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早期,武王伐商建國,周公東征平叛,那時有地圖嗎?出土文物記載的《伐商圖》出自何時?圖有幾幅?目前,尚無西周的地圖樣本留存于世或考古出土問世。
不過,從諸多歷史典籍的記載中可知,西周時代的地圖蔚為大觀,門類繁多。《周禮》《周書》等典籍,對周早期的地圖官制、測量、繪制、分類、使用都有較為詳盡的記載。
1954年6月,在江蘇鎮江大港鎮煙墩山出土了一件名為“宜侯夨簋”的西周青銅禮器。從銘文可知,西周早期的武王和成王時期,地圖在軍事行動中大顯身手,出現了《伐商圖》和《東或(國)圖》等地圖。
宜侯夨簋高15.7厘米,口徑22.5厘米,足徑17.9厘米,器侈口,束頸,四獸首耳,淺腹,圈足較高,下緣附邊條。腹部間飾渦紋、夔龍紋,圈足飾鳥紋。器內底鑄銘文12行120余字,銘文大概意思是:
周王(康王)在四月丁未這天閱看武王、成王《伐商圖》,又看了《東或(國)圖》,(康王)在賜命前進行占卜,后命虞侯夨徙封于宜,康王賞賜夨豈鬯一卣,璋瓚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又賞賜山川土地、人鬲。宜侯夨感念王的恩德,鑄造此簋作為紀念虞公父丁的寶器。
以上銘文,較為完整地記錄了周康王冊封宜侯夨的日期、禮儀、流程等情景,以及賞賜鬯、瓚、弓、箭、土地、庶人等禮物和感念周王恩德而鑄造此簋的緣由。從這些記錄中,透露出有關地圖的三點重要信息。
其一,地圖在西周早期真實存在,單就軍事用圖和行政地圖而言,就有《伐商圖》《東或(國)圖》等圖。
其二,周王在分封諸侯時,有閱覽地圖和占卜的儀式,說明地圖在周代禮制上的確擁有至高無上的特殊地位,閱圖是天子舉行分封等重大活動時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這也和《周禮》中將地圖列為治國理政倚重工具和文武官制重要職能相呼應。
其三,分封諸侯賞賜的諸物中,既有印信功能或權力象征的酒具、兵器、奴隸,也有田土、山川等自然資源。其中,田畝和山川的劃界需要組織實地測量,甚至繪制成地圖作為憑證。畢竟,從《周禮》等文獻中,土地測量和繪制耕種使用的土地資源地圖在西周早期已經使用純熟了。
當然,此銘文的重點聚焦于《伐商圖》。銘文出現有兩處疑點,令人費解。
第一,伐商大業是周武王姬發主政時期的豐功偉績,周康王卻是“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這里為何要讓周成王和《伐商圖》產生聯系呢?
第二,“遂省東或(國)圖”的“遂”有“于是”“進行”的意思,此處“遂省”含有“接著往下看”或是“又看了”的意思。也就是說,《伐商圖》和《東或(國)圖》呈遞進關系,作為武王的孫子和成王的兒子,周康王先看祖父武王、父親成王的《伐商圖》,后看《東或(國)圖》,似乎說明武王和成王時期有著不同的《伐商圖》,所以康王看到的《伐商圖》并不僅僅是同時代的一幅圖?
那么,《伐商圖》到底繪制了幾次?不是同一幅圖嗎?宜侯夨簋沒有給出答案,但相關的典籍和其他出土文物卻有隱藏的信息可供參考。
1976年出土于陜西零口鎮名為“利簋”的青銅器,又名“武王征商簋”,器內底鑄銘文4行33字,記載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發帶領周與各諸侯聯軍起兵討伐商王帝辛,也就是紂王,與之決戰于牧野。依據利簋的銘文記載,這場大戰甲子日黎明出兵,到乙丑日一天一夜之間就滅亡了商紂,接著八天之后的辛未日,武王便論功行賞,慶賀勝利。
從有關的歷史典籍中,也可以看到武王這一次討伐速戰速決,攻入商都城朝歌后,還劍挑了自焚而死的帝辛尸身,隨后就在弟弟姬旦等人的擁立下成為天子。
顯然,武王伐紂,一路沖鋒陷陣如若神助,既有天現異象的“天時”,也有兵士們高昂士氣的“人和”,更有《伐商圖》這樣地圖工具的“地利”,加之得當的戰術戰法,方才一舉成功。帝辛已死,周朝新立。此時不過是因為攻陷了商王朝的都城,商王已死,武王取代稱王而已,事實上的伐商大業其實遠沒有結束。
武王為了穩定大局,當時沒有連續作戰,用武力將商王朝的所有地盤一一討伐征服。商都的周邊地區,還是商民占絕對主導地位。因此,武王將商的畿內分為邶、鄘、衛三國,以邶封霍叔處,鄘、衛封胞弟管叔鮮、蔡叔度分別管理,史稱“三監”。
不久,武王病故,成王即位,周公輔政,發生了三監叛亂事件。也就是說,成王時期,在周公姬旦的統帥下,以平復三監叛亂為標志的伐商后半程軍事斗爭再度進行。姬旦率軍沿武王伐紂路線,再次直取朝歌,擊潰武庚所部,攻占管叔、蔡叔治地,殺武庚、誅管叔、放逐蔡叔,貶霍叔為庶人。
隨之是真正意義上的東征,也就是繼續向東部商王朝的方國部落和東夷部族發兵,進兵東南,采用先弱后強的方針,先攻徐、淮等九夷,經連續作戰,攻滅熊、盈族17國,為周朝開疆拓土,歷時三年,方班師回朝。
從地圖的名稱可知,《伐商圖》的“伐”就是指討伐的意思,所以《伐商圖》是軍事用圖。而東征使用的《東或(國)圖》,并無討伐之意,極可能是東部諸侯方國分布的地理區位圖。
可見,武王和成王時期都發生過伐商戰爭,分別是武王發起的討伐商王帝辛滅國之戰和成王時期發起的平叛三監作亂之戰。討伐的對象、時間和戰爭的性質、規模都大為迥異,使用的地圖也區別極大,應是分別繪制于不同時期,絕非同一幅圖。
但由于兩次作戰都是伐商,地圖也按照戰爭的性質,都被命名為《伐商圖》,從而造成了后人的疑惑和不解。
可見,武王和成王時期的《伐商圖》應該是兩個版本,絕非同一張圖。故而,周康王看到的,是其祖和其父不同時期不同繪圖內容卻是同名的《伐商圖》。只有如此,才能解釋宜侯夨簋銘文中所言“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
【作者簡介】前衛:中國古代地圖文化研究學者、作家、資深地理記者、中國測繪學會邊海地圖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地理信息產業協會地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現供職于央媒。出版有《地圖生死劫:天命王權》《地圖:誰主沉浮?》等作品。
(本文文字選自前衛.先秦地圖二題[J].地理研究(第2輯),2022,P177-183.本文圖片來自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的圖書,詳見下文,不再贅列,在此致謝)
《地圖研究》集刊是中國測繪學會主管,由中國測繪學會邊海地圖工作委員會、自然資源部地圖技術審查中心聯合主辦,由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的學術集刊。以發表地圖學理論與方法、地圖文化、科技、歷史、邊海地圖和版圖教育等方面的學術論文為主,刊登書評、譯稿、綜述等介紹國內外最新地圖學研究進展的文章。
地圖研究第2輯(2022)所刊發的20多篇文章,從地圖學理論與方法的創見到地圖科研、科普的結晶,從地圖文化的探賾到邊海地圖的辨析,從地圖史的探尋到地圖出版成果的評介,雜花生樹,俊采星馳,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反映出地圖學研究正在持續向廣度和深度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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