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李琳之的新著《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日前由研究出版社出版，他快遞給我，囑我寫幾句評述。我對夏商周三代沒有深究，僅僅是一些常識性的了解，這也是他給我的一次良好學習機會。

李琳之是我研究生時的同學，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在所有同學中，李琳之有點另類。1993年研究生畢業時，按他的學業和經歷，本會有一份體面的工作，但他絕然地放棄了，選擇了一條自主擇業的路子。近三十年來，艱辛非常，坎坎坷坷，汗水終于澆灌出成功之花。文化人終歸是文化人，與銀錢多少無涉，在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后，他更愿意徜徉在文人的精神世界里。近天命之年，一個學哲學的商人開始專注于歷史研究，尤其是中國上古史，勇氣甚嘉！《前中國時代》《元中國時代》以及現在的《早中國時代》，年年有新作，所有的人都懵圈了。

21世紀之幕甫揭之時，也是中國國學火熱之時。中國老百姓在解決了吃穿行住等基本生活之需后，熱衷于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認知和了解，全社會國學熱高燒不退。一批知識分子開始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進行知識解讀、言說和書寫，借助著信息化時代新的媒介方式，對于社會上一般知識世界中的歷史觀、人生觀的形成，其重要性和影響因子，遠遠超過了學術界的精英們，李琳之無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李琳之關注歷史始于晉商。因他的哲學專業背景，中規中矩的“學院式”研究遠遠無法滿足他的需求，實地走訪與考察，運用社會人類學的方法總能使他在晉商的研究中超凡脫俗，觀點清新，引人入勝。歷史研究終極目標是什么？是求真？是復原？還是通過自己的研究達成引發社會人的縱深思考，李琳之對中國上古歷史的研究，其目的顯而易見。十多來年，他在工作之余，南游江、淮，東涉齊魯，西及陜甘，北達蒙遼，跡遍全國，在中國大地上閱讀，在游歷中思考，窮源竟委，溯中華文明之源，構建“上古中國時代”。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考古學出現之前，對早期中國歷史的認識主要依賴傳統的歷史文獻。雖然研究者大都抱著“必于史職求真”（《史通?內篇》），怎奈上古史事記載都是零星、碎片試的記載，不系統，且研究者因個人修為不同，“求真”必然是為一種研究者內心追求或者說理想，所構建的上古歷史必是每個研究者個體選擇的結果。由此才有顧頡剛先生高擎“古史辯”的大旗，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

現代考古學為史家“求真”提供了某種可能，但考古材料存在著偶然大于必然的問題。能夠把個性的東西或者材料連綴起來，結合歷史記載，形成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這種工作研究難度大，挑戰度極高。即使國家“九五”期間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仍然無法解決，足見難度之大。李琳之選擇這樣的題目展開工作，正是他敢開新局一以貫之的勇氣和膽識的體現！

這本《早中國時代》，與前兩年已經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元中國時代》一樣，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信息量大。全書前言加正文的11章，有效頁碼378，注釋條目共計1089條。除《前言》外，正文中第11章注釋條目最少，也達66條之多。全書所引古代文獻達84種，考古文獻則應收盡收。將文后的注釋加以整理，無疑是一篇很好的“晚夏殷商八百年”的資料索引。

對于上古歷史的研究，既需求有扎實的歷史文獻功底，又必須能夠熟練地運用考古材料。當下能夠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論證考辯的學者少之又少。在本書的討論中，將歷史文獻和考古材料很好地結合起來，馳騁古今，錯綜隱括，則是該著述的另一個特點。

其次，本書兼具了“演義”體裁的特征。變論證為描述，“年載悠邈，簡冊闕遺”，自成一家。通過材料的梳理，以時間為經，以王為軸，按照歷史發展過程自然地形成十一個篇章，每個篇章又詳細地描述了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面貌，嚴肅的史事變得輕松歡快，可讀性很強。較之秦漢以來的史事，上古更為艱澀，處理起來很不容易。表面上看似寫得輕松歡快，但這種輕松是建立在扎實的考證辯證基礎上的，李琳之在背后下了很大的功夫。

當然，任何一部著作出版以后，都會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這本書也不例外。如在運用歷史文獻時，就需要認真注意文獻的版本。像《國語》，使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版韋昭的注本就很好，再無必要使用其他版本了；《讀史方輿紀要》，目前已經有賀次君、施和金的點校本，就無需使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的影印本了。史學著述中，除非必要，一般情況下，一種文獻只會使用一種版本，不會同時使用多達四個不同的版本。

總之，瑕不掩玉，李琳之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這本書，對于想了解和研究上古中國歷史的讀者而言，是難得的一本好書！

（王杰瑜，太原師范學院歷史與文博學院教授）

——原載《人民資訊》2022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