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抗戰烽煙肇起，徐悲鴻不甘在此民族存亡之際安居大后方，毅然離渝，攜帶大批作品，往香江、南洋多地舉行籌賑畫展，以筆代戈，為救亡效力。1941年3月，他自星洲抵檳城，出席檳華籌賑會為其籌辦之畫展，據當年該地報章所載，展覽尚未啟幕，已由當地僑界名流踴躍認購畫券。
鐘馗乃傳統書畫常見題材。民間流傳，端午午時以朱筆繪之，掛圖旬月，可袪邪魅，具鎮宅賜福之效。悲鴻屢繪之，從創作技巧而言，不類于海派任伯年、王一亭等“神話化”之夸張寫意手法，他運用西洋素描基礎，滲融畫畫筆墨，故筆下鐘進士更為“人格化”，身型比例、面貌特征，以至體格肌理細節，皆切合寫實。
悲鴻畫中題材，不時寄寓愛國情懷，為激揚民族氣節的工具，鐘馗亦不例外。其創作思想超越民間傳說意涵，以鐘進士民族凜然大節的象征、人間正義的化身，砥礪民族，不畏強敵。他曾在介紹鐘馗畫時謂“……鐘馗代表中國人，幾個小鬼是指日本鬼子，小日本想戰勝中國是不可能的，所以畫成沒有頭蓋骨，是表示他沒有腦筋”。切合當時抗戰背景，鎮懾的妖邪，正是侵華的日寇！故屢在端午午時至剛至陽之時下筆，加強驅兇除煞之氣勢。
本幅寫于1939年“端陽正午”，畫中鐘進士側身而立，衣藍袍，腰配劍，鞹雙足，正是宋代沈括《夢溪筆談》中所描述終南進士之形象。其身型魁梧，不怒自威，手握空杯，等待小鬼開酒侍候。小鬼低首屈膝，一手環抱酒壇，一手執蓋，小心翼翼地揭去封口黃泥，生怕用力過度，把陶制酒壇砸碎。一凝神靜候，一著力處理，動靜之間，個性、神態各異，主客之勢立現。畫上題字，筆筆剛勁有力，氣勢如虹，具北碑金石韻味，與畫中鐘馗威赫形象匹配，無乃悲鴻下筆時心情激昂之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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