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倫特的全部著作中，《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為她帶來的激烈而廣泛的爭議遠超其他任何一部，這在她作為一個屢遭變故但值得尊重的杰出公共知識分子和學者的生涯中留下一道長長的傷痕。甚至有人指責她缺乏“對猶太人的愛”，這一指責道出了猶太人的集體性痛苦。

在阿倫特的同名電影中，有一段她在課堂上為自己辯護的精彩片段，就在辯護結束，學生們敬佩她的學識和勇氣的時候，一位老朋友卻對她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來（這里）是對你還抱有一線希望，也許你還尚存一點理智，沒想到你還是這么頑固不化。漢娜，你用你天生的傲慢，和無知——你那一貫對猶太人的無知，把一場法庭審判當成了哲學研究。你像一個自負的德國知識分子一樣，俯視我們猶太人，還想把這場浩劫的過錯強加給我們。你還不愿意接受，德國人已經可恥地背叛了你的事實，他們把你驅逐出境，還差點要了你的命。負責從古爾斯押運的，正是你那位朋友艾希曼，要不是你運氣好，及時的逃了出來，你現在的命運，就和留在那邊的女人們一樣。”

隨后，這位朋友轉身離開，留下了這句：“從今天開始，我與海德格爾最得意的門生絕交。”除了表達一種決絕之心，還頗為諷刺地將阿倫特稱為跟納粹當局有著明顯關聯的海德格爾最得意的學生。

但事實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卻是阿倫特最富有民族情感的一本書，她正是在道德上和認識上都把自己帶入一個猶太人身份之后，才去探索艾希曼的審判背后的意義。

而這個狀況，也恰好體現了阿倫特所一直面對的悖論——她持有現代主義的世界主義，但同時又相信猶太人應當具有某種形式的集體自決權。這個對于基于普遍性的人的世界主義和基于猶太人特殊性的民族情懷之間的矛盾，最終通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呈現給阿倫特的讀者。

這本書寫作的背景源自于1960年5月23日，以色列政府為針對前黨衛軍中校阿道夫·艾希曼的刑事訴訟拉開了序幕，幾天前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綁架了他并將其帶到海法。消息一出，舉世矚目。焦點并不在于對艾希曼非法劫持的來龍去脈，而是藏在“最終解決”方案責任背后的艾希曼本人。

他的被捕終于使得幕后的黑暗機制有機會徹底重見天日，那幕布后掩蓋的是對將近六百萬猶太人民實施的流水作業式的謀殺。在戰后對納粹滅絕體系代表人物所進行的審判當中，艾希曼審判是繼紐倫堡審判之后最受關注的一例。

1961年4月11日，針對艾希曼的刑事訴訟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一個特殊審判庭拉開帷幕。審判持續了數月之久，1961年12月11日，初審結果宣布；1962年5月29日，上訴法庭宣布維持原判——阿道夫·艾希曼被認為犯了意圖毀滅一個民族的“反猶太人民罪”而被判處絞刑。

檢察機關提交的書面材料規模之廣、其提供的時間證人數量之大，令艾希曼審判成為紐倫堡審判以來最大的一次。以色列以受害者的名義要求主導權，除阿根廷之外的任何國家，包括聯邦德國，都沒有提出引渡申請。此前大概考慮過要把艾希曼交給一個國際法庭來審判，只是缺少一個以種族屠殺罪名而提起訴訟的國際機關，于是以色列的地主司法權要求得到了國際認可。

漢娜·阿倫特，就身在蒞臨耶路撒冷的眾多國際觀察員當中。她向美國著名周刊《紐約客》提出申請，作為特派記者見證這場舉世矚目的審判。而后，她本想撰寫一篇文章，結果一發不可收拾，寫出了五篇連載，后來又在1963年被擴展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書稿一經問世，就引起了廣泛的國際爭議。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阿倫特至少呈現出三種歷史社會學式的敘述，每一種可被視作不同主題的單獨論述。

一、阿倫特對艾希曼被捕、被拘和被以色列當局審判的環境報告，包括主要的公訴人在審判中的行為舉止；

二、阿倫特對猶太人長老會，即納粹于1939年9月21日宣布成立的，管理波蘭、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以及蘇聯部分地區（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猶太人的特殊機構，在幫助納粹執行“最終解決”時鎖板艷的角色的描述；

三、阿倫特試圖對所謂“普通德國公民”在納粹政權與大屠殺期間行為的把握。

而艾希曼則成為她分析這個問題——即一個既非特別邪惡又非特別聰明的人，如何被邪惡的體制所制，做出了他們所做出的一切的范例。

但是這些匯集在一起的敘述以及她對“平庸的惡”這個哲學主題的關注使得讀者對她的著作感到迷惑不解。一方面，她似乎在譴責她的民族及其領導人充當了納粹的幫兇；另一方面，她似乎又在以“平庸”一詞為艾希曼和其他德國人開脫罪責。

也就是說這三種敘述引發了兩個關鍵性的爭議，一個是她通過對庭審中艾希曼的觀察所得出的“平庸的惡”的觀點：大屠殺并不基于一手遮天、體系森嚴的政治決策。那位被人們普遍看成滅絕歐洲猶太人之中樞劊子手的被告艾希曼，結果被證明只是一個下級官僚，基本上沒有開發出自己的自主性，也完全不具備人們強加給他的魔鬼性格和狂熱的唯心主義。真相是，艾希曼要么記性特別差，要么就是故意對他要面對的那些事保持沉默。

阿倫特這樣描述在庭審中看到的情況，“艾希曼既非伊阿古（莎士比亞悲劇《奧賽羅》中的反派，為人陰險狡詐），亦非麥克白（莎士比亞悲劇《麥克白》中的主角，弒兄篡位），他絕不像理查三世（莎士比亞《理查三世》的主角，因天生殘疾而變得惡毒乖戾）那樣就是一個壞人……就像俗話說的，他只不過是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在做什么。”

“正是這種想象能力的缺乏，使得他能數月來心安理得地坐在那兒，面對一個德國猶太人的審訊……純然缺乏思想（這與愚蠢有些不同），使得他成為了這個時代最大的罪犯之一……也許，我們能從耶路撒冷這里得到的教訓就是，這種與現實的疏遠以及無思想的狀態較之人的一切邪惡本能更能導致悲慘的浩劫。”

而另一個爭議更是刺痛了猶太世界以及指向阿倫特本人作為猶太人身份的民族情感的缺失：對大屠殺，猶太人組織的領袖負有連帶責任，他們跟納粹進行的有條件的合作，以及大多數猶太人團體的不抵抗、不作為從另一個方面促成了大屠殺的結果。

客觀的說，阿倫特對于猶太團體的指責，是在沒有深入進行史料調查的情況下做出的，同時對于普遍的猶太人是否反抗的行為，以及當時德國民眾對于猶太人的態度都是帶有一種主觀上的一廂情愿。但半個多世紀之后，這些歷史性的問題，都能夠在對曾經事實的考察中得到正名。

這也使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這本書的價值，更多的集中在“平庸的惡”這一對惡的哲學性分析上。因為歷史的事實是不會在輪回發生的，但人類組織中的、意識形態中的惡，只要稍有不慎就會卷土重來。

對于這個對惡的形容，1963年12月13日，卡爾·雅斯貝爾斯致阿倫特的一封信中是這樣說的：阿爾科普利告訴我，是海因里希（阿倫特的丈夫）建議采用“平庸的惡”這個短語，海因里希為此感到深深自責，因為你在為他想出的點子承受公眾的批評。或許報道是失實了，或者我的轉述出錯了。我認為，這個短語本身是一種極富啟示意義的說法，并且十分適合作為這部書的副標題。關鍵在于，這種惡而非一切惡，是平庸的。

的確，阿倫特因為這個對惡的平庸的形容被公眾反復的批評甚至上升到人身的攻擊，但很多人的確是對這個攻擊過于想當然了。平庸的惡，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其實只出現過一次，也就是副標題“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阿倫特也并非是強調這個惡的結果是平庸的，而是在說作為這個惡的直接肇始的艾希曼本身是“平庸的”。

阿倫特并沒有把艾希曼行為本身的道德性質解釋為源于其邪惡本性——這種傳統形而上學中稱為徹底墮落、腐化或罪惡，而是強調艾希曼最令人震驚的品質并非愚蠢、軟弱或者墮落，而是被她稱為“無思想”的特征。

循著這個思路，阿倫特持續地考慮這種“無思想”的本質。1971年的一篇名為《思考與道德考量》的文章中，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善惡問題以及我們判斷對錯的能力，會不會與我們思考的能力有關？……是否可以說，思考活動……是使人不作惡的諸多條件之一，或者說，它甚至實際上‘限定’了人們，以使人們不去做惡事？”

她提出這樣的疑問：“我們區分對錯、美丑，做出判斷的能力，是否建立在思想能力基礎之上？缺乏思考的能力與我們通常所謂的喪盡天良是不是相互聯系在一起？”

如果說在任何的時代，我們都難以避免道德的敗壞，特別是對人身體的禁錮和自由的限制，那么至少所有的人還有最后一道防線，那就是不受外界直接控制的進行思考的能力，如果按照阿倫特所言，這種思考能力與良知直接相關的話，那么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里，人類也能獲得一絲希望。

當我們發現，絕大多數人，都會跟阿倫特一樣，當面對艾希曼這樣“完全無思想”的人，當他的“良知”幾乎完全聽命于他的職位與職責，并因此懷著一種狂熱的激情犯下不可想象的罪行，都會產生極大的震驚的內心反應時，我們就應該感到意思慰籍，因為這就證明了可以與良知關聯的道德性的反思，是可以在大多數成熟且獨立的人身上發現的。

但如何激發這種“良知”的反思以及如何對抗“平庸的惡”，就不能簡單的靠某種天生的稟賦，這可能也是阿倫特這樣的思想家存在的原因，她就像是一根刺，不斷的在人類懶惰且習慣了的舒適的思想中，扎出一攤顯眼刺眼的血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