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太長,故分成三篇,此為下篇。上篇和中篇可點擊鏈接查看:《》 《》)
上回說到,蘇軾在湖州當知州,本來非常快活,卻突然爆發了人生中最大的災難:烏臺詩案。
書接上文,繼續下篇:
蘇軾像/作者:蘇軾好友,李公麟
12
詩案
烏臺詩案的引子,其實早在六年前就已經埋下。
熙寧六年(1073年),蘇軾還在杭州當通判,接待了由朝廷到浙江來巡察水利的一位同僚。這位同僚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科學家,著有《夢溪筆談》,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名叫沈括。
按當時習慣,這種接待,難免互相寫詩唱和。沈括就恭維蘇軾的詩寫得太好了,讓蘇軾把近期寫的詩給自己抄一份,他要回去好好學習。
蘇軾很高興地給他抄了一份。沒想到沈括回去后,把抄的詩逐一劃線,標注,往皇帝那里一交,說蘇軾“詞皆訕懟”。所謂“訕”,就是諷刺;所謂“懟”,就是怨恨。所以沈括這一招,也是挺狠的。
——北宋期間的文人關系,就是這樣,平時不妨互相交往,但是涉及到政見時,又互相攻擊,甚至是陷害,我們很難用黑白分明的標準,說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有時雙方都是好人,但就是水火不容。例如王安石和司馬光,人品道德都無可挑剔,互相懟起來也是非常狠的。
這個特點在后面也會一再出現。雖然我們講述蘇軾的命運,必然會說到那些給他帶來巨大災難的人,但是大家不能就此認為,那些人就是大壞蛋。如果我們一個一個去查那些人的資料,會發現,他們在歷史上的名聲,似乎并不差。
沈括也是如此。他內心是偏向于變革的,所以對于蘇軾這個死硬的反變革派,順手打擊一下,是當時常見的操作。不過,他的這個動作當時沒起到什么作用,宋神宗直接擱置不理。
到六年之后,情況就不同了。當時蘇軾到湖州任職,按慣例要給皇帝寫一個“謝表”。本來都是謝恩的話,但是卻被人挑出毛病來。出問題的兩句話是: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實話講,這兩句話里面,確實是有牢騷和諷刺意味的。尤其是第一句,說“皇帝知道我愚蠢,不能適應時代,難以跟上那些‘新進’官員的步伐”,這里一是指明了皇帝不給自己升官,二是諷刺了那些新進的官員,暗示自己不屑與他們為伍。
于是,以御史李定為首的“新進”們就借此發難,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為了坐實蘇軾的罪行,李定等除了指“謝表”的事以外,還找來蘇軾的詩文為證,說蘇軾“訕謗君上”、“指斥乘輿”,“其罪當誅”。
前面說到,蘇軾在杭州期間,目睹新法的弊端和老百姓的悲苦,寫了很多詩。其中有很多都是抨擊新法的。
本來在以前,詩人寫詩發發牢騷,也沒什么,但在蘇軾的時代,由于活字印刷術的流行,他的集子成為風靡天下的讀物,這就給朝廷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實際上,在當時的政壇格局上,司馬光雖然被認為是保守派的代表,但他在和王安石的政爭中失敗后,就回老家修《資治通鑒》去了,從此往后,整整十五年,對新法不再發一言。
而蘇軾,本來就已經繼承歐陽修的衣缽,成為當時的文壇盟主,他寫的每一首詩,每一篇文章,都是天下瘋傳。在這種情況下,他早已成為實實在在的言論領袖,是當時對新法影響最大的反變法派。
在六年前,變法的臺前人物還是王安石,反對聲浪再大,宋神宗也可以躲在后面,讓王安石出來抵擋明槍暗箭,當替罪羊。但王安石罷相后,由于新任的吳充和王珪能力與聲望都不夠,宋神宗只能親自主持政務。
所以元豐年間,變革就不再是“王安石變革”,而是“宋神宗變革”了。這時候還批評新政,就不是批評宰相,而是直接批評皇帝,性質就完全變了。
恰好此時,杭州的出版商又搞了一個《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其中不少詩作都涉及到新法,此書風行之下,人們每誦讀一遍,就等于罵皇帝一遍。
這就是李定等人彈劾蘇軾的奏折中,說他“指斥乘輿”的背景(“乘輿”代表皇帝)。在這樣的情況下,哪怕宋神宗此前再欣賞蘇軾,為了維護自己作為圣明天子的面子、權威,以及確保新法還能更好地推行,他無論如何都要打壓蘇軾的氣焰。(注:此觀點并非何加鹽的發明,而是復旦大學朱剛教授在《蘇軾十講》里面的分析,加鹽覺得很有道理,在此拓展用上。感謝朱剛老師的啟發。也在此特別推薦大家看一看《蘇軾十講》)
所以,六年前沈括上書,宋神宗可以不當一回事,現在就要慎重對待了。神宗下令:查!
當時,蘇軾正在湖州優哉游哉,絲毫不知道災難降臨。
朝廷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帶領兩名臺卒前往湖州,緝拿蘇軾歸案。
蘇軾從未經歷過這種陣仗,頓時嚇得六神無主。剛開始躲在里面不敢出去,湖州通判祖無頗說:“事已至此,躲也躲不過,還是得出去”。
蘇軾問:“那我該穿什么衣服呢?”他覺得自己已經是罪犯,就不能穿官服了。
祖無頗說:“現在還不知道什么罪名,還是應該穿官服”。
蘇軾于是就穿著官服出去見皇甫遵。
皇甫遵見到蘇軾,一言不發,就冷冷盯著他。兩名臺卒面露兇惡,虎視眈眈。
蘇軾惶恐地說:“我向來惹惱朝廷的地方很多,今日必是賜死,請讓我和家人訣別。”
皇甫遵這才開口說,“不至如此”。
然后叫臺卒抓人。
于是,兩名臺卒就把蘇軾綁起來,帶走。后來有旁觀者如此描述:“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蘇軾家人聞訊,趕緊前來追趕,哭聲震天。
蘇軾這會兒倒是定下神來,回頭跟妻子王閏之說:“你就不能像楊處士的妻子那樣,作首詩送我嗎?”說得王閏之破涕而笑。
蘇軾說的楊處士,是宋初的一位隱士,以會寫詩聞名。宋真宗慕其名,叫人召他來,讓他寫詩。楊處士說我不會寫詩。宋真宗問,那你來的時候,有人寫詩給你送行嗎?楊處士說,只有妻子寫了一首,說“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想必蘇軾以前給王閏之講過這個故事,所以閏之聞言而笑。
蘇軾一路被押到京城,只有長子蘇邁隨行。他有好幾次想要投水自殺,但由于臺卒看得緊,沒有成功。到京后,被關在御史臺審問。由于御史臺有很多烏鴉,人稱“烏臺”,所以后來他的案子就被稱為“烏臺詩案”。
審訊的主要方式,是把蘇軾的詩集以及他與朋友們唱和的詩文全部找來,挑出其中可能涉及到批評朝政的,一句一句審問,看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想而知,這種審訊,必定是非常殘酷的。蘇軾自己沒有詳述都受到哪些折磨,但是當時在他隔壁牢房因另一個案子也在受審的另一位大臣,寫詩描述過自己聽到的蘇軾牢房的動靜,說是“垢辱通宵不忍聞”。
蘇軾剛開始還辯解,說我的詩沒有諷刺朝政之意,后來被折磨得受不了,只好一首一首地分析,這句是諷刺青苗法、那句是諷刺鹽法……
主審此案的李定,有一次在群臣等待上朝的時候,感嘆說:“蘇軾真是奇才”。
朝臣不知他何意,都默不作聲。李定見無人理會,又自言自語地補充道:“前二三十年所作詩文,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
雖然感嘆蘇軾之才,但李定是王安石力排眾議提拔起來的堅定的變法派,對蘇軾這個死硬的反變法派,必誅之而后快。
蘇軾也知道自己這次兇多吉少。在入獄前,他就和兒子蘇邁說好,你在外面打探消息,如果平安無事,每天給我送飯時,就送肉和蔬菜;如果判了死罪,就送魚,我好有所準備。
有一次,蘇邁沒錢了,出城去找親友借錢,沒法給蘇軾送飯,就委托給一位朋友。這位朋友不知道他們的約定,他看蘇邁以前老送肉和蔬菜,就想給蘇軾換換口味,于是就送了魚。
蘇軾一見之下,大驚失色,老淚縱橫,無比悲痛,以為必死無疑。
他寫下了兩首絕命詩,留給弟弟蘇轍。其中之一如此寫道:
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加鹽試譯:圣明的皇帝像天一樣普照大地,萬物生機盎然,只有我這個卑微的臣子,因為自己愚蠢而自取滅亡。日子還沒活夠呢,就因為亂說話欠下了命運的債,現在要以死來償還,可憐家里十口人無依無靠,要連累弟弟你啦。我埋在哪里都無所謂,只是想起弟弟你一個人,未來碰到下雨的夜晚,回想起我們夜雨對床的約定,該多么傷心呀。我多希望生生世世都能和你做兄弟,讓我們再續今生未了的緣分。)
這首詩,可以說是千古以來,寫兄弟情最為感人的一首了。“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這兩句,任誰讀來,都不得不為蘇軾和蘇轍的這種深情而感動。
等蘇邁回來,蘇軾才發現鬧了個烏龍,自己白傷心了一場。
雖然李定他們奏折說得狠,但御史臺的審理結果,還是相對公正的,說蘇軾“謗訕朝政”,依律當“剝奪二官,徙二年”,但是由于當時正遇上朝廷大赦天下,所以“會赦當原”,也就是說,徙二年的責罰可以免掉,如果皇帝同意的話,馬上可以當庭釋放。
但關鍵是,蘇軾的命運并不是法律層面決定的,而是政治層面,就看皇帝要怎么處置他。
當時有很多人都在設法營救。弟弟蘇轍自不待言,恨不得用自己的性命去換哥哥出來。其他一向和蘇軾兄弟交好的范鎮、張方平等,也都向皇帝上書求情。杭州老百姓聽說蘇軾是因為幫他們說話而入獄,一邊集體上書,一邊焚香禱告,希望皇帝放了蘇軾。
而變法派的宰相王珪,卻還在皇帝面前煽風點火,借蘇軾的一首詩,說他顯然“有不臣之心”。蘇軾的老友章惇直接在朝堂上就和王珪吵起來。退朝以后還氣憤難平地說:“宰相你這是要滅人家族嗎?”
王珪尷尬地說,“這是御史舒亶說的。”
章惇直接懟王珪說:“難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嗎?”
章惇不顧自己得罪宰相,都要為朋友說話的義舉,讓蘇軾后來一直感動不已。
更難得的是,王安石的親家,現任左相吳充,和王安石的弟弟,時任修注官王安禮,都為蘇軾說話,說如果殺了蘇軾的話,神宗就會在歷史上留下“不能容才”的評價。
最有分量的是退隱江陵的王安石,也上書為蘇軾說情,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者乎?”
王安石的話對宋神宗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畢竟,對于志向高遠,追求青史留名的宋神宗而言,他絕不愿在歷史上留下自己“殺名士”這樣的惡名。
但幫宋神宗最后下定決心的,是他的祖母,也就是仁宗皇帝的皇后,現在的太皇太后,她流著淚跟神宗說:當初仁宗皇帝說蘇軾和蘇轍是宰相之才,是留給后代子孫用的,不能亂殺。我現在已經病重,咱們不能再傷害天地的中和之氣。
神宗說:“我們大赦天下,為您求福求壽。”
太皇太后說:“不須赦天下兇惡,把蘇軾放了就行了。”
在以上種種因素綜合之下,神宗最終決定將蘇軾流放到外地。文獻記錄下來的對蘇軾的最終處理結果為:
特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史,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其中“特責”二字,表明這是皇帝的意見,不是法律判決的結果。實際上皇帝在法律判決的基礎上,加重了對蘇軾的懲罰,而不是如很多書上所說的,李定等一群小人要搞死蘇軾,宋神宗惜才,保護了他。
而與蘇軾有詩文往來的很多朋友,也都受到了輕重不等的懲罰。其中受牽連最重的是蘇軾的老朋友,年輕時在成都就認識的王鞏,因為他家里有蘇軾的書信,沒有及時上繳,所以直接被貶到了廣西賓州,比蘇軾本人的處罰還重;蘇轍被貶到筠州(今江西高安),當了一個市場管理員;其他的司馬光、范鎮、張方平等人,也受到罰銅二十斤、三十斤不等的處罰。
對于這個世界以及后世喜歡蘇軾的人來說,也留下了巨大的遺憾:
蘇軾在被審判時,有關部門勒令所有蘇東坡的詩文都要上繳,一群如狼似虎的隸卒,把他家人坐的船團團圍住,搜撿一空,一家子老人小孩都被嚇得半死。
后來,王閏之夫人氣得把家中所存的蘇軾作品,全都扔到火里燒掉了,一邊燒一邊罵:“讓你喜歡寫書,寫了有什么鬼用,把我們嚇成這樣!”
等事情平定后,再來整理,發現蘇軾原來所有的作品,百分之七八十都遺失了。
燒書的時候,蘇軾還在牢里,對此一無所知。他總共待了四個多月,才得以重見天日。
死里逃生后,他趕緊喝杯酒壓壓驚,整個人如同還在夢中,不敢相信已經出來了。拿起筆來寫詩,才發現,經過這一場磨難,胸中無數詩情,似要噴薄而出。蘇軾情不自禁寫下這樣兩句:
卻對酒杯還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
“已如神”這三個字,從后來蘇軾的文字中得到充分印證,并不是夸張。從此之后,蘇軾的文學寫作,確確實實進入到了“如神”的境界了。
一百三十多天的牢獄之災,幾次瀕臨死亡的恐懼,對蘇軾毫無疑問是極其悲慘的噩夢。但是換來“試拈詩筆已如神”,卻不知道,烏臺詩案,究竟是禍耶,福耶?
13
黃州
黃州(現湖北黃岡)是一座極小的小城,在宋朝乃是偏無人知的小地方。罪臣的貶謫之所嘛,能是什么好地方呢。
元豐三年(1080年)大年初一的早上,天寒地凍,43歲(按當時算法已經45歲)的蘇軾,帶著死里逃生的慶幸,帶著前途未卜的迷茫,從開封南下,前往千里之外的黃州。
這一路的辛苦,自不待言。蘇軾只能自我開解:“人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人就是寄居在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法選擇去哪兒,只要有魚吃,有稻谷填飽肚子,就已經足夠生活了。
行到離黃州城差不多還有百里的岐亭鎮時,蘇軾得到一個巨大的驚喜:他偶遇一位故人,十九年前在鳳翔認識的,知州陳希亮的兒子陳慥。
在蘇軾的印象中,陳慥家世殷實,他自己也是一位瀟灑的公子爺,喜歡過浪蕩游俠的生涯,視錢財如糞土,但此時,卻在山里結廬隱居,和妻兒過著極其簡樸的生活。
蘇軾大為震撼,和陳慥把酒言歡,在陳慥家住了五天,才繼續前往黃州。
與陳慥的相遇,讓蘇軾心中大為安慰。有好友于此,在黃州,他就不會寂寞了。此后幾年,他和陳慥互相往來,在一起的日子加起來超過一百多天。
到黃州后,由于沒地方住,先寓居在一座名叫定慧院的廟里面。
剛開始,蘇軾每天昏天暗地地睡覺,正應了他來黃州之前給弟弟寫的詩:“畏蛇不下榻,睡足吾無求”。
這里面說的“蛇”,可不僅僅是蛇,還有比蛇更毒的人心呢。蘇軾被人整怕了,害怕跟人交往,所以到了晚上才出來走走。他安慰自己說: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從這首《初到黃州》詩看來,他已經在盡力調整自己的心態,讓自己不要悲嘆命運不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美好的事物上來。
但心態的調整,也不是易事,一定會經過多次的反復。蘇軾同一時期的詩文,常常會出現這種矛盾。例如也是到黃州不久后寫的另一首詞,就表現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種心態: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孤獨、寂寞、悔恨、幽怨、高傲……,此時還都盤繞在蘇軾的心頭。
但以蘇軾的性格,他又豈會長時間甘于寂寞和幽怨呢?過不多久,他就受不了夜里獨來往的生活了,而是到處走,不管是碰到僧舍,還是別人的宅院,就跑過去敲門,和人聊天,參觀別人的園子。有一次,他竟然在某個園子里發現一株罕見的海棠花。
當時,海棠是蘇軾的家鄉西蜀的產物,在湖北很少見。蘇軾猜想,或許是某只鴻雁把它的種子從故鄉帶過來的,結果如此雍容華貴的花朵,卻長一個無人問津的山坡之上,開在一片雜花亂草之中,當地人也不知道其貴重。
蘇軾感慨之下,便寫了一首名為《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的詩,其中有句云“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這顯然就是在說他自己。
后來,蘇軾經常來這里看這株海棠花,無數次醉倒在花下。別人來找他求寫字,他也常常寫這首詩相送。
在黃州待了三個月后,其他家人也都過來和他會合了,一家人在寺廟里住不下,好在有當官的朋友幫他斡旋,而黃州知州徐大受也很尊敬蘇軾,不把他當被貶謫的罪臣看待,于是就讓蘇軾和家人住進了一個叫“臨皋亭回車院”的官方住所。
有了地方住,家里人也都聚齊,蘇軾在黃州就有家的感覺了。原來在牢里的那些恐懼也已經漸漸淡去,對黃州逐漸熟悉,也有了很多來往的朋友,便開始覺出黃州的好來。
臨皋亭就在長江邊上,風景絕佳,蘇軾作為“不得簽書公事”的貶官,每天除了睡大覺,聊大天,喝大酒,竟然啥事都沒有。只要心態一變,這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他給朋友寫信說:
臨皋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此語一出,大家便知道,蘇軾已經走出了陰霾,開始享受自然,享受人生了。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這一句千古名言,向我們明明白白地昭告:那個年輕時意氣風發的蘇軾,那個初入仕途時忙忙碌碌的蘇軾,那個被陷害時凄凄慘慘的蘇軾,已經離我們遠去;而那個灑脫自在,熱愛生活的蘇軾,向我們走來了。
唯一令人不爽的,就是沒錢。
作為貶官,蘇軾無法享受正常的俸祿,只有少量的“折支”(宋朝給官員俸祿的一種,以實物的方式給付,官員可以拿去賣錢),由于數量很少,只能說聊勝于無。
前面也說過,蘇軾做官二十多年,沒有留下積蓄。到黃州后,計算歷年所積,按照每天花錢一百五十文計算,大概只能維持家里一年的生活。
在給好友秦觀的信里,他寫了他和老婆過日子的方法:每個月月初從積蓄里取出四千五百錢,分作三十份,掛在房梁上。早上起床用叉子挑下一份,便把叉子藏起來。這每天一百五十錢,就是當天的用度,用完也不許再拿。如果沒用完,就把剩余的錢放在一個大竹筒里,用于接待賓客。
他說,這些錢用一年沒問題,至于用完了怎么辦,到時再說,沒必要提前焦慮。因此,心里沒有一件事需要牽掛的。
雖然嘴里說“胸中都無一事”,但實際上日常生活中,也有愁人的地方。例如,他很想陳慥過來看他,但是家里又沒有地方住。在信里他說:臨皋亭雖然還有一間空房,但是夏天西曬太厲害了,悶熱無比;要不然就到附近的承天寺去借宿;或者是江邊有一條船,晚上睡船里也行。反正你先來,等你來了再說。
由于沒錢,蘇軾和家人只好節儉過日子。他自己研究出了很多做菜的辦法,并寫出《豬肉頌》《東坡羹頌》,以至后世還流傳著“東坡肉”、“東坡羹”的做法。
又由于買不起酒,只能自己釀,還寫了一首《蜜酒歌》以記之,這里面說道:
先生年來窮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
世間萬事真悠悠,蜜蜂大勝監河侯。
意思是我窮到飯都吃不上了,討飯都討不到,還好有蜜蜂造蜜,讓我可以釀酒,蜜蜂可比小里小氣不肯給莊子借粟的監河侯好多了。
不過這酒大概不好喝,據說喝了一次,搞得上吐下瀉,就沒再釀了。
但不管怎么節省,一家人的生活還是要過。錢這么少,總有用完的時候,到時候怎么生活呢?
好在有一個多年老朋友,名叫馬正卿,想辦法給蘇軾弄了一塊地。
這塊地大概有五十來畝,已經荒廢很久,全都是荊棘、瓦礫(不是這樣的地,蘇軾也拿不到啊)。蘇軾帶領家人,自己拿著鋤頭耙子,把地墾荒出來,累得筋疲力盡。作為讀書人,估計蘇軾前半輩子也從沒干過這活。
他寫詩嘆道:“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釋耒嘆,我廩何時高……”
古來文人寫詩,都是要表示我不在乎錢,只有蘇軾,直接在詩里嚷嚷“我的工資啥時候能高一點啊”,倒顯得格外可愛。
從那以后,蘇東坡就開始了做農民的生涯。他老婆倒沒什么抱怨,本來以前也就是農村女孩出身。甚至牛發病了,獸醫都不知道什么病,王閏之都知道,并且給治好了。
除了開荒種地之外,為了緩解沒有地方住的問題,蘇軾傾盡全部家財,在黃州當地朋友們的幫助之下,蓋起了一個有五間房的屋子。由于屋子落成的時候,正好在下雪,于是蘇軾就將房子命名為“雪堂”,并畫了很多雪景圖,掛滿了整間堂屋。
雪堂后來成了蘇軾接待賓客的地方。不僅宴飲在這里,客人也住宿在這里。陳慥再來,就不用住臨皋亭那間西曬的小房子了。
而從杭州、從四川、從不知道哪里來的人,也紛紛不遠千里來找蘇軾玩,有的甚至一住就是好幾個月,好幾年。住得最久的是一個和尚、一個道士,還有一個乞丐——也不知道這些人給不給房租和伙食費。
有了田地,有了房子,黃州就真正成了蘇軾的家了,孩子們說話都染上了黃州土語的口音。而他也確確實實愛上了這里,甚至起了終老于此地的心思。
由于這塊田地位于黃州城出東門的山坡上,蘇軾便名之曰“東坡”,而他自己也給自己起了個名,叫做“東坡居士”,從那以后,世人便開始以“蘇東坡”這個名字稱呼蘇軾。
吃的,住的都解決了,朋友也常常往來。蘇東坡終于可以真正放下心來,從容享受生活了。偶爾他依然還會悲嘆自己的命運悲慘,但越來越多的時間里,他更加容易感受到的一種閑適、滿足的心境。
這種矛盾體現蘇東坡的文字中,讓我們見識到一個時而苦悶,時而開心的蘇東坡。
元豐五年(1082年)是中國文學史上極其有幸的一年,中文里最美的文字,有好多篇,都是產生于這一年,產生于心境變化之中的蘇東坡之手。
這年三月,天寒多雨,蘇東坡聽說他喜歡的那株海棠花,被凄風苦雨摧殘,美麗的花朵上都沾滿了污泥。三月三日寒食節,他想起這已經是自己來黃州第三年,人生好像沒什么指望了,就像那朵海棠花一樣,陷落在污泥里,不禁悲從中來,寫下兩首《寒食雨》詩。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
臥聞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
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
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
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這兩首詩主要是表達一種郁悶、凄苦、絕望的心情。在東坡所有文學作品中,并非上乘,因此詩句本身不是很有名。
但當蘇東坡酒后將這種心情訴諸筆端,形成書法作品時,便成為了中國書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寒食帖》。
絕望之后,就是新生。僅僅幾天過后的三月七日,蘇東坡聽說黃州城三十里外的沙湖,有一塊田在找買主,已經以黃州為家的蘇東坡,便在朋友的陪同下,也去看了一看。
跑了那么遠的路,田沒有相中,回城路上還突然下雨,蘇東坡等人身邊又沒有雨具,被淋成落湯雞,過了好一會兒天才又放晴。別人都狼狽不堪,東坡則興致盎然,于是便有了這一首千古絕唱《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從這里可以看出,蘇東坡已經戰勝了寒食時那種悲苦的心境,轉為隨遇而安了。這從這個月所寫的另一首《浣溪沙》中,也表現得很明顯。
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凈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
這里的“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與月初的“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就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意境了。
這年七月,蘇東坡和朋友們泛舟長江,去游覽傳說中的赤壁古戰場,寫下了《前赤壁賦》。這也是歷代所有賦文里,最受人喜愛的一篇。
文章主要表達了蘇東坡此時的心境。當時和他同游的道士楊世昌感嘆世間雖風月長存,可惜人生易逝。而蘇東坡則認為:
沒必要悲傷人生的有限,也沒必要羨慕長江的無窮。世間萬物的變和不變,都是相對而言的。關鍵在于你用什么態度去面對。天地之間,很多東西不屬于我們,那么何必去在意他們呢?只有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朵聽見了就是美妙的音樂,眼睛看見了就是動人的風景,它們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給我們的無盡寶藏,我們可以盡情地欣賞。
最后他說: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這個“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的場景,是蘇東坡的畫龍點睛之筆。化用了前人“從流飄蕩,任意東西”的意境,表達了一種“人生如同一條小船,在命運的河里行走,何必管它把你飄向哪兒,你就安安心心地睡大覺就是了”的感覺。
但人的靈魂的安放,又豈是這么容易的事情呢?在同一個月寫的另一首詞里,蘇東坡又再次表現出矛盾的心態。
《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在這首詞里,蘇東坡想起古代英雄豪杰的功績,依然會心馳神往。說明他內心深處,還是有建功立業的想法,只不過是時運不濟,沒辦法實現這些理想,眼看著自己也快老了,只好自嘲道“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最后還是得回歸到“人生如夢,不如喝酒”的自我安慰。
而到了九月份,蘇東坡或許又遇到了什么煩心事,那種人被命運所羈絆、所捉弄而不得自由的感覺,又涌上心頭。于是就又有了這一首《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這里的“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表明在這一時刻,東坡先生畢竟還是心中有所“營營”,因而未免有“恨”。
到十月十五日,蘇東坡再一次夜游赤壁,寫下了《后赤壁賦》。這篇沒有《前赤壁賦》那么有名,大概是因為蘇東坡只是描述了一幅奇幻的畫面,而并沒有說自己的感悟的原因。但這篇賦的開頭部分,卻也是極其經典的場景: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
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
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
歸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于是攜酒與魚,復游于赤壁之下。
這里寫得如此充滿了生活氣息,平凡人的煙火氣撲面而來。普普通通的小日子,也可以過得這樣興趣盎然,這樣溫情脈脈。這豈非正是東坡和其他所有文人不同,而最撥動我們心弦的地方嗎?
蘇東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閏之,也因為其中的“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這一句,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形象。
王閏之這年還做了另一件事情,對蘇東坡的一生也有巨大的影響。
前面說過,蘇東坡在杭州當通判時,家里也買了幾個歌姬。其中有一個才十二歲的小姑娘,這些年一直跟在蘇東坡一家身邊。從杭州到黃州,經過八年的時光,她已經是一個二十歲的大姑娘。
元豐五年,這位姑娘成為蘇東坡的侍妾。她的名字,就是王朝云。
在古代,男子雖然可以納妾,但必須得正妻同意,甚至很多時候,都是正妻出面張羅。所以王朝云成為蘇東坡的侍妾,與王閏之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蘇東坡在寫給朋友王鞏的詩里,有這么兩句:“子還可責同元亮,妻卻差賢勝敬通”,意思是,在兒子不爭氣方面,我可以說和陶淵明差不多(陶淵明寫過一首《責子詩》,哀嘆自己五個兒子都不長進),但妻子卻很賢惠,這點我就勝過馮敬通了(東漢馮敬通妻子善妒,不讓丈夫納妾)。
第二年九月,王朝云生下蘇東坡的第四個兒子,東坡非常高興,為之起名“蘇遁”,并寫了一首《洗兒》詩: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總體而言,蘇東坡在黃州,盡管生活艱苦,但是開心的事情也非常多,加上心態逐漸轉變,日子越過越幸福。
在蘇遁出生的第二個月,蘇軾寫下了一篇美到極致的小品文,《記承天寺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這仍然是《前赤壁賦》心境的延續,但是更加閑適,更有生活氣息,也更能擊中人心。
加鹽至今仍記得大學時讀到此文時,心頭的悸動感,似乎有一股熱流,從心里面留過,文章的八十五個字,字字都說到了心坎里。此后若干年,我從來都沒有忘記過。
同一時期,蘇東坡還寫了另一篇小文《書臨皋亭》,把這種感覺描寫得更加直白: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幾上。白云左繚,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
這是什么神仙境界啊!如果一輩子能就這樣終老,人生還有什么不滿足的呢?
可惜,命運就是不讓蘇東坡過這樣的神仙日子。
寫完上面兩篇小短文沒過多久,宋神宗突然給蘇東坡寫了一封手札,詔曰:
(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改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這封手札的公文形式是“量移”,也就是說,皇帝解除了對蘇東坡貶居黃州的懲罰,允許他移到離京城較近的地方去住了。量移雖然不是升官,但量移的官員身份已經不再是罪人。一般而言,“量移”就是“起復”的前奏。
也就是說,皇帝赦免了蘇東坡此前的“罪過”,準備重新啟用他了。
14
求田
蘇東坡能夠被赦罪北移,跟一則流言有關。
早先,宋神宗之所以讓蘇軾貶官,主要是他老唱反調,反對新法,讓皇帝很沒面子,所以必須予以阻止和懲罰。
貶到黃州之后,蘇軾變成了蘇東坡,一門心思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再也不提新法的事。他的詩文經常傳到皇宮,宋神宗每次讀他的文章,連飯都忘了吃。他又覺得,蘇東坡真是人才,不用太可惜了。所以這幾年間,他也屢次和王珪等大臣商議,要把蘇軾調回朝里使用,但都被王珪想辦法推掉了。
到了元豐六年,有次不知怎么民間傳出謠言,說蘇東坡死了,被玉皇大帝召到天上去寫文章了。宋神宗也聽到了消息,還很關心,特地派人查明是真是假。后來知道是謠言,但這件事情必定對皇帝有很大觸動:與其讓蘇東坡去給玉皇大帝寫文章,還不如給我寫呢。
所以很快,宋神宗就讓蘇東坡“量移”了。
但對于蘇東坡而言,這就是一個巨大考驗了。他在黃州已經生活了四年,日子已經很安定;現在要重新被起用,眼看要當大官了。他必須得做一個抉擇,是繼續在黃州當農民,還是到朝中去當大官。
歷來人們都認為,烏臺詩案以及蘇東坡的兩次被貶,是他生命中的大考驗。但何加鹽認為,從黃州量移,才是他生命中真正面臨的最大一個考驗。它讓蘇東坡拷問自己的內心:
我究竟是要去建功立業,致君堯舜,還是就當過普通人,吟詩作賦,過好自己的日子?
如果世界上真有穿越這回事,我一定會穿回元豐七年春天的黃州,死死地拉住蘇東坡,讓他一輩子就住在黃州算了,不要再回官場了。臨皋亭的神仙日子不好嗎?何必要回官場受罪呢?
可惜的是,蘇東坡此時畢竟還是凡人,沒有成為坡仙,他終究還是選擇了回朝,做官。
元豐七年(1085年)四月,蘇軾離開黃州,去往汝州。走之前,他寫了一首詞與黃州告別。其中說到: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坐見黃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酒,相勸老東坡。
云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翦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
這意思是,我也不想走,可是人生來往如梭,沒辦法呀。我此去,說不定什么時候還回來呢,你們要等著我呀。
但他此去,終究沒有再回來。黃州,從此只在夢里。
從黃州出發后,由于這次不是貶謫,沒有限期到達,所以走得比較從容。
蘇軾先去了一趟向往已久的廬山。不過不知為何,他覺得和廬山“不相親”,所以也沒怎么歌詠廬山。但盡管如此,他在廬山西林寺墻壁上留的一首詩,依然成為寫廬山的詩里,知名度僅次于李白《望廬山瀑布》的千秋佳作: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從廬山下來,蘇軾特地繞道筠州(今江西高安),去看望在那里當市場管理員的弟弟蘇轍,再把長子蘇邁送到饒州(今江西上饒)德興縣去當縣尉,順便寫了一篇后世中學語文課文《石鐘山記》,再到金陵(今江蘇南京)去拜訪王安石。
路上,一件極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由于此時六七月份,正值一年中最熱的天氣,長江中游就如一個火爐一樣,日日于江水中行船,暑氣蒸騰之下,人的難受可想而知。大人還能忍受,小孩就沒辦法了,朝云去年生下的孩子蘇遁,于七月份不幸夭折。
這孩子長得特別像蘇軾,蘇軾也尤其喜愛他。去年九月還高興地寫詩,希望孩兒“無災無難到公卿”。沒想到,這么短的時間,孩子連話都沒學會說,就死掉了。
此時蘇軾已經48歲,突然喪此幼子,悲痛可想而知。他自己抱著死去的孩子上岸去埋葬。回來的時候看著懷抱空空,不禁淚下如雨。而回船上聽朝云哀哭著說自己也不想活了,看到床頭架子上的小孩衣服,更是心痛如絞,于是躺在床上默默流淚,一整天動都不動,覺得人生怎么這么難。
但是,人生再難,日子也得照樣過。長江的水滾滾向東,不因人的悲痛而停止,時間的流逝,同樣也如此。
蘇軾一家的坐船,沿著長江,一路走到了金陵。在這里,蘇軾有一個重要議程,就是拜訪王安石。
王安石在變法后期,已經發現自己的很多理想在現實中處處碰壁,難以按照原來設想的路線推行,于是漸漸心灰意冷,以年老多病為由,請求退休。
盡管宋神宗多次要求他繼續出來主持變法大局,但是對一個心已經灰冷的老人來說,無論怎么強求,都是白費力氣。最后也只好允許他在金陵閑居,不問世事。
當拋開了政治上的紛爭,王安石對蘇軾才華的欣賞就凸顯出來。每次黃州有人來金陵,他總要問,蘇子瞻又有什么新妙語呀?
而蘇軾經過了這么多年的歷練與滄桑,對新法也有了不同的理解。他認為,新法里面的有很多措施,還是非常好的,也是當時的情況下必須要做的。對于王安石冒著得罪天下士大夫的風險,忍受著巨大的罵名,以堅忍不拔的精神推行新法,而且產生了這么大的功效,也感到由衷的敬佩。
所以兩人此前的恩怨,至此全部都一筆勾銷,相互之間只有欣賞和親近。
王安石騎著毛驢到碼頭去迎接蘇軾,蘇軾聽到王安石親自來了,連正裝都來不及穿,帽子都來不及戴,趕緊下船相揖,并抱歉地說:“我今天穿著野服來見大丞相了”。
王安石一笑,說:“禮豈是為我輩所設”。
蘇軾在金陵逗留一個多月,幾乎每天都和王安石相見。他們談了很多很多。作為讀書人,也作為體制內人員,他們難免會談到究竟是建功立業,還是退休隱居的問題,尤其是蘇軾現在要面臨著繼續入朝做官,還是干脆直接在山野終老的抉擇。
王安石給蘇軾講了自己的一個觀點:“劉備曾經批評許汜,說他只會求田問舍,而沒有憂國忘家。但我認為,憂國忘家,最終只會‘可憐身世兩徒勞’,還是‘問舍求田意最高’”。
他勸蘇軾就在金陵這里住下算了,大家當個鄰居。
這代表著這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在經歷過奮斗,經歷過輝煌,經歷過磨難,經歷過掙扎之后,以血淚教訓得來的人生感悟:與其追求建功立業,還不如平平淡淡過一生。這對蘇軾的觸動很大——何況他本來心中就隱藏著一個歸田園的夢。
于是,蘇軾開始在金陵及周邊“問舍求田”,看了很多地方,最后經朋友蔣之奇的幫助,在常州宜興買了一塊田。
買好田以后,蘇軾上了一封奏折,乞求宋神宗同意自己在常州居住。但由于一直沒得到回音,只好繼續北上,同時再次上表乞求。走到南都(今河南商丘),終于得到宋神宗的回復:官職不變,允許常州居住。
這下,蘇軾終于擺脫了“來往如梭”的狀態,可以放心地安家終老了。
誰知,沒過一個月,神宗皇帝駕崩,他的兒子宋哲宗繼位。
北宋朝廷一個新的時代,又到來了。這將是一個更為動蕩的時代。
蘇軾再一次被時代的潮流裹挾,走向了更加身不由己的命運。
15
青云
宋哲宗繼位時,年僅八歲,無法管理朝政,于是由他的祖母,也就是宋神宗的母親,當朝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
高氏作為宋英宗的皇后,對宋仁宗、宋英宗時期天下安寧的狀態懷念不已。宋神宗在位時,她多次勸自己的兒子不要變法,可是志向高遠的宋神宗根本就不聽她的。
現在,作為太皇太后,高氏終于有機會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了。神宗皇帝剛一去世,她立馬就啟用了司馬光等一批宋仁宗、宋英宗時期的保守派舊臣。
司馬光很快成為了新的宰相,一上任,他就開始著手盡廢新法,恢復宋仁宗時期的舊法。
蘇軾作為被宋神宗打擊過的“熙寧舊臣”,自然也在起用之列。在常州才住了個把月,他便收到新的任命:授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也就是擔任登州地區(今山東蓬萊)的最高軍政長官。
蘇軾已經坐了很多年的冷板凳,驟然受到這般恩寵,畢竟抵擋不住心頭的火熱。于是放棄了常州居住計劃,答應了朝廷的任命,赴登州上任去了。一路走走停停,花了三個月才從常州走到登州。
期間,蘇軾經過自己十一年前曾經擔任知州的密州,看到當時拾撿的棄嬰,都已經長大了,感到無限欣慰,同時也感慨時光飛逝,自己也已經變成老人了。
但到登州才待了五天,就又收到了新的任命:授禮部郎中。
于是蘇軾又馬不停蹄地往京城去,于元豐八年十二月,抵達開封。在京還沒待幾天,新的任命又下來了:遷中書省起居舍人,即皇帝身邊的侍從官。
接下來的一年里,蘇軾先是升任中書舍人,再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三品),兼任經筵侍讀,也就是當了皇帝的老師。蘇轍也同樣屢被提拔,最終高居副宰相之位。
宋神宗期間被貶斥的舊臣們,紛紛回到朝中。在司馬光的主持下,新法一條條被廢除。甚至連此前已經運行得十分良好的,顯而易見比舊法更優的,如差役法,也全部廢掉了。
王安石起初對這些變化不發一言,后來聽到連差役法也給廢掉了,不禁嘆息:“連這個都給廢了?那是我和先帝整整探討了兩年,窮盡了一切利弊,才實施的。此法終究是不該廢掉的。”
蘇軾在此前本已對王安石變革有了新的思考和理解,甚至在金陵和王安石寫詩唱和時,還寫過一句“從公已覺十年遲”。這句話表面是說十年之前沒有和王安石交好,現在才有機會一起求田問舍做鄰居,實際上不無表達反思自己對新法態度的意味。
所以,對于司馬光的盡廢新法,他又看不過去了。尤其是為了差役法是否要廢除,他和司馬光爭得面紅耳赤。可惜司馬光終究沒有聽他的。
蘇軾就是這么一個性格。王安石在位,他反對王安石;司馬光在位,他又反對司馬光。
有一次在家里飯后散步,他摸著肚子問侍女們說,“你們猜這里面都是什么?”一位婢女說,“都是文章”;另一位婢女說,“都是見識”。蘇軾都搖頭。只有王朝云說:“是一肚子不合時宜”。蘇東坡這才捧腹大笑,說“朝云知我”。
不過,他的不合時宜這回倒還沒有引起什么不良后果。一是司馬光雖然也執拗,但是畢竟比王安石寬厚,沒有打擊報復蘇軾;二是司馬光回來任宰相,本已年高(六十六歲),為了盡快廢除新法,每天勞累不堪,積勞成疾,才一年多時間就逝于任上,逝世前哀嘆:(新法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而他一輩子最大的政敵王安石,已經早他四個月就去世了。
盡管蘇軾在是否盡廢新法的問題與守舊派大臣有不同看法,但總體上,他們還是同一戰線,要共同面對神宗時期的變法派對手。
蘇軾兄弟既然在這個江湖,就逃不開這些。而且他們對于打擊變法派,也是毫不手軟。這中間除了政治分歧之外,也還夾雜著私人恩怨。例如對李定等當時在烏臺詩案中搞他的人,他們在奏折中也會猛烈攻擊之。尤其是蘇軾擔任為皇帝起草圣旨的官員,對那些他不喜歡的變法派,他就會在圣旨里罵得狗血噴頭。
蘇軾的文章寫得好,論人忠奸,都直達骨髓,他寫起來痛快淋漓,但是被斥的人也對他恨之入骨。蘇軾兄弟,就結下了一個一個大仇人,為自己未來埋下了后患。
尤為可惜的是,蘇軾早年最好的朋友之一章惇,作為變法派核心人物和最高官員(知樞密院事,為“三公”之一,主管全國軍事,位僅在宰相之下),此時受到了守舊派的激烈攻擊。蘇轍和蘇軾,也都加入了攻擊之列。
蘇轍上了一封《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猛烈彈劾章惇,說他的一些做法,不是為了公心,而是為了“使人人與司馬光為敵”,只要能給司馬光使壞,他就不管對朝廷是有利還是有害。又說章惇位居軍國大位,“用心如此,豈不深誤國計?” 請皇帝“早賜裁斷,特行罷免,別讓章惇得逞,害了國家大事。”
幾天之后,章惇就被貶出朝廷,到汝州當知州去了。而他到了地方,本已心情郁悶,結果又看到蘇軾的一封奏折把他罵了一頓。
那本來是蘇軾拒絕為一個叫沈起的官員寫任命書而說明理由的“詞頭”,但不知為何,他卻順手捅了章惇一刀,說“王安石一幫人,為了求軍功,枉開邊釁,結禍四夷,如章惇等……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
以章惇和蘇軾的關系,以及此前章惇在蘇軾落難的時候冒著仕途和生命危險對蘇軾的幫助,此刻受到蘇軾兄弟這樣的對待,其心情可想而知。
蘇軾絲毫未覺察自己正在給未來挖坑,除了章惇之外,他還得罪了一個絕對不應該得罪的人:程頤。
程顥、程頤兄弟是當年和蘇軾、蘇轍一同參加進士考試的,但他們倆兄弟沒有蘇軾兄弟的好運,程顥考上了,程頤卻落榜了。
程頤本來就很聰明,為人處世處處以圣人為標準。他落榜后,發奮讀書,大有所成,后來開始收徒講學,名滿天下。在后世被人尊為“程子”,即“程朱理學”的那個程。
宋哲宗即位后,大臣們為他選擇老師,司馬光等一致推薦程頤。于是程頤以布衣身份,一朝而成為“帝王師”,與任“經筵侍講”的蘇軾成為了同事。
程頤作為老師,對小皇帝非常嚴格。有一次課間休息,小皇帝折了一根柳枝玩,被程頤看見了,狠狠批評了一頓。
司馬光知道后,嘆息著說:以后皇帝不會親近儒生了。
但司馬光此時才看出問題,為時已晚。后面整個大宋朝,都會為宋哲宗對儒生的怨恨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程頤與蘇軾的性格截然不同。程頤端嚴肅穆,蘇軾則活潑灑脫,倆人互相看不慣。而蘇軾又口無遮攔,老是諷刺程頤,說他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奸人。
最大的一次沖突,出現在司馬光去世的時候。當時正值神宗皇帝靈位入太廟的祀典,這算一個“吉禮”。百官祝賀完之后,相約去司馬光家里吊唁。
但程頤攔住大家,說:孔子如果哪天哀哭了,那天就不再唱歌。今天我們剛行完吉禮,又去參加喪禮,于禮不合。
蘇軾則極力主張應該去。爭執之下,蘇軾譏諷道:“這也不知道是哪個泥巴坑里來的鄉巴佬所制的禮。”
百官哄堂大笑,程頤則面紅耳赤。后來輯錄程顥、程頤言論的《二程集》如此記述:“(程頤)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仇,與其黨類巧為謗詆”。這里“以文章名世者”,就是指蘇軾。
這些爭執,在蘇軾來說是隨口而出,但是,要知道,程頤和哥哥程顥當時已經門生滿天下,朝中都有很多大臣,都對他們執弟子禮。老師受辱,對這些弟子來說,更是奇恥大辱。他們便在以后有機會的時候,展開報復;而蘇軾、蘇轍也有自己的朋友、門生,雙方互相攻擊,逐漸就形成了所謂的“洛黨”和“蜀黨”之爭。
蘇軾回到朝廷沒幾年,雖然官位節節高升,但是一則不合時宜地反對全盤恢復舊法,得罪了保守派;二則兄弟倆齊心協力打擊變法派,又得罪了變法派;三是口無遮攔,又得罪了以程頤為首的“洛黨”;再加上太皇太后的過度恩寵而引起的嫉妒,又得罪了更多眼紅的人。
于是,他很快就成了眾矢之的。彈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飛向年輕的宋哲宗和執政的太皇太后。
蘇軾一方面不堪其擾,另一方面也很恐懼。就一再向太皇太后請求讓自己到地方上去任職,不要留在朝中了。太皇太后剛開始一直挽留,但是蘇軾說:“我一天不離開,這里的是非一天不解”。太皇太后只好依從他的心意,讓他擔任杭州知州。
于是,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蘇軾終于脫離了京城這個牢籠,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杭州。
上次來當通判時,他才三十四歲,而這次再來,已經是五十二歲的老人了。
這次再來杭州,和上次的擔任通判就完全不同,蘇軾成為杭州主管軍政的第一人了,有了足夠的地位和能力,在杭州留下政績。
蘇軾主要做了救災民、設醫館、通六井、治西湖四件大事。前兩件救活了無數老百姓;第三件解決了杭州百姓幾百年來受鹽潮所害,水泉咸苦的弊病;而疏通西湖,建筑湖堤,使得西湖不再堙塞為患,不僅大收錢糧之利,更造就了西湖的如畫美景,后人將其主持修建的堤壩稱為“蘇公堤”,簡稱“蘇堤”,至今仍是西湖最美的地方。
蘇軾任滿離杭后,杭州人民筑生祠報答他,此后二十多年,當地人民家中依然懸掛他的畫像,飲食必祝。而我們今天能欣賞到西湖美景,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享受蘇公當年留下的余蔭。
元祐六年(1091)二月,蘇軾在杭州擔任知州還沒滿兩年,就又被太皇太后召回京城,任命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此時,蘇轍已經連連升官,成為了尚書右丞。蘇軾覺得兄弟倆都當如此高官,也太招搖了,從天地盈虧的角度來講,太滿了就必定會惹來禍患,于是屢次上表請辭,但太皇太后死活都不答應,他沒辦法,只好回朝就任。
但剛一回來,就遭遇程頤弟子們的迎頭痛擊。洛學門人朱光庭、賈易等,早就對蘇軾極其不滿。幾年前,朱光庭就已經狠狠地彈劾過蘇軾,導致蘇軾被迫尋求外放。這回賈易又站出來,說蘇軾幾年前寫過的一首詩有問題。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
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很顯然,這首詩寫得喜氣洋洋,表達了作者聽到好消息時的歡悅心情。
問題是,寫此詩的時候,宋神宗才去世兩個月。于是賈易等就攻擊蘇軾,說他是聽到宋神宗死掉的消息才這么開心的,又說蘇軾代寫的大臣任命書里提到宋神宗時,用了“民亦勞止”(這是《詩經》里批評周厲王的詩句)這樣的說法,把宋神宗比作周厲王。
凡此種種,就是為了證明蘇軾、蘇轍“必欲讓他們兄弟來把持國事,讓四川人占據重要職位,聚集小人,殘害忠良,這難道不是心懷險詐、一步步地傾覆我們的國家嗎?”
蘇軾倒也聰明,說,我寫詩的時候,之所以這么開心,是當時在鄉下,聽到鄉人在談論新上任的皇帝,夸獎“好一個少年官家”(宋朝口語稱皇上為“官家”),所以才說“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此時太皇太后還信任蘇軾,所以沒有因此而治罪。但是對“洛黨”和“蜀黨”的這種黨派斗爭也感到極端厭惡,于是就各打五十大板,把蘇軾和賈易都放出去當地方官了。
就這樣,蘇軾回朝中還沒半年,徒惹了一身麻煩,只不過是把杭州知州變成了潁州(今安徽阜陽)知州。
潁州倒是也個好地方,公事比較閑,蘇軾每天有很多時間都在潁州西湖和潁水邊流連。
但這種日子也沒過多久,幾個月后,朝廷又下達新的命令,改蘇軾為揚州知州。
由此也可以看出這段時間大宋朝廷任命官員的兒戲:蘇軾去年三月從杭州進京任職,八月改知潁州,今年二月又改知揚州,前后才十一個月,就換了杭州、京城、潁州、揚州四個地方,除去路上行走和業務交接的時間,每個地方能真正干活的日子就沒幾天。
這種飄零感,讓蘇軾無比厭煩,但是人在官場,又逃無可逃,他不禁羨慕起陶淵明棄官不做的魄力和種豆南山的悠閑。
于是到揚州后,蘇軾開始在陶淵明的世界里尋找精神寄托。他每天都喝點小酒,頹然坐睡,也不知道是醉是醒,然后就和(hè)陶淵明的《飲酒》詩。陶淵明寫了二十首,蘇軾也和了二十首。
可人生的無奈就是,蘇軾越是想追求陶淵明的境界,就越是得不到。在揚州又幾個月,朝廷又把他弄回去了,先是當兵部尚書,過三個月又改任禮部尚書。
元祐八年(1093年),蘇軾56歲,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三個職位,恩寵之榮,一時無二。
但是,他只要人在朝中,老問題就必定會到來。回來沒多久,又受到御史的激烈攻擊。他實在是受不了,就又上書請求去江南地方上任職。太皇太后還是不許。
這是太皇太后最后對蘇軾的拒絕,或者說最后的保護。
這年九月,太皇太后病逝,十六歲的宋哲宗開始親政。他很快就批準了蘇軾的請求,不過不是讓蘇軾去心心念念的江南,而是發配去了邊疆地區,宋遼交界處的定州(今屬河北保定)。
在定州任命下來之前,蘇軾就已經遭遇了另一個更大的打擊:陪伴他二十五年的愛妻王閏之,以四十五歲年齡,病逝于家。
王閏之二十歲嫁給蘇軾,經歷過繁華,更經歷過苦難。
在密州,蘇軾把家財都捐出去救助棄嬰,她毫無怨言,并且耐心撫慰蘇軾因種種煩心事而帶來的苦悶;在湖州,蘇軾被突然逮走,她跟著擔驚受怕;在黃州,家里沒錢,只能種田為生,她辛辛苦苦操持家務,還體貼地幫蘇軾藏著斗酒,以待他不時之需……
她也許不像王弗那樣能給蘇軾以思想上的啟迪,不像朝云那樣能懂得蘇軾的心思,但她是這個家的主婦,是蘇軾相濡以沫的“老妻”。
蘇軾沒有為她留下專門的詩詞,但是傷痛卻一點也不少。在給朋友的信里,他寫道:“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在寫給她的祭文里,蘇軾說:“已矣奈何,淚盡目干”。后來蘇軾自己去世時,遺命與王閏之同葬。
辦完妻子的喪事,定州的任命也下來了,蘇軾于九月中旬啟程赴任。
按慣例,作為戍邊的官員,在赴任前,皇帝要接見,叮囑幾句。但是蘇軾去覲見時,皇帝卻讓他奉詔速行,不許入見,理由是可笑的“本任闕官,迎接人眾”。意思是說,定州那邊等著你去上任,而來迎接你的人還在這候著你。
蘇軾憤懣不平地上表抗議,說“本任闕官,自然有轉運使暫時代替我的職務,又不會誤事;迎接人眾,只不過多花十天錢糧,有何不可?”
奏折交上去后,皇帝根本不理,蘇軾只好懷著沉重的心情上任。
此時,他明顯感到了朝政在發生變化,但還只是以為自己大不了就在定州終老,而不知道,大宋朝早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16
嶺南
宋哲宗登基時才八歲,中間太皇太后執政八年,到小皇帝親政時,也才十六歲,正處于叛逆期。
前面說過,程頤的嚴肅教育,讓他對儒生產生強烈的反感。而太皇太后執政時,他和太皇太后相對而坐,大臣們都對著她匯報,小皇帝曾經抱怨,自己只能見到大臣的后背和屁股。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太皇太后對小皇帝管得很嚴,年輕的小皇帝對她不僅沒有感情,反而懷恨在心。
在他心中,宋神宗就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而太皇太后卻把宋神宗用生命來推行的政策,全部給毀了。這十年,他唯一的心思,就是默默等待太皇太后死去,等待自己親政的那一天。
現在,他終于等來機會。太皇太后駕崩后,他迅速把太皇太后提拔起來的官員們罷免或貶黜,把宋神宗時期的官員們紛紛啟用。
蘇軾在定州兢兢業業地當著邊帥,使定州重現了四十多年前名帥韓琦治下的軍威。但是,這絲毫改變不了他已經注定的悲慘命運。
此時的朝廷中,新進的變法派紛紛占據高位。彈劾蘇軾的奏章,又如雪片般飛到皇帝的御桌上,所彈劾的內容,還是和以前一樣。
這回沒有了太皇太后的保護,小皇帝對他曾經的老師,也沒有什么感情可言,御筆一揮:貶!
于是,蘇軾到定州才半年,就接到了新的詔令:撤銷原來的一切官職、差遣,以左朝奉郎(正六品)知英州。
英州,即今天的廣東清遠英德,處于五嶺之南,在古代是令中原人士聞風喪膽的瘴癘之地。宋朝祖制不殺文官,貶到嶺南,就是對文官最重的懲罰了。
當年蘇軾因烏臺詩案貶黃州時,受他牽連最重的朋友是王鞏,當時就被貶到嶺南的廣西賓州。蘇軾對此極為內疚,多次寫信道歉、慰問。
而王鞏在那里,也確實過得比較凄慘,一個兒子死在貶所,另一個兒子死在家中,他自己在嶺南也多次生病,差點死在那里。
后來王鞏遇赦北歸,和蘇軾在京城見了面。蘇軾發現他氣色很好。而跟王鞏一起赴嶺南的一位歌姬,后來成為王鞏侍妾的宇文柔奴(小名“點酥娘”),也是顯得比以前更年輕。
蘇軾當時曾問柔奴,嶺南應該很不好吧?
沒想到柔奴笑笑說:此心安處,即是吾鄉。
蘇軾特別感慨,專門為柔奴寫了一首詞: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沒想到,十年過去,蘇軾自己也要來到嶺南了。面對未知的前途,他只能拿以前的詩句來自我安慰了。
但命運并不輕易放過蘇軾,而是還要一直考驗他能不能真正做到“此心安處是吾鄉”。
在蘇軾從定州南下的路途中,朝廷里變法派彈劾他的奏章,還在不停地上,每次都是說,蘇軾的罪惡太重,現有懲罰還不夠,還要再加重。
于是,他從定州出發沒幾天,就收到新的命令:左朝奉郎降官為左承議郎,差遣仍然是知英州。
又過幾天,又收到新的命令:“合敘復日不得與敘”。意思是,以后按慣例進行的升遷考核,他不得參加。這是要讓蘇軾永久不得翻身。
災難還沒到頭。此時,之前被蘇轍彈劾下臺,又被蘇軾捅上一刀的老友章惇,被宋哲宗起用,當了丞相,開始執政了。他開始了對蘇軾的瘋狂報復。
蘇軾南下走到一半的時候,最新任命下來了:罷免左朝奉郎,罷免英州知州,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又走幾天,連“建昌軍司馬”也給罷免了,再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仍然惠州安置。
“安置”與“知州”,不可同日而語。知州好歹還是一方大員,“安置”就大概等同于流放,要被當做罪臣監視居住,而且也基本上沒有了俸祿,只有少量“折支”。
原來被貶為知州,蘇軾還想著帶家人一起去上任。但是改為“安置”后,原來確定的一家人全部過去的計劃,就已經不現實。
好在當初在宜興買了田,靠收田租還能勉強度日。于是蘇軾決定全家分成兩撥,主要家眷都留在宜興。他帶著幼子蘇過南下。家中所有姬妾全部遣散,任由自便,只有朝云自愿追隨蘇軾,便一起赴嶺南。
紹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經過半年時間的長途跋涉,蘇軾終于抵達了惠州。此行今天走高速全程為一千九百二十八公里,差不多折合為四千里。按古代交通狀況,很多地方都要避開大山,或只能走水路,把繞的路都算起來,蘇軾這一路至少走了五六千里路。
一路跋涉,五十七歲的蘇軾雖然勞累不堪,倒也興致勃勃。當天就寫下到惠州后的第一首詩:
仿佛曾游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
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
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
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
(加鹽試譯:仿佛曾經來過這地方,難道是做夢?我開心得就像劉邦從老家捉過去的雞和狗一樣,走在長安城邊仿造的沛縣豐邑村莊里,都能找回各自的窩。這里的官員和老百姓奇怪地問,你到底犯啥事啦,給流放到這兒?父老們則互相攙扶著來迎接我這個老頭。漢代的蘇武,沒想到還能從漠北返回漢地;三國的管寧,也曾決定就在遼東終老,后來不也回去了嗎。嶺南風景好,酒也好,品行高潔的主人,也愿意接待我這個暫居這里的過客。)
從這首詩來看,雖然經歷了一貶再貶,而且收到“不得敘復”的命令,但蘇軾的心目中,究竟還是覺得自己在這里就是一個“寓公”,他認為自己早晚會像蘇武、管寧那樣,再回到中原的。
謫居的日子,對蘇軾來說,早已輕車熟路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剛開始,他寄居在當地的官方接待所“合江樓”,但罪貶之人不能久居官所,只住了半個月,就寄居到附近的嘉祐寺了。
此時的蘇軾,還時常有自怨自憐的意思。如看到梅花開放,他就會想起當年謫赴黃州的凄慘,說當時見到梅花曾斷魂,現在流落復相見,南蠻之地風雨飄搖,讓我心中憂愁。
但隨著對惠州風物漸漸熟悉,以及來往的朋友漸漸增多,他的心態,又漸漸好起來。
在某次爬山的過程中,蘇軾原本想爬到一座名叫“松風亭”的小亭子,但是年紀大了,爬到半山腰感覺很累,心想,這怎么能爬得到啊。
哀嘆了一會兒,蘇軾心中如同一道閃電閃過:我為什么非要爬到松風亭呢?就在這半山腰歇息,又有什么不行的呢?此間有什么歇不得處?
想到這里,他豁然開朗,覺得自己就像一條掛在釣鉤上的魚,突然得到解脫一樣。
是啊,人生何必孜孜以求于這個那個,就安心享受當下已經擁有的,又有什么不行的呢?
就如北返中原的念頭,原本時時縈繞在蘇軾心中。現在突然覺得,就在惠州待著不也挺好的嗎?就好比自己是惠州的一個秀才,考科舉沒考上,回到家鄉安度一生,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至此,那個曾經誤入凡塵,當大官享盡繁華,又不幸被貶歷盡磨難,還放不下心頭執念的蘇軾,終于恢復成我們深深喜愛的,自在灑脫的蘇東坡了。
他開始享受惠州的山山水水,享受生活賦予的一切美好了。
例如,吃到惠州的荔枝,他寫下了這首詩: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由于太窮,買不起肉吃,他就去市場上買別人不要的羊骨頭,煮了以后,用酒泡一泡,撒點鹽一烤,他抱著能啃一整天,覺得非常開心。唯一覺得抱歉的就是,圍著他的狗就不高興了。
但他在這里開心,朝中有人就不高興。
章惇把蘇東坡流放到惠州,還覺得不過癮,就又搞了一個小動作:任命蘇家的仇人為“廣南東路提刑”,也就是負責廣東省司法、刑獄和監察的最高長官。
這位仇人,名叫程之才,是蘇東坡的親表哥,也是前姐夫。當年姐姐病逝,父親蘇洵認為是程家虐待所致,寫詩文痛罵程家,并與之絕交,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
不得不說,章惇這一招很高明,也很狠毒。以程之才此時的地位和能量,以兩家世仇的關系,他給蘇東坡隨便找點茬,就夠蘇東坡受的了。
但章惇的如意算盤落空了。蘇東坡雖然在政治上比較天真,但并不是傻子。程之才來了后,蘇東坡第一時間想辦法攀上交情,表明想要重歸舊好之意。
程之才其實不像蘇洵想的那么壞。年輕時因為自己沒照顧好妻子,致其去世,兩家反目成仇,他自己也一直都心中耿耿,早想找機會修好。
于是,蘇東坡和程之才相見之下,不僅沒有“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反而充滿表兄弟之間的友愛。蘇東坡多了一個照顧他的兄長。
程之才出面幫忙疏通,蘇軾又住回了合江樓,直到一年后,程之才任滿北返,他才再搬回嘉祐寺。
解決了“仇人”的大問題,又解決了住處,蘇東坡就更瀟灑了。除了游山玩水、吟詩作賦、把酒言歡之外,他也做了很多于民生有益的事情。
盡管蘇東坡是一個“不得簽書公事”的流放官員,但是他出面張羅,幫助收揀曝尸荒野的野外枯骨,在惠州推廣他在浙江見過的插秧農具“秧馬”,修建東江浮橋等等。
為了做這些事,蘇東坡捐出自己微薄的積蓄不算,還把朝服上用的犀帶都變賣了,甚至還寫信給蘇轍求助。正好當時蘇轍的妻子史夫人入宮覲見太后,獲得過一些賞賜,都捐了出來。
蘇東坡如此大力地做這些利民的事情,一是他愛民的情懷和慷慨的本性使然,第二也是完全下定決心,把惠州當成家,以后就在這里終老了。
紹圣三年(1096年),蘇東坡傾盡最后的力量,在親友及惠州老百姓的幫助下,在惠州白鶴峰蓋了一所房子,同時寫信給長子蘇邁,讓他帶領家眷,從宜興舉家南遷,到惠州定居。
看著新居漸漸蓋起,蘇東坡的心情,十分愉悅。
但是,房子蓋到一半時,蘇東坡又一次遇到沉重的打擊:王朝云因感染瘟疫,突然去世,年僅三十四歲。
朝云從十二歲進入蘇家,二十歲成為侍妾,至此已經與蘇東坡相識二十二年,相伴十四年。
她年輕漂亮,能歌善舞,又善解人意,是蘇東坡的靈魂伴侶。
在蘇東坡流落嶺南的歲月里,由于王閏之早已去世,其他姬妾也已遣散,就是她和蘇東坡相依為命,照顧蘇東坡的起居,撫慰他的靈魂。
對晚年(即將六十)的蘇東坡而言,他和朝云的關系,早已超越了肉欲層面,而進入到純粹的精神境界。他曾經給朝云寫過一首詩,其中有句云:“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云雨仙”,又有詞曰:“白發蒼顏,正是維摩境界”,前者講修道,后者講學佛,都是說從此再無云雨,只有潛心問道的意思。
朝云死后,蘇東坡寫下《悼朝云》詩,其中有“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后緣”之句。
意思是:好遺憾不能和你長相廝守,只能祝愿你早歸佛土極樂世界(朝云信佛),我很傷心,我們的塵緣至此已了,以后生生世世,都再也見不著面了。
盡管如此悲傷,日子還是要繼續。
白鶴峰新居繼續蓋著,經過大半年的營建,于紹圣四年(1097年)二月,終于落成。
又過一個月,長子蘇邁帶領一家老小,浩浩蕩蕩地從宜興一路奔波,終于到達惠州,和蘇東坡會合了。
此時,他們已經分開三年,如在夢中。
雖然窮居嶺南,但是看到新房子已經蓋好,子孫又濟濟一堂,已經六十歲的蘇東坡,也不禁開心起來。他在《和陶時運四首》里高興地寫道: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
……
我視此邦,如洙如沂
邦人勸我,老矣安歸
……
子孫遠至,笑語紛如
……
蘇東坡和子孫們,在新家里,笑聲未落,就又收到了新的貶令:
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瓊州是今天的海南海口,昌化是今天的海南儋州。這封貶令的意思是,蘇東坡必須得離開惠州,到海南儋州去被監視居住了。
命運就是如此不憐憫蘇東坡。連一個六十歲老人最后安居的心愿,都要打得粉碎。
而蘇東坡之所以落得如此境地,還是跟他的詩有關。
在嘉祐寺居住期間,有了松風亭“此間有什么歇不得處”的頓悟,他覺得這樣的小日子過得也很不錯,便在詩里寫道:“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前面說過,蘇詩一出,很快就會傳遍天下。盡管此時他人在嶺南,但詩早已傳到京城。章惇看到后,說道:“蘇某居然還這么快活?”
于是順手就把他貶到海南去了。
貶令如軍令,一天都不得停留。收到貶令的第二天,蘇軾便不得不動身往海南走。他把家人留在惠州,只帶幼子蘇過在身邊照顧。
由于剛蓋了房子,沒有錢,還要寫信去找人借錢。朝廷本應給他支付“折支”,但拖欠了三年,到現在一文錢都沒拿到。后來也不知道他怎么弄到的路費。
以蘇軾六十歲的年紀(按當時算法為六十二歲),被貶到海南,幾乎就是讓他死在那里了。他自己也斷定生還無望,便和家人哭著訣別。同時打定主意,到了海南后,第一件事是做棺材,第二件事是修墓地。
此時,蘇轍也被貶到嶺南來了,任所是廣東省最南端的雷州半島,正好和海南隔海相望。雖然被貶雷州對蘇轍是很悲慘的命運,但此時對他們兄弟倆來說,倒不失為一件大喜事,因為正好可以見上一面了。
五月十一日,兄弟倆在廣西藤州的梧江上相見,此時距上次分別,已經近四年。他們終于能重溫“夜雨對床”之樂了。
從藤州到雷州,剛好一個月,兄弟倆同吃同住,度過了人生最后的相伴時間。
六月十一日,蘇東坡在徐聞登舟赴海,與弟弟揮淚作別。
從此之后,他們再未相見。
17
不恨
海南島,在宋朝時還屬于極其蠻荒的地方。中原人士對嶺南都畏之如虎,何況海南。
環境之惡劣從渡瓊州海峽開始。蘇東坡以前沒坐過海船,當時又恰遇北風,海浪如山,令人為之“眩栗喪魄”。
渡海之后,又陸行十幾日,他年老力衰走不動,只能坐肩輿,被人抬著走。但走到半路,天又下起雨來,把他從半夢半醒中淋醒。
蘇東坡不禁感嘆:“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
意思是,我這輩子到哪里才能有個安歇的地方啊,四面環顧,真的是沒路可走了。
他只好安慰自己:這又是雨又是風的,大概是天上的神仙在舉行宴會,知道我馬上要去和他們會合(意思是自己快死了),所以高興的吧。
好不容易到了被流放的昌化,發現這里“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啥都沒有。”
他又病又愁,只好埋怨自己“學道未至”,說自己在這里,只不過是“日就灰槁而已”。
剛開始,當地官府可憐他,允許他租借官屋先住下。這個官屋也非常破,海南雨多,每次下雨的時候,一晚上要起來多次挪地方,因為找不到一個不漏雨的地兒。
但盡管住著這樣的房子,后來還被章惇知道了,派人將蘇軾和兒子趕了出來,說是“貶官不得侵占公屋”。
父子倆只好找了個桄榔林,躺在樹下棲身。后來在當地老百姓的幫助下,才建起一棟土屋,起名為“桄榔庵”。
更慘的是沒有東西吃。當時海南島農業不發達,糧食要從大陸跨海運來,有時候出現風暴,來往船只斷絕,就會斷糧。
碰到這種時候,蘇過就只能找點芋頭煮了給蘇東坡吃,蘇東坡還拍著桌子叫好,說“天上的東西我不知道,但人間絕無此美味!”
有一次連芋頭都沒得吃了,蘇東坡只好帶著蘇過練習“龜息法”,也就是每天早上對著太陽喝風,美其名曰“吸食初生日光”。
后來實在餓得受不了,就開始回想自己吃過的好東西,寫了一篇《老餮賦》,歷數完世間的山珍美味,蘇東坡寫道:“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此時,蘇東坡對一切都已經不再奢望了,能有口吃的,好好活著,就是最大的盼望。
有一天,正在哀嘆自己身居海島,不知何時能返中原,蘇東坡突然領悟到:世界上誰不是住在島上呢?瓊州是一個海島,中國又何嘗不是一個海島?既然如此,有何必斤斤計較于自己窮居海島呢?
想通了這點,蘇東坡再次豁然開朗。
再一次,他戰勝了所有的磨難,開始生活和靈魂的自救。
他親手蓋了房子,又親手開辟了菜園,自己種菜。結果種完后,他看著自己種出來的蔬菜是這么可愛,竟然舍不得吃了。
他和當地的少數民族黎族人民成了好朋友。經常到他們的園子里去討菜,到他們家里去喝酒。
有時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家,只能“但尋牛屎覓歸路”,因為模模糊糊記得,自己“家在牛欄西復西”。
這時候,他最愛的就是陶淵明的詩。由于手頭沒什么書可看,一部陶淵明集,他不敢多看,每次只看一篇,生怕看完了就沒得看了。
他決定,此生要盡和(hè)陶詩,就是說,陶淵明一生寫的所有詩,他都要用同樣的韻腳,追和一遍。
后來,蘇轍編輯蘇東坡的作品,在蘇東坡的《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前面加了一個按語,說:
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辭》,蓋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蘇轍不愧是蘇東坡最親的弟弟。他說的這話,完美地概括了蘇東坡此時的境界:以無何有之鄉為家,不管身處那里,都是回家了。
正當蘇東坡已經達到了“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隨處皆可云歸的時候,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遠在幾千里外的京城,突然又發生大事:哲宗皇帝駕崩了,年僅二十三歲。他的弟弟趙佶繼位,是為宋徽宗。
新皇即位,大赦天下。蘇軾終于迎來了人生最后一次轉機,獲得“量移廉州”的待遇。
雖然廉州(今屬廣西北海)仍然是嶺南偏遠之地,但好歹是在大陸。而且,“量移”,就是起復的前奏。
六月,蘇東坡離開海南,給當地的黎族朋友們寫詩告別。詩云: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
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
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
從這首詩可以看出,對此時已經六十三歲,經歷過滄桑百態的蘇東坡來說,海南已經成了他的家,而眉州反而成了臨時寄居之地。現在離開海南,只不過是像有事要遠游一樣。人生是生、是死、是夢,三者已經分不出孰優孰劣。
六月二十日,蘇東坡登上北去的船,離開了海南島。他說:
九死南荒吾不恨
茲游奇絕冠平生
——是啊,人生有這么奇特的游歷經歷,即使是經歷了九死一生,又有什么可以遺憾和怨恨的呢?
蘇東坡冒著臺風和雷雨,從雷州半島坐海船趕到廣西廉州,還沒安頓好,又得到新的任命:永州(今湖南永州)安置。
于是又從廉州前往湖南,途中特地繞道廣州,與惠州趕來的家人會齊,然后再往永州去。沒走多久,又被改為“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外軍州任便居住”。
這里最重要的就是“外軍州任便居住”七個字,這意味著,蘇東坡再也不用趕來趕去了,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哪住就在哪住。
從此,他徹底自由了。
弟弟蘇轍也已經起復,也可以“任便居住”了。蘇轍選擇了回河南穎昌,并寫信極力邀請蘇東坡也去穎昌,兄弟倆從此住在一起,永不分離。
蘇東坡接受了弟弟的倡議,一路北返,但半路又聽到朝中紛紛傳言,說蘇軾此次回京城京,是要當宰相;而又有反對的人,正準備全力阻止蘇軾當宰相,正在摩拳擦掌準備寫奏折呢。
他當即放棄了去穎昌的念頭——穎昌離京城太近,他實在是怕了。于是最終決定,就定居他喜歡的常州吧。
經過一路艱難跋涉,同行的仆人都病死了六個,一直到中山靖國元年(1101年)五月,蘇東坡一家才終于來到了金陵(今南京)。
此時,有老朋友約蘇東坡在離金陵不遠的鎮江金山一晤。
在金山寺,蘇東坡看到老友李公麟畫的一幅他的畫像,百感交集,遂提詩一首于上: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從此詩可以看出,對于此時的蘇東坡而言,什么功名利祿、建功立業,全與自己無關。他曾經留下過德政的杭州、密州、徐州,都不足以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真正體現他人生價值的,反而是最落魄的時候所待的地方:黃州、惠州、儋州。
在這三個地方,他雖然經歷了磨難,但是卻找到了人生的真諦——只要有一顆熱愛生活,熱愛人生,熱愛自然的心,懂得享受當下所擁有的一切,就會得到真正的幸福與安寧。
在黃州、惠州、儋州,他的身體沒有得到自由,他的命運沒有得到自由,但是他的心靈卻得到了自由。
可惜的是,蘇東坡脫離了空間的限制,又被時間的牢籠困住了。
寫完自題畫像詩的當月,蘇東坡就開始生病。到六月,病越來越重,晚上整夜整夜都無法入睡,只能坐著喂蚊子,怎么都盼不到天明。
就像上次他的小兒子蘇遁死去的情形一樣,六月的長江,暑氣蒸騰,蘇東坡年老體衰,早已經受不住。只能停止前行,暫時靠邊休息。
在鎮江京口,有一位特殊客人求見,他就是章惇的兒子,也是蘇軾曾經的學生。他寫了一封長信告訴蘇軾,章惇已經被貶到雷州去了,就是蘇轍當初被貶到的地方。由于傳聞都說蘇軾要當宰相,他希望蘇軾能網開一面,放過父親,不要報復。
蘇軾強撐病體,給學生寫了一封回信。其中說道:“我與丞相定交四十余年,雖中間有些意見不一致,但是交情并沒有減少”。又熱心地開導章惇,說雷州那邊風土不惡,寒熱適中,不用擔心。并且把自己的養生秘方告訴了章惇,希望他在那邊好好保養身體。
但章惇在雷州,還是受到了天命的懲罰。由于當初他定下的規矩,貶官不得住官舍,他只好自己去租民居,結果看好那一家,一聽說是京城來的貶官,死活都不租給他。說:“當初我租房子給蘇轍大人,結果章惇宰相派人把我抓起來,非要我冤枉蘇轍是強租民房,把我搞得半死。我再也不敢租房子給貶官了。”
不過,此事蘇東坡已經不知道了。因為這年七月,他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后階段。
他先是跟孩子們告別。說:“我平生不做壞事,死了不會下地獄。你們到時候不要哭,讓我安靜地去。”
去世前夕,他的多年好友,佛教大師維琳,前來幫助度化。蘇軾當時神志還清醒,口占一偈曰: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
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
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
意思是:我和你都是丙子年出生的,到現在活了快三萬天啦。哪怕一天念一千遍佛偈,人生還是像閃電一樣,一閃而過,哪容人們說什么呢。人之所以有各種患難,就是因為有這個肉身,如果肉身沒有了,也就沒有了痛苦。我這輩子常笑話鳩摩羅什,白白地念了那么多神咒啊。
維琳大師問,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
蘇東坡此時口齒已經不清晰,便勉強提筆,寫道:
昔鳩摩羅什病急,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后二日屬纊。
意思是,當年鳩摩羅什病危的時候,給弟子三部西域神咒,讓他們念誦,幫助自己解除災難,但最終卻沒能把他救回來。
這是蘇東坡一生,最后寫下的文字。
宋徽宗中山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101年8月24日,六十四歲的蘇東坡,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臨終前,維琳大師說:別忘記要前往西方極樂世界。
蘇東坡勉力說道:西方不無,但此中著力不得。(西方極樂世界不是沒有,但是我的心里不能著力)
另一位朋友錢世雄也在旁邊大聲說:你一直致力于研究佛道,此時更須著力。
蘇東坡說:著力即差。(如果非要著力,那就錯了)
長子蘇邁再問:還有什么后事要交代?
蘇東坡不再作答,瞑目而逝,遂成坡仙。
(全文完)
主要參考資料:
【1】蘇東坡新傳,李一冰,四川人民出版社
【2】蘇軾十講,朱剛,上海三聯書店
【3】蘇軾傳,王水照 崔銘,人民文學出版社
【4】蘇軾集,蘇軾
【5】東坡志林,蘇軾
【6】仇池筆記,蘇軾
PS:加鹽最愛蘇東坡,因此,我們公司“手猶香”,名字就來自于坡仙的詩。“手猶香·香滿天下”酒,七個字都是蘇東坡的原跡。
此酒是真正好酒,東坡先生必定喜歡。其產自貴州茅臺鎮中國醬香酒傳統核心產區,真正純糧釀造,真正坤沙工藝,真正世家傳承,真正陳年窖藏,不口干,不上頭,真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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