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詩教？我還真沒有什么具體的依據把它說得清楚，我只是覺得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通過詩歌實施教化的國家，從孔子到今天有著將近三千年的詩歌文化傳統。所以，我想，這種以詩歌為教材的文化傳統應該就是詩教了。

然而，央視主辦的“中國詩歌大會”上的一位嘉賓說“詩教，使人溫柔敦厚嘛”！聽了這句話使我陡然感到，詩教難道就是這樣解釋的？我立即“擺渡”了一下“詩教”這一詞條，果然大體也是這么簡單一個解釋！

這下我就驚呆了：如果電視節目中嘉賓的說法還有在意不在意的誤差，但是作為一個國學的重要詞條卻如此簡單，我真的驚呆了！因為，我不會相信像詩教這樣的詞條會如此簡單！就算詩教有使人溫柔敦厚的教化作用，但使人溫柔敦厚也僅僅是詩歌教化的一面而已，怎能概括出詩歌的多重社會功能和多重文化功能呢？

于是我試圖從《辭海》上看一看，是怎么解釋“詩教”的。《辭海·詩教》的全文如下：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據唐代詩學家孔穎達《禮記正義》的解釋，《詩經》中的作品雖對王室政治有所諷刺，但并不作直接、尖銳的揭露，故教人以溫柔敦厚。這種說法同《詩經》的實際內容并不完全相符。由于儒家竭力提倡，在封建社會影響很大。

《辭海》里對“詩教”一詞的解釋雖然簡練，但是脈絡清楚。

第一，指出詩教一詞源于《禮記·經解》，

第二，我們現在通行的詩教一詞的意涵，實際出自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對孔子那句話的詮釋。

第三，《辭海》對孔穎達的詮釋是不滿意的。這雖然是1979年版的《辭海》，但我對《辭海》的意見還是特別滿意的，因為，我們目前在網絡時代，還搜索不到有關詩教的討論或者新的詮釋，而《辭海》已經能夠批評孔穎達的片面解釋，顯然是彌足珍貴了。

我以為，孔穎達對“溫柔敦厚，《詩》教也”這句話可能是有一些誤解的，主要是“《詩》教也”這三個字。

我們從孔子的一貫的有關《詩》的社會功能的評價來說，“《詩》教也”這句話，絕不可能是像孔穎達所解釋的那樣。例如，孔子在《論語》中，就提出過“群、觀、怨”的思想，怎么入其國《詩》就只剩下“溫柔敦厚”一條了呢？

盡管《禮記》是西漢末年的學者二戴所作，有關孔子的言論來源我們也就不問其信否了，但是依據《禮記·經解》的上下文的語義來看，我以為“《詩》教也”這三個字，句讀應該是“《詩》（也），教也”的意思。

這就是說，孔子認為，如果到了他們那個地方（國），那里的人，不驕不糙，彬彬有禮，為什么？這是他們讀詩，是有教化的呀。對于孔子說“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這句話，我們不評論是不是對詩歌價值的全面評價，但孔子對于詩歌具有教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的這個必然關系的說法，還是能夠反映出對詩歌的主要社會特征的概括的。

我這里把《詩》解釋為讀詩，學詩，而把教解釋為與《詩》相關的以他文教，是說是詩和其他教化共同作用，才產生了使人溫柔敦厚的淳樸民俗，這正是孔子大力推行儒家文化教育所希望得到的一個例證，所以孔子很推崇《詩》的社會功能和教化的功能，同時，也沒有忽視其他的教育功能。教，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占據著重要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內容的地位，如果僅僅以《詩》就能使人溫柔敦厚，孔子何必還要教以“六藝”呢？

《禮記?經解》完整的一段話，似乎也是這個意思，不妨我們看看這段話是怎么說的：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

孔子“其教可知”正是《詩》、《書》、《樂》、《易》、《禮》、《春秋》這數種被儒家所推崇的經典教材。

《詩》是中國深刻的文化傳統，這一點沒有錯，也可以使人溫柔敦厚也沒有錯。唐代的詩文化更是漢代以來最發達的時期也沒有錯。

但是，僅僅以《詩》達到教化天下的目的，應該說，那是任何時代的學者也好，統治者也好都不敢輕信的。

再說，正如《辭海》里所說“這種說法同《詩經》的實際內容并不完全相符。由于儒家竭力提倡，在封建社會影響很大”。第一，《詩經》里面的作品內容，是思想豐富多樣的，既有歌頌和平的，也有激發愛國斗志的，例如《秦風》中的“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就不是溫柔敦厚型的詩歌，而是悲壯的呼號之歌了。

因此我認為，二戴所謂“《詩》教也”這句話本來的意思應該是指施之以《詩》和其他的文化禮制，就可以使人文質彬彬，溫柔敦厚，獲得全面的心身發展。

這正是推行儒家教化思想的不二選擇。但是經孔穎達的詮釋以后，就成了僅僅是指詩歌的教化作用之大了。這應該說是對經典原典的一種實用性思維，而不是原典的精意。

《詩經》是中國最早和保留時間最長的教科書。《詩經》一般認為成書于周初，我個人也認為應該產生在周初到春秋前期的一段時間里。這與周朝開始重視發展教育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的教育，應該說從周朝才開始，因此，也就需要一定的教科書，《詩經》就是最早的教科書之一。

可能之后對《詩經》也是有一定的新作補充和修訂其中的，所以，能夠收錄幾百年的作品。但孔子以后，作品的規模就基本定型了。至少儒家所使用的經典教科書，就是現存的《詩》三百。

《詩經》作為教科書，不是偶然的。據孟子說，中國的學校夏代已有，我覺得不可能那樣早，孟子的說法有一定的猜想性。因為，至少夏代辦學的條件還不成熟。首先是教科書的問題。夏代應該在應用文字，但是，作為教科書的文字普及應用，我們至今找不到產生在夏代的證據。即使到了商代，大概也不可能出現文字化的教科書。

因為教科書的文字載體，比如竹簡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夏商時代的實物遺跡。但是，周初是有這個可能的。

第一，周人對文字的使用本來是落后于商朝的，但周人取得國家統治權以后，很快就成為先進的文字使用國。因此，周代對文字的運用是有所擴大的，使用文字的人數比商代明顯增加了數百倍，這一時期產生文字的載體——竹簡的可能性很大。

第二，周初會出現貴族學校的。例如，周公要推行禮制，沒有教育體系的支持，禮制的建立是不會持久的。所以出現學校，當然就在客觀上具備了需要教材的社會需求。國家教育除了急需的官吏體系的培訓，首先受到全面教育的無疑是兒童，運用詩歌作為兒童教育啟蒙，這是最合適的教材。

因為詩歌口作為最早的頭文學，其生命力很強大，又與文字很容易親近，也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因此，把詩歌這種文化體裁作為教材，就很容易成為一個施教傳統。這就是以詩歌為教材的詩教之始。

到了孔子時代，周代的文化教育體系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從受教育者最初的貴族，普及到了士大夫上層，孔子辦學是對官學體制的平民化普及。

孔子的辦學體制應該與貴族學校體系沒有什么差別，反而他豐富和改造了教材，也把受教育的對象，從貴族下降到士族和平民之中。其中對《詩》的刪改就是一個例證。經過刪改的《詩》應該說內容更加豐富集中，這就為儒家獲得優良的施教教材奠定了基礎。

后來，在歷代的教育體系中，都沒有把“詩”的教育功能去掉，于是，中國形成了一個崇尚詩歌的國度，詩的教化作用確實存在，但是，沒有其它文學和文化的支持，只有詩歌，也不會使人溫柔敦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