胡須。勸善懲惡部執法人員還會在街頭公開鞭打沒有男性親屬陪同、獨自行走的婦女。

在阿富汗，塔利班有要求占領區民眾將女童與未結婚的女性交出，并強行許配給圣戰士做為妻子的作為，一些阿富汗的女性表示，自己寧可自殺也不要被強迫結婚。

而這種習俗來源于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與6歲的阿伊莎結婚，在她9歲時完婚。

伊斯蘭教國家中，女性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不能在政治、經濟、藝術、文化等領域擁有同男性一樣的權利。

在伊朗，內部并不是鐵板一塊，人們并非所有人都擁戴政教合一的體制。對于穿衣自由，人們不是逆來順受，許多女性走上街頭拒絕穿希賈布，他們要求廢除1979年以來強制女性佩戴頭巾的法律，改善伊朗女性權利。

2017—2018年伊朗示威期間，維達·穆瓦赫德站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革命街街頭的變電箱上，將脫下的頭巾綁在棍子上，作為旗幟向人群揮舞，她因此舉被稱為“革命街女孩”。

但這種做法通常是有危險的，2022年，年僅22歲瑪莎·阿米尼因為沒有佩戴頭巾，被道德警察逮捕，拘留期間死亡。此事件在伊朗引起了大規模的游行抗議。

抗議活動期間，安全部隊向人群開槍，導致至少4人死亡，數十人受傷。事發后不久，又一名16歲伊朗女孩因為沒有按規定唱贊歌同樣被當地道德警察打死。

2022年世界杯期間，英格蘭與伊朗隊開賽前，伊朗隊員眼含熱淚，拒絕唱國歌來聲援國內抗議。

福柯說：權力通過控制身體來實現社會規訓。

無論是強制佩戴頭巾還是強迫女童結婚，都是用來控制人們的工具。在他們的教義里，女性是私人財物，是發泄性欲的工具，更是用來彰顯權力的附屬品。

在傳統的中國，也有類似的陳規陋習，比如強迫女性裹小腳。男權社會之下，女性只能淪為附庸，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強行洗白女性所遭遇的不公。

現代社會，只要你不妨礙他人，每個人都有穿衣自由。如果特別鐘愛頭巾，當然可以自己穿戴，但并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和信仰強加到別人身上。

女權本身就是人權的一部分，女性權利得不到彰顯的國家，男性權力注定也是不平等的，這樣的社會根本就不是現代社會，而是等級森嚴，強調絕對服從的邪惡國家。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樣與世界大潮格格不入的國家到底發展得如何。1979年伊朗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的排名是第9，人均GDP達2250美元，當時的中國人均GDP僅為150美元。而經歷了40年的“真主”統治，伊朗GDP在世界的排名卻劃到了40，人均GDP排名更是來到了120。

伊斯蘭革命到底給伊朗人民帶來了什么？這樣的政權真的有人同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