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杰律師，金融犯罪辯護律師，廣強律所副主任、高級合伙人，專注于非法集資、金融犯罪辯護，今日頭條財經(jīng)領域年度最具影響力創(chuàng)作者，網(wǎng)貸之家年度優(yōu)秀專欄作者、清華五道口金融研究院未央網(wǎng)年度優(yōu)秀作者，其帶領曾杰非法集資金融犯罪案件辯護團隊辦理了多起P2P融資中介、私募基金、傳銷、非法經(jīng)營類非法集資案件，力求以專業(yè)態(tài)度辦好每一起案件。

曾杰律師

專注于非法集資、金融犯罪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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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非法集資辯護中心主任曾杰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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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的指導案例，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巨大的“威力”，但是否所有的指導案例，都無懈可擊、不能質疑？當然不是。最高的選中公布的指導案例，都是來自各地的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例，但并非在法律邏輯上就完美無缺，提出質疑，引發(fā)討論，可以更好的推動司法進步和學術研究。

最高法指導性案例199號《高某宇與深圳市云某路創(chuàng)新發(fā)展基金企業(yè)、李某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案》，該案對某起仲裁糾紛進行了撤銷，該糾紛的基礎事實是李某為高某支付某筆股權受讓款項，高某將李某此前委托其進行理財?shù)谋忍貛湃繗w還至李某的電子錢包。即該案起源于委托理財關系（李某委托高某進行虛擬貨幣理財），后雙方協(xié)商，李某幫高某支付某筆股權受讓款，高某歸還比特幣。

后因為高某沒有歸還比特幣給李某，雙方引發(fā)糾紛至深圳某仲裁庭，仲裁庭裁定高某未依照案涉合同的約定交付雙方共同約定并視為有財產(chǎn)意義的比特幣等，構成違約，應予賠償。仲裁庭參考李某提供的某網(wǎng)站公布的合同約定履行時點有關比特幣收盤價的公開信息，估算應賠償?shù)呢敭a(chǎn)損失為401780美元。

但是后續(xù)，該裁決被深圳中院裁定撤銷，該案中，深圳中院的核心觀點認為，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委聯(lián)合發(fā)布關于防范代幣發(fā)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實質上禁止了比特幣的兌付、交易及流通，炒作比特幣等行為涉嫌從事非法金融活動，擾亂金融秩序，影響金融穩(wěn)定。涉案仲裁裁決高某宇賠償李某與比特幣等值的美元，再將美元折算成人民幣，實質上是變相支持了比特幣與法定貨幣之間的兌付、交易，與上述文件精神不符，因此裁定撤銷仲裁。

但是，曾律師認為，該裁定理由值得商榷，即2017年的七部委公告，是針對代幣融資平臺的行為管理，而非對交易者的行為約束，無法得出深圳中院的結論“實質上禁止了比特幣的兌付、交易及流通”的結論。2017七部委的公告相關原文為：“任何所謂的代幣融資交易平臺不得從事法定貨幣與代幣、“虛擬貨幣”相互之間的兌換業(yè)務，不得買賣或作為中央對手方買賣代幣或“虛擬貨幣”，不得為代幣或“虛擬貨幣”提供定價、信息中介等服務?！?/p>

七部委的公告，規(guī)定任何平臺不能提供相關中介、定價服務，但是是否可以直接得出結論：“實質上禁止了比特幣的兌付、交易及流通”？無法得出。公告的原文意在禁止相關代幣融資平臺為虛擬貨幣的交易提供相關服務，實際上就是禁止相關交易者通過融資平臺進行交易投資，但虛擬貨幣的投資交易，并不能只有通過代幣融資平臺這一種渠道，但是交易者如果直接繞開代幣融資平臺，直接進行交易投資，也是一種可行的方式。類似于銀行等平臺提供的借貸服務和普通民間借貸的關系，2017年的七部委公告類似于禁止了銀行（或者P2P）的存在，不再允許中間機構提供借貸的信息中介，資金中介服務。但是，禁止了這些服務，不代表民間借貸就被禁止，親友之間的直接借貸，依然可以正常發(fā)生。

而之后更詳細的公告，即2021年央行等十部委的公告，也對這個問題有明確。其提出，虛擬貨幣相關業(yè)務活動屬于非法金融活動（其中包括開展法定貨幣與虛擬貨幣兌換業(yè)務、虛擬貨幣之間的兌換業(yè)務），但這是針對的業(yè)務活動的禁止，如何定義業(yè)務活動，沒有明確的定義，而本文討論案件中的高某和李某案之間，是委托投資協(xié)議之后有仲裁庭處理的善后問題，是否能定性為業(yè)務活動，有待商榷。

2021年的十部委通知提示了交易風險，原文為“（四）參與虛擬貨幣投資交易活動存在法律風險。任何法人、非法人組織和自然人投資虛擬貨幣及相關衍生品，違背公序良俗的，相關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由此引發(fā)的損失由其自行承擔；”該條文的表述，與對業(yè)務活動的嚴格禁止不同，而是進行風險提示，同時劃定交易無效的空間，由此可見，虛擬貨幣的比特幣的兌付、交易及流通并沒有被實質禁止，而是被限制在不違背公序良俗的個人投資中。結論就是，深圳中院關于“實質上禁止了比特幣的兌付、交易及流通”的結論不論在2020年案件審理當時，還是在2023年的今天，該結論都存在爭議。深圳中院認為仲裁庭根據(jù)某交易所的定價，來判定比特幣的美元價值，進而折算人民幣的價值，實質上是變相支持了比特幣與法定貨幣之間的兌付、交易，與上述文件精神不符。筆者認為從這個角度否定仲裁，還值得進一步商榷。

但是，該仲裁的確存在被撤銷的空間，關鍵在于兩點，第一，裁決的事項不屬于仲裁協(xié)議范圍。高某需履行的是歸還數(shù)字貨幣義務，并未約定高哲宇歸還數(shù)字貨幣相等價值的美金，也未對數(shù)字貨幣的定價進行約定，因此直接判定要求高某支付人民幣，會涉及超出仲裁協(xié)議范圍問題。 第二，仲裁庭直接使用某交易所的比特幣定價，首先涉及這種定價方法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問題，其次，其客觀性也存疑，即在諸多的數(shù)字貨幣交易所中，為什么要采納某一家交易所的定價作為裁決的定價依據(jù)。

另外，最高法將該案作為指導案例，如果深圳中院的觀點成立，并具有全國的參考性，在今后的虛擬貨幣類案件審理中，是否都要禁止將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人民幣折價？是否只要出現(xiàn)了折價，就是一種對虛擬貨幣交易業(yè)務活動的肯定，就是需要被禁止的？那相關涉及虛擬貨幣的刑事案件如何判定？比如非法集資類案件，傳銷類案件，被告人沒有直接吸收人民幣或者其他法定貨幣，而是虛擬貨幣，是否就不能對其非法集資的金額進行折算了？因為如果折算，就屬于一種對虛擬幣定價的肯定？那今后的涉虛擬貨幣的非法集資案件如何判定？都會成為爭議事項。

所以，關鍵的原因，就是對于虛擬貨幣的交易行為，2017年七部委公告，2021年的十部委通知，態(tài)度到底如何，需要明確。對于不以交易為目的的定價行為，比如以司法審判、投資者退賠為目的的定價，是否應該被許可？由此，簡單問題才會更加明確，而不是變得更加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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