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美成列，青年導演。去年他執導的處女作長片《一個和四個》在第16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上斬獲三項大獎：最佳演員、最佳導演、最佳劇情長片。和他聊天時，你能夠感受到一種平靜，他面容安寧，眼神友善，講話時語速平緩，聲調柔和，看上去不具有任何攻擊性。可是看他的作品，卻又能感受到一股強烈的矛盾與沖突，甚至暴力。這些詞匯猶如隱伏于海面之下的礁石，讓人不禁好奇，危險的根源究竟來自哪里。

采訪、文｜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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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陳魯豫的電影沙發（lyyy_scndgs）

風之子

采訪約在下午兩點。久美成列起身出門，開車去往咖啡廳。路上，他有些煩躁。自從《一個和四個》在第16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上拿下三項大獎后，一個月內已有近30家媒體與他約訪。聊天挺有意思，但不是所有聊天都有意思。最怕碰到完成任務式的訪問，像和機器人對話。今天出門前，他一度想對記者說——咱們能不能晚一點？最終還是沒好意思開口。

他停好車，走進咖啡廳，找到坐在窗邊的記者，向對方提議——要不要去陽臺？那里聊天更自由一點。

——自由，他喜歡自由。有一年國慶假期，他和媽媽從西寧來到北京看望父親，那是他第一次去北京，父親買了一套宮崎駿的光碟送給他，其中有一部電影叫《風之谷》，具體故事情節已經記不清了，但他記得自己特別喜歡那部電影。有了微信以后，他用藏文給自己取名為“風之子”，聽起來就很自由。

大二那年的夏天，他進入《小雨靴》劇組工作，有一天劇組轉場，不知為何，走著走著他突然發現周圍沒有一個組員，只剩下自己。那一天陽光猛烈，他一個人穿過陌生的村莊，有那么一瞬間，他有些恍惚，仿佛自己正置身于另一個國度。他突然感到一種自由，馬上掏出手機，拍下自己正在行走中的一雙腳。這張照片后來被他用作微信頭像。

他喜歡古代，幻想自己可以成為吐蕃時期的戰士。聽說從前的藏族男人打架，拔了刀就必須真干，打累了停下來吃口東西，吃完再接著打。他覺得這種生活很酷，也想要以這樣的方式行走在世間，好像隨時都可以死，又好像可以死得不那么隨便。

過生日，一個人就好，不需要儀式感，不希望以自己的名義發動聚會，不喜歡成為眾人的焦點。交朋友，只想認識有意思的人，至于能不能遇到，隨緣。自己在的場合，最好大家都能開心，但如果真的有誰不高興，隨便。離開一個地方之后，很少再和那里的人保持聯系，不想回憶過去，也不愿分享現在的自己。

御風而行，何必停留。

小時候

落座后，久美成列的煩躁感漸漸消除，他點了一瓶氣泡水，開始講起小時候。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縣，那是媽媽的故鄉，也是他出生的地方。他在那里讀完幼兒園小班和中班，四歲時跟隨父母從共和縣搬到西寧市城東區，在下南關街附近繼續讀幼兒園，后來又搬到城西區，進入西建中英文學校讀小學。十二歲那年，他離開西寧，搬去北京。從小學五年級到初中，班級里只有他一個藏族學生。初中時他常常自己一個人待著，有時畫畫，有時寫一點只言片語。

從小到大，他都是一個聽話的孩子。

在共和縣讀幼兒園時，有天中午表哥來看他，給他買了一支雪糕，他站在緊鎖著的大門后面，對表哥說：你帶我回家吧。表哥心一軟，偷偷把他帶回家，因為怕被家里人知道，將他放在一臺縫紉機上，用一塊白布蓋起來，對他說：你不要出聲啊，千萬不要讓別人發現。他點點頭，一動不動地躺在縫紉機上，躲在白布下面待了一整個下午。直到晚上聽見家里人四處詢問：成列去哪里了？他才忍不住從白布里鉆出來，說，我在這兒。

小時候，因為父親很早離開家去北京做電影，所以大部分時間里，久美成列都是與母親相依為伴，關系也更親近一點。但母親對他的要求極其嚴格，他躺在床上跟母親學念藏文，腳縮在被子里緊張得直出汗，生怕自己讀錯發音。“我念錯了，她就急——‘你怎么這么笨，我都教你兩三遍了，怎么還不會念！’但是藏語發音不是教一下就能學會的，要從嗓子和鼻腔里找到訣竅，可她沒有這個耐心，我英語好也是被她打出來的。”

母親在家時，他常常忐忑不安。但如果母親晚上加班沒回來，他又十分掛念，想要快點兒見到她，有時還會胡思亂想：她不會出什么事情吧？想著想著就哭了出來。他很怕母親，很愛母親，也很心疼母親——一個從西北民大醫學院畢業的研究生，一個被醫院里所有人都喜歡的主治醫師，人生原本有著遠大前程，但為了丈夫和兒子選擇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來到北京，在久美成列心里，母親是一個犧牲太多的人。

久美成列曾經做過一個夢，夢見他回到家，發現自己一直在冒充另一個家庭的孩子。母親拿出一件粉色運動衫給他穿，他接過來，心里竟然有些喜歡——放在以前，穿粉色是絕對不可能的。他告訴母親，自己會穿這件衣服。母親笑著說，這才是她的乖兒子。他在記錄這個夢時寫道：“她的笑讓我感到欣慰。我不知道她真正的兒子去了哪里，也許永遠都回不來，那就讓我為她帶來快樂吧。”

夢里還有另外一個場景：他在一個熱氣騰騰的小屋里被兩個人左右挾持，施以酷刑。他們將那些燒紅的刻滿污言穢語的鐵塊烙進他的身體里。他記得父親曾經說過：膽敢文身就把你的腿打斷。但此刻，他身上滿是烙印，知道自己將與這些粗俗不堪的字眼共度一生，即便洗掉它們，也會留下痕跡。他站在鏡子前，看著自己的身體，流下眼淚。他想起父親，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和夢里一樣，久美成列很怕讓父親失望。對于父親提出的要求，他總是照辦。小時候搬到北京和父親住在一起后，父親要求他每天用英文寫日記，寫完還要念給他聽。他知道父親不太懂英文，經常瞎念，父親每次聽到后都是“行，OK”，就這樣混了好久。和父親一起出門時要坐地鐵，從家走到地鐵站需要十幾分鐘，父親要求他在路上將前一天看過的電影或小說闡述出來，他即便內心感到疲憊，也依然會一路講到上地鐵。

小時候，父親經常帶他去電影資料館看老片，從卓別林到巴斯特·基頓，從拉斯·馮·提爾到伯格曼。不管什么片子，他發現自己總能感同身受。藝考期間，一個老師問他：你喜歡什么片子？他說：我喜歡《去年在馬里昂巴德》。老師很吃驚，讓他分析分析。他開始表述自己對于這部電影的理解，看到老師的反應，他感覺自己應該分析得挺準確。對于很多抽象事物，他總是能立馬捕捉到其中的情緒和表達。

第一次讓他感覺到電影和自己的生活真正有所關聯，是看伯格曼的《秋日奏鳴曲》。高傲強勢的鋼琴家母親，從未在意過女兒的情感需求，女兒為了取悅母親，不斷壓抑自己的真實感受，表現得乖巧又順從。但當表面的和平被撕破以后，母女關系開始暴露出另一面——指責、埋怨、爭吵、失控。

片中那對母女，讓久美成列想到了自己和父親，但與她們不同，那時候他很少會與父親做深入交流。有一年父親節，他給父親畫了一張肖像，在朋友圈寫道：“兩個最不善于表達的人，阿爸，父親節快樂啊！”

一棵樹

一陣風吹來，在記憶深處發出回響。此刻，25歲的久美成列，正與記者平靜地談論著童年往事。他戴著一頂黑色棒球帽，面容安寧，眼神友善，講話時語速平緩，聲調柔和，看上去不具有任何攻擊性。

可是看他的作品，卻又能感受到一股強烈的矛盾與沖突，甚至暴力。這些詞匯猶如隱伏于海面之下的礁石，讓人不禁好奇，危險的根源究竟來自哪里。

他想起自己年幼時所經歷的一些爭吵畫面，想起自己在面對爭吵時曾有過的驚恐和無助。他厭惡爭吵。他甚至嘗試過用傷害自己的方式去制止紛爭。他感覺自己時刻處在夾縫中，試圖調解那些沖突，卻發現一點兒用也沒有。那些親密關系里的沖突好似一把尖刀，劃破他的內部世界，將一些帶有危險氣味的種子灑入他的裂縫之中，長出茂密的枝葉，形成一片陰影。

“它可能已經塑造了一個內在的我，很掙扎，很煎熬，有時候會動一些非常極端可怕的念頭，也會喜歡比較殘暴血腥的東西，比如說金基德、昆汀的那些片子，會讓我看得特別爽，它能勾起我心里面的‘種子’——可能也不算種子，都已經長成‘大樹’了。但它不會沖出來，那只是一個瞬間的念頭，我絕對不會做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放進電影里面拍出來，所以可能我的作品算是比較能夠貼近我內心相對陰暗的一面。”久美成列靠在椅背上，聲音穿過風，遙遠又孤零。

“你有跟父母聊過這些話題嗎？”記者問。

“沒有，從來沒有過，我覺得聊這個事情很尷尬，所以有些話題不太會跟他們深聊。”他有一兩個固定的聊天對象，是在大學期間和工作中認識的朋友。可即便面對朋友，他也極少袒露自己內心深處的那片陰影。更多時刻，如他所講，那棵樹，那片陰影，那些帶有危險氣味的念頭，都被移植到他的作品中。

他曾經寫過一個故事叫《蜘蛛肚子》：一個內地高中男孩去牧區體驗生活，住進當地一戶人家，家里面只有一位藏族老奶奶和她的兒子。男人是一個從小被詛咒的人，身邊人好像總會因他而死。在他出生那一天，家里人除了媽媽之外全部死于非命。但藏族男人說他不相信詛咒，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對抗一切厄運。一天晚上，一群狼闖入他家的院子里吃羊，男人血性大發，拿起刀沖出去，幾乎殺光了所有狼。他提著一只狼頭回到屋里，想要證明自己戰勝了厄運，結果回來之后發現，媽媽已經被另一只狼吃掉了。高中男孩目睹了藏族男人崩潰的過程，他的假期也隨之結束。

在這個故事里，久美成列為男孩寫下一個夢。夢里一群羊在念經，男孩被羊群拖到懸崖邊，所有羊都跳下去，他也跟著跳下去，但在跳下去的一瞬間，他和那些羊都變成了雨滴，輕輕地落在地上。

這一刻，男孩醒了。

找自己

如果沒有開車，他今天其實更想喝點兒酒。

喝酒會讓他感到放松。他想起自己六歲那年第一次喝酒時的感覺——莫名其妙干了兩小杯白酒，有點辣，有點暈。長大以后，喝酒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是情緒，也是情感。

去年，他和幾個伙伴一起去西藏勘景，進入日喀則中部拉孜縣時，大家覺得到了“藏區糧倉”，怎么也得嘗一嘗最好的青稞酒。那天晚上，他們抱著一箱酒回到酒店，久美成列即興拍了一個短片：幾個人喝著酒閑聊天——聊過去，聊現在，聊故鄉，聊已經消散的人和時光。短片最后，他扮成酒店服務員給大家送酒，站在門外一直敲門卻無人響應。故事里的人已經喝醉了，睡著了，他把酒放到門口，走了。

藏族人天生愛酒，大家只要聚會，就必須好好喝上一回。他們喝酒像是金鈴子在詩里描述的那般——“我們若不喝光最后一瓶，不喝下汪家大壩那塊冬水田，不喝下最后一段江山。我們今晚就不會罷休，就不會說山高有好水，處處消魂。”

醉酒的滋味，也是鄉愁的滋味。

這種滋味，其實已經圍繞久美成列多年。

他雖然是藏族人，但因為很小來到北京，一直接受漢語教育，導致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對自己的身份感到迷茫。家里人希望他能夠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在他高一那年為他辦理休學，將他送到青海一所寺院學校里學習藏語言文化。那所學校建在果洛州瑪沁縣的黃河邊上，旁邊是青海著名格魯派寺院拉加寺。學校招收對象面對適齡兒童和成年人，身份、民族、年齡、地域不限。能不能被錄取不看分數，而是看報名順序——報晚了就進不去。

久美成列當時就讀于初中部，班上共有78名學生，年紀最小的9歲，最大的53歲。他每天大約6:00起床，6:30去教室里面念經，念完經后來到教室外背早課，所有同學穿著藏袍在地上坐成一排，背書時要像古人那樣搖頭晃腦。背完早課去吃早飯，早飯過后回到宿舍收拾內務，8:00多開始上課，上午有四節課，第四節課結束后要去操場辯經半小時，辯完經之后去吃午飯，吃完午飯要被檢查內務，房子不干凈會被記上名字。

下午也有四節課，第四節課結束后也要辯經半小時，全校學生聚在一起，挑幾個辯經厲害的，大家圍觀學習。顏色有多少種，無常和不無常，有形的和無形的，看得到和看不到，要對很多東西下定義，要從定義里面找漏洞。辯經讓他看待事物不再單一，讓他學會用更多的視角去看世界。

來到這里之后，他發現同學們都特別愛學習，大家會在周末成立學習小組，一起念詩或討論某個話題，周四下午還會有“知識比拼”。每到英語辯論或是畫畫環節，久美成列永遠都是第一個被拉上臺的，他還曾代表學校去參加州上英語比賽，拿了第一名。

周五放學后，老師和學生一起開表彰批評大會——誰上周末去了鎮上網吧，誰騎摩托車外出，誰偷偷喝酒，都要被拉到臺上一頓暴揍。久美成列常常因為內務不整被叫上臺，懲罰措施是和其他內務不整的同學組成小分隊，一起去修廁所、修路、撿垃圾。

他在拉加學習一年，2014年回到北京。離開前，他發了一條朋友圈：“離開這里，我就離開了真正的藏族教育。”他喜歡那里，那所學校教會他如何成人，教會他如何看待世界。在那個地方，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真正變成一個男人。“以前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小男孩，挺矯情的，好像自己的世界很重要，覺得大家都不理解你。在那兒就不會，一幫大老爺們兒每天在一起，干的那些事在外人看來可能很無聊，比如修廁所，但是你能找到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會讓我覺得自己像個男人，干一件事就是一件事。”

臨行那一天，他回宿舍收拾行李準備離開，突然看見窗外同學們站成一排，每人手里都拿著一件小禮物和一條哈達，挨個進來跟他道別。當班上年紀最小的9歲男孩也來給他獻哈達時，他實在忍不住了，整個人哭得不行。“特別舍不得他們，舍不得離開那個地方，那是最真的感情上的東西，是我從小到大在其他地方沒有體驗過的。”

風越來越大，夕陽漸漸下沉，久美成列停在黃昏里，回憶那一年。他覺得這段經歷讓他的心變得更加開闊，能夠接納更多事情，梳理各種情緒，也讓他對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認知，自我之間的內外沖突已得到化解，整個人更加平和。

在那里，他好像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以前在北京學畫畫時，一個姑娘問他：西藏是什么樣？他說，西藏有個節日叫燃燈節，那一天人們會把酥油燈放在布達拉宮和大昭寺的墻面上，擺成一排，很漂亮。其實說這些話時，他根本沒有見過燃燈節，那些場景只是他的想象。

在拉加上學那一年，有一回剛好趕上燃燈節，拉加寺的墻面上擺滿酥油燈，大殿空空，寂靜無聲。那是他第一次見到燃燈節的場景，原來和自己想象中的幾乎一樣。

一個人

2016年七月底的盛夏，張楊導演《皮繩上的魂》在第10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上做露天放映，久美成列和朋友一起去看。放映場地位于青海湖東南部一片露營區內，工作人員在海拔3000多米的草原上支起一塊幕布，橄欖色草坪上鋪著一排排紫色瑜伽墊供人落座觀影。等天色暗去，云朵隱入湖底，經幡在夜風里飄蕩，營地里的帳篷被陸續點亮，電影開始正式放映。一些影迷、媒體工作者、當地居民以及幾個紅衣喇嘛，相繼來到這兒，靜靜坐在銀河底下看電影。

那是久美成列第一次去FIRST青年電影展，他被那兒的氛圍感染了。彼時，他剛剛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再過一個多月就是開學典禮，那條通向電影的路仿佛離他越來越近。當初他決定考電影學院，家里人都不同意，因為父親就是干電影的，知道做這行有多難，但久美成列很堅持。

小時候他沉迷于畫畫，經常把家里各種雕像擺到自己面前畫一遍，看小人書翻到有趣的畫面也要臨摹一下。上初中以后，他有段時間天天畫自己的手，把每一條紋路畫得清清楚楚，那時他一心只想當畫家。后來考美院，被查出色弱，畫家夢碎，他才開始決定做電影，因為那是除繪畫之外，他所能找到的離自己最近的藝術形式。

大學期間，他一共拍攝過六部短片，有講述母子觀念沖突的，有關于外地農民工的，有吸毒犯罪題材的，還有記錄藏族電影工作者的……畢業時他原本打算再拍一部短片，但家里人勸他拍個長片試試，說既然要搞，就搞一個大的。起初他還有些猶豫，甚至常常感到焦慮，覺得自己搞不定，但最終還是決定做下去。對于完成一件事情，他總是抱有很大決心。

他的畢業作品《一個和四個》，改編自作家江洋才讓的同名短篇小說，講述90年代末發生在青藏高原的一個故事：森林里即將迎來暴風雪，那一天，護林員的世界里闖入幾個不速之客，他們都與一起盜獵案有關，但每個人的身份真假難辨。懷疑、猜忌、沖突、博弈不斷充斥著護林員的世界，直到暴風雪降臨，真相也沒有水落實出。

電影在2019年冬天開始拍攝，因為疫情停拍過一段時間，于2021年冬天制作完成。影片同年入圍第34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后來別人問他：國內最想去哪個電影節？他想起在青海湖看電影的那些時刻，隨即回應道：去FIRST。

2022年第16屆FIRST青年電影展，久美成列導演處女作長片《一個和四個》斬獲三項大獎：最佳演員、最佳導演、最佳劇情長片。聽到自己得獎時，他的內心極其平靜。頒獎典禮結束后，劇組舉辦慶功宴，他其實心里有些抗拒——“你又要見到那種局面，有些人過來可能不是真的要為你慶祝，他們可能只是想認識你，或是其他什么目的，但你不需要那種東西。”

時間過去許久，他已經喝光了瓶子里的氣泡水，但記者好像并沒有打算停止提問。話題焦點再次落回他的父親身上。翻閱與久美成列相關的一系列報道會發現，“萬瑪才旦”是多數提問者都無法繞開的名字。這位藏地新浪潮領軍人物，這位旁人眼中低調寡言的導演、編劇和小說家，已在久美成列的世界里閃耀多年。父親的存在，讓他收獲到一枚鑲了金邊的身份前綴，使得人們在看到“久美成列”之前，往往會更先看到“萬瑪才旦的兒子”。這種身份前綴確實為他的電影之路帶來一些便利，但他更希望有一天，別人可以把他當作“久美成列”來看待。

以前每次回青海過年，他都是和父母一起。父親很會照顧家里人，回老家時總是要帶上一大堆禮物，有時還會把家里裝修一番，請親戚朋友來做客。這種時刻總會讓久美成列感到不太自在，“我覺得自己在那邊沒有太多話語權，我不想要被忽略的感覺。”他長嘆一口氣，繼續說道：“有一種忽略是不管我爸走到哪兒，家里也好，外面任何會議或者飯局也好，大家都會很尊重他，也很尊重我，但這種尊重可能并不是針對于我自身，而是因為我是萬瑪才旦的兒子。很多時候是這樣的，就算我這次拿了獎，也會有這種情況存在。”

久美成列想要以自己的身份去和別人打交道——一個人回青海，一個人去拜年，一個人和親戚朋友們喝酒聊天，聽他們訴說生活感想。他想要去見一些人，為他們辦很多事，他希望自己可以走進那片故土，觸摸到那兒的生活。只有這樣，他才會覺得自己真正屬于那里。

去年春節，他終于有機會自己一個人挨家挨戶去拜年，坐下來和大家喝酒聊天。以前，他們從來不會跟他聊很多事情，只會跟他的父親聊，這也讓他一直有種“飄著”的感覺。但那一天，這種感覺發生了改變。

他很開心，喝醉了。

風之子，好像終于找到了可以落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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