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陳為人先生的山西作家傳記系列，感觸頗深。

陳為人先生在《涸轍之鮒是精神困境的隱喻》（見《歪批諸子》，陳為人著，三晉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這篇文章中把山西作家所遭遇到的困境稱為“涸轍”。這個詞來自于《莊子》的一則成語故事——“涸轍之鮒”，意思是說這些作家就像已經干涸的車轍溝里的小魚，急需一大桶水來把他們救活過來。

用“涸轍”來比喻當前的山西，我覺得既新奇又貼切，意蘊無限。

翻開一部山西的改革開放史，山西的人才培養大概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

從改革開放春潮涌動到現在的40年里，山西的經濟發展水平一再下跌，山西本土沒能培養出一位像馬云、馬化騰、王健林這樣國家級甚至是世界級的企業家，山西也沒有出現一家讓世人刮目的大型現代化企業。

從改革開放春潮涌動到現在的40年里，山西的教育發展水平直線跌落，原來曾是“第三國立大學”的山西大學已經淪落到了中國大學百名排行榜的最后一位。其他山西省立大學更是連100位排名都進不去。山西本土甚至沒能產出一位在全國有絕對知名度的文化學者和專家教授。

從改革開放春潮涌動到現在的40年里，山西的文學水平也一降再降，山西文學大省的地位不再，趙樹理的政治小說已成昨日紅花，當山東出了莫言，河南出了二月河、閻連科，陜西出了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的時候，山西文學人只能以毫無含金量的幾個所謂獎杯聊以自慰。……

包括科技、農業、體育等，山西的各行各業，山西的各條戰線，在這40年里，真的就沒有培養出一位全國性的領軍人物，5000年源源不斷、層出不窮的山西才杰文脈竟在此枯竭斷流！甚至就連山西本土的父母官都被娘子關那巍峨高聳的城樓阻斷了升遷之路——山西從建國后的第一任省委書記、省長程子華到2016年調走的第十五任省委書記王儒林和第十九任省長李小鵬（含“文革”期間三任省革委會主任），除程子華后來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外，其余14任省委書記和18任省長竟沒有一位能夠在離任山西省委書記和山西省長的位子后再高升一步的。這個現象在不包含港澳臺的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是唯一的。

但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是，山西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產生國家政要最多的省份之一。網上流傳有一篇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省（市、自治區）政要籍貫最新統計排名》的文章。該文統計了包括歷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紀委、中顧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以及擔任過副省部級領導職務和明確享受副省部級待遇的政界人士。截止2009年2月10日，在這個榜單排在前8位的分別是：

第一名山東省，共1290人；

第二名江蘇省，共1206人；

第三名河北省，共1152人；

第四名浙江省，共882人；

第五名湖南省，共694人；

第六名山西省，共606人；

第七名河南省，共532人；

第八名陜西省，共515人。

看這個榜單，山西僅排在第六位。但如果就這個榜單，按千人產出比來排位的話，榜單立刻就變成了這樣：

第一名山西省，總人口3664.00萬人（2015年，下同），產出比是0.01654‰；

第二名浙江省，總人口5539.00萬，產出比是0.01592‰；

第三名河北省，總人口7425.00萬，產出比是0.01552‰；

第四名江蘇省，總人口7976.00萬，產出比是0.01512‰；

第五名陜西省，總人口3793.00萬，產出比是0.01358‰。

第六名山東省，總人口9847.00萬，產出比是0.01310‰；

第七名湖南省，總人口6783.00萬，產出比是0.01023‰；

第八名河南省，總人口9480.00萬，產出比是0.00561‰。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榜單上的第二名浙江省和第四名江蘇省所統計到的政要，有相當一部分是民主黨派人士、知名專家、學者和實業家，名譽性職位居多。譬如浙江省的馬敘倫、厲無畏、安子介、孫孚凌、嚴濟慈、蘇步青、童第周等，江蘇省的葉圣陶、史良、華羅庚、許嘉璐、吳階平、茅以升、周培源、榮毅仁等。如果刨除這個因素，山西政要在全國各省市里的人均產出比，絕對是壓倒元白，遙遙領先。

山西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是，山西是全國著名勞模、先進單位和個人等典型的生產大省。

早在上世紀40年代上半葉大生產運動時期，山西的各抗日根據地就涌現出了一大批具備后來新中國意義上的勞動模范，如平定縣的趙貴、靈丘縣的王海、盂縣的趙忠、平順縣的李順達、武鄉縣的李馬寶、長治縣的李有成、古縣的趙金林、沁水縣的殷望月等，這其中以李順達最為出名。李順達早在1943年2月就響應邊區政府的號召，成立了全國較早一批的農業勞動互助組。1952年，李順達又帶頭成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為中國當時最為著名的“勞動模范”。

李順達在西溝村的搭檔和接班人申紀蘭，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不但繼李順達之后成為全國最著名的勞動模范、全國三八紅旗手，而且成為新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第一屆至第十二屆的全國人大代表。截止2017年3月，88歲的申紀蘭已經連續51次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舉目神州大地，能夠“紅顏不老、青春永駐”者，無出其右。

陳永貴是上世紀60年代山西涌現出來的另一批勞模中最突出、最耀眼的一位，他親手“締造”的大寨那個小山村，一度成為中國農村高高飄揚的唯一一面旗幟，甚至成為全國各界人士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前往朝拜的“圣地”。

1973年陳永貴上調北京后，陳永貴的助手郭鳳蓮以26歲之齡接班大寨。郭鳳蓮也在繼陳永貴之后成為全國著名的勞動模范，成為全國農業戰線上另一個標志性人物。

“山西造”勞模和英雄人物，不僅是在農業戰線上，在其他領域也是當仁不讓，各領風騷。如被毛澤東主席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如聞名全國冶金系統的“爆破能手”李雙良，如被稱為“新中國優秀知識分子典型代表”的欒弗，等等。

“山西造”勞模和英雄人物，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是，他們后來都變成了政治典型，成了世人矚目的明星官員。這一點，在農業戰線方面，表現得尤其突出。

如，李順達先后被選為中共第八、九、十大代表，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委員，全國人大第一屆到第三屆代表。歷任中共平順縣委書記、晉東南地委副書記、書記；

申紀蘭官至山西省婦聯主任、長治市人大副主任；

陳永貴則從一個小小的大寨黨支部書記，幾年間就以火箭般的速度躥升至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放眼天下，空前絕后；

同樣是以勞模出名的郭鳳蓮，也成了政壇的寵兒，她先后出任大寨公社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中共昔陽縣委副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當選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補委員，1978年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2003年、2008年連續當選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

任何現象的產生都有它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山西能涌現出睥睨天下的一眾政要和“勞模”典型人物，是和抗日戰爭時期，山西作為中共三大抗日根據地的特殊歷史分不開的。平型關大捷在這里打響，八路軍在這里發展壯大，“土改”運動在這里起步，農業勞動互助組在這里誕生，另外，薄一波領導的犧盟會和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是當年華北地區一支舉足輕重的抗日力量，也與此有關。

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為中國共產黨走向全國，奪取最后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這里走出來的政要大多經歷了這段光榮的革命歷史。而由這里培育出來的各級戰斗英雄人物、勞動模范人物，在風起云涌的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的幾十年間，都是中國共產黨推行其路線和方針政策所必須樹立的榜樣和典型，因而有著率先垂范全國的重要意義和作用。

由于時代和個體經歷等特殊因素，風云全國的“山西造”政要、勞模和英雄人物身上，有個共同的缺陷是學歷不高。上過大學的寥寥無幾，出過國留過學的更是鳳毛麟角。山西政要的三個代表人物，彭真的最高學歷是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學畢業，薄一波是山西省立國民師范學校畢業，程子華雖然考入了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但在校學習時間還不到1年。

“山西造”勞模三個代表人物李順達、陳永貴和申紀蘭，則連小學文化程度都談不上，他們都是在成年以后才進入脫盲識字班，勉強念了幾天書，識了幾個字。

山西能于無形之中晉身為官員大省，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山西有太多的央企，譬如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大同煤礦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平朔煤炭工業公司、陽城國際發電有限責任公司、山西鋁廠等。

這些央企由于直屬中央統管，又地處政治氛圍比較濃厚的山西，所以就被賦予了雙重政治思維的特點，這里也因此成了山西造官員輸出的重要源頭之一，到目前為止，從這里至少已經走出了三位省委書記和一位正國級領導。

也許正是由于以上錯綜復雜的各種原因，山西從一開始就被注入了單向的“官本位”思想因子。從領導到群眾，從工人至農民，從部隊戰士到知識分子，無不被這種思維模式所牢牢控制。

在建國前28年“革命一片紅”的年代里，山西以“聽話”的勞模形象，“沖鋒陷陣”，享盡無限風光。但到了需要打破禁忌、打破堡壘，需要有新思維、新思想、新事物出現的改革開放年代里，這個政治大省就顯示出了其窘迫的一面……

有一個調侃山西人的段子早在上世紀末就曾在坊間瘋狂流傳：“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的錢有多少；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有多大；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有多土；不到山西，不知道自己的馬列水平有多高……”

毫無疑問，山西曾經賴以自豪的革命思維、方向思維，在其他兄弟省市人的眼里早已變成了封閉、保守和落后的代名詞，也變成了山西人向前邁進的桎梏和絆腳石。

其實，山西并不是沒有人才，只是在山西成不了才，一旦出離山西，很快就能噴薄而出，紅遍神州大地。這點在改革開放以后的年代里表現得尤為突出。譬如，著名的百度總裁李彥宏，是土生土長的山西陽泉人；著名的融創中國董事會主席孫宏斌，是土生土長的山西臨猗人。還有歌唱家譚晶，是土生土長的山西侯馬人；電影導演賈樟柯，是土生土長的山西汾陽人；電視新聞人柴靜，是土生土長的山西襄汾人。如此等等。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

在山西這個一切以“政治”為指向的沉悶環境里，官本位思想、官僚作風、山頭作風、媚上作風、形式主義、本本主義……一切保守沒落的思想意識全部改頭換面，以政治、以正統、以正義的名義，時刻在準備著圍剿不符合他們習慣的新思維、新思想。所有的創新觀念在這里都難以找到適宜的生存土壤。即便是手握一方重權的省委書記、省長想有所作為，來自上面山西籍政要的橫加干涉，和來自下面普通干部群眾的“政治覺悟”，也會讓他們寸步難行，動輒得咎。

客觀而言，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二三十年間，山西作為政治大省，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都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這樣的政治氛圍也給山西注入了激蕩不息的青春活力，讓山西一度煥發出了炫目的光芒。

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當上世紀70年代末中央政府義無反顧地率領全國人民奏響改革開放旋律的時候，山西人并沒有從潛意識中徹悟“時移則勢異，勢異則情變”的簡單道理。根深蒂固的方向思維和官本位思想幾十年來還在像遮蔽了天空的烏云一樣籠罩在三晉大地的上空。

陳為人先生把山西這個環境比作“涸轍”，說出了山西作家，乃至所有山西潛在人才的矛盾、糾結和困惑。他在《涸轍之鮒是精神困境的隱喻》（見《歪批諸子》，陳為人著，三晉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一文中意味深長地講了“涸轍之鮒”這個寓言故事的來龍去脈：

莊子家里貧窮，所以向監河侯借糧米。

監河侯說：“可以，我馬上要收到封邑中的收入，借給你三百兩金子，好嗎？”

莊子變了臉色，說：“我昨天來，聽到呼喊的聲音，我環顧四周，看見干涸的車轍中有一條鯽魚，我問它：‘鯽魚啊，你是做什么的呢？’鯽魚回答說：‘我原本是東海海神的臣子，你有沒有一升半斗水讓我活命啊？’我說：‘可以啊，我要去南方游說吳、越的國王，引西江水接你，可以嗎？’鯽魚生氣地說：‘我失去了我平常所需的水，我沒有可生存的地方，我只要得到一升半斗水就可以活，你竟然說這些！還不如及早到干魚店里去找我!’”

這個故事是發人深省的：我只要得到一升半斗水就可以存活，你卻用虛無縹緲的一江水來蠱惑我！既然如此，“還不如及早到干魚店里去找我!”

涸轍之鮒，這就是山西的人才困境——

是山西人自己用自己的雙手把他們富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的“聰明孩子”扔進了那個干涸的車轍里去了。

陳為人先生所寫的山西作家傳記系列，表面上看是寫作家個人命運的沉浮史，是寫“波瀾壯闊”的現代山西文學史，但在這些作品的字里行間，我看到的是一部現代山西人才的“窒息”史，是一部現代山西的“沉淪”史。

——選自李琳之《山西筆記》，北京日報出版社，2018年版。原標題為“涸轍之鮒：山西的人才困境”，本次發表有增刪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國時代》《前中國時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商亡這三千年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前中國時代》入選商務印書館官方發布的“2021 歷史好書 60 種”榜單。

《元中國時代》入選“2020 百道原創好書榜年榜·人文類 ”，同時在 2020 年 “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好書讀者投票評選”活動中獲得第二名，在“歷史的回響”類別中高居榜首。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7月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