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魯豫觀影團 2023春日特別放映活動“波蘭電影展映”正式開啟。活動第一場，我們帶影迷去看了兩部優秀的波蘭電影作品：《冷戰》和《我從不哭泣》。

這兩部電影都曾參展過國內的電影節：《冷戰》于2018年在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獲得最佳導演獎后，同年來到中國參展上海電影節，備受好評。《我從不哭泣》也在2021年第八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上獲得“金絲路獎”主競賽單元最佳影片，并于同年入圍了金雞國際影展主競賽單元。

魯豫在開場時提到這次活動的緣起——2021年年底，波蘭電影《盲琴師》在中國上映，當時我們為電影舉辦了首映禮觀影活動，那次活動也得到了使館文化處的大力支持。在那之后，雙方有了一個想法：把更多優秀的波蘭電影推薦給大家。

不可否認，東歐電影是世界電影長河中的一道獨特風景，而波蘭電影又是這道風景線中不可忽視的坐標。以瓦伊達、卡瓦列羅給奇、福特、蒙克等人為首的“波蘭電影學派”，曾在20世紀50年代馳騁于歐洲，將波蘭人民的苦難經歷搬上大銀幕，震撼了世界。

70年代，扎努西、基耶洛夫斯基等人對于人類道德問題的焦慮凝視以及富有哲思的表達，又讓波蘭電影更加具有世界影響力。而在政治轉型之后，波蘭電影如同經歷了一場猛烈的暴風雨，遭遇重重阻力和難關，沉寂十年后，終于在新世紀走出泥沼，重新崛起。

從早期的“波蘭電影學派”到90年代后的波蘭當代電影人，他們創作出眾多杰出的電影作品，讓波蘭成為世界電影地圖中的一座寶庫。正如電影放映前使館文化處主任馬志偉先生所說，“波蘭擁有豐富的電影遺產，跨越數十年，擁有許多杰出的電影作品、導演和攝影師，對電影史產生了重大影響。”

我們很開心能借由這次活動，和眾多電影愛好者一起走進波蘭電影，了解波蘭電影的特別之處。為此，觀影團專門手繪設計出四款影片專屬票根，送給現場影迷留作紀念。

另外，使館文化處也特別定制了明信片以及波蘭旅游手冊送給大家。

現場，馬志偉先生還準備了三份“驚喜禮包”（包含：波蘭電影和波蘭美食書籍、波蘭地圖以及波蘭紀念水壺）隨機派發給觀眾。

兩場電影放映之間的茶歇時間，也準備了波蘭特色甜點和飲品，希望可以讓影迷們擁有更為豐富和愉快的觀影體驗。

活動當天，放映的兩場電影分別是波蘭導演帕維烏·帕夫利科夫斯基（Pawel Pawlikowski）2018年的作品《冷戰》和波蘭青年導演彼得亞雷·多瑪列夫斯基（Piotr Domalewski）2020年的作品《我從不哭泣》。

《冷戰》的故事始于1949年的波蘭，彼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音樂家維克多在波蘭籌建了一個青少年民族音樂演出團，靠演出傳統波蘭歌舞來輸出國家文化，并在此過程中結識了身世復雜的女孩祖拉。隨著時間推移，兩人墜入愛河，開啟了一段激烈而動蕩的情感之路，時間跨度長達二十年。這二十年間，他們分分合合，最終以一種決絕的方式走到了一起。

影片中，你可以看到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一批藝術家的人生縮影。他們逃離祖國，在異國他鄉無根漂泊；他們的個人情感在動蕩的時局中顯得如此微茫卻又如此熾烈。導演以舊時代作為背影，拍出一個“有情人難成眷屬”、“為了愛情可以把世界拋至腦后”的故事。

攝制組花了約一個月的時間進行勘景，又花了半年時間進行討論和準備，2017年1月開機，8月殺青，影片輾轉于波蘭、克羅地亞和巴黎，拍攝周期長達7個月。

《冷戰》采用的是黑白影像，4:3畫幅，帶著往日氣息的配樂，視聽語言極為突出。導演帕夫利科夫斯基曾在采訪中講過，自己之所以決定采用4:3的畫幅，是因為覺得這種寬高比“非常適合拍攝單人和雙人肖像式鏡頭”，他希望《冷戰》能夠有更多深度。

至于為什么會采用黑白影像，魯豫也在映后分享時提到了這一點：導演帕夫利科夫斯基曾在一次采訪中透露，自己原本想用的是彩色攝影，但是后來他發現，根本找不到一種既符合那個時代又符合影片故事的色彩，所以最終還是選用了黑白。

她還提到帕夫利科夫斯基是一個有著極深音樂底蘊的人，“他本身應該是一個很出色的爵士鋼琴演奏家，所以影片中的音樂表達得太好了，幾乎每一次燈光暗去、電影黑場、重新亮起時，你幾乎不需要看畫面，只聽音樂的表達就能夠知道主人公此刻是在哪里，因為它音樂的呈現形態是完全不同的，運用得非常好。”

魯豫喜歡帕夫利科夫斯基干凈利落、簡潔明快的視聽表達，“他沒有一句廢話，比如提到女主的背景，就一句話：‘我爸以為我是我媽，我用刀告訴他我不是。’這一句話就把這個女孩的背景交待得清清楚楚。包括音樂的使用，也沒有任何一點點多余。我特別喜歡這種不浪費、不廢話的導演，這部影片如果換一個不太高明的導演來拍，一個半小時根本完成不了。”

在《冷戰》結尾處，銀幕上打出一行字幕：“獻給我的父親母親”。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維克多（Wiktor）和祖拉（Zula），其實也是導演帕夫利科夫斯基父母的名字。

帕維烏·帕夫利科夫斯基1957年生于華沙，他的父親行醫，母親是華沙大學的英語老師。在帕夫利科夫斯基眼中，父母雙方都是同樣強勢的人，誰也不愿意讓步，誰都無法妥協——“他們彼此依賴，卻又水火不容。他們都愛著對方，卻又都無法與對方長期相處。”

他們結婚、背叛、離婚、再婚、再離婚，經歷了40年左右的分分合合，最后依然在一起，并在距離柏林墻被推倒不久之前雙雙去世。所以《冷戰》也是導演向父母情感致敬的一部電影。

魯豫在映后提到，帕夫利科夫斯基是長大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父親原來是猶太人，奶奶竟然是死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當年，他的父親因為波蘭1960年代的“反猶浪潮”而先行逃往德國。導演在14歲那年，又跟隨母親從華沙逃到英國倫敦，一住就是半輩子，直到拍攝《修女艾達》時才重返華沙定居。

導演曾經說過，“有些人，整個前半生都用來想方設法逃離自己的故土，再用整個后半生來想方設法重歸故里——我就是這種人。” 而這種異鄉來客的無力感和漂浮感以及找尋自我身份認同時的情感掙扎也能夠在觀影時感受得到。

很多影迷在提到《冷戰》時，有人會形容它是“波蘭版《芳華》”，也有人說它是“音樂版《甜蜜蜜》”，而在魯豫看來，“它是一部描寫了愛情的電影，但不是一部愛情片。”

“我一直認為，在每一種語言、每一個民族的電影表達中，都會有屬于自己民族特有的一些母題。波蘭電影的母題可能包括二戰、猶太人的命運以及一些跟前蘇聯相關的話題，此外還有個人信仰的一些探討。這些母題在這部影片中，你基本都能感受到。但不管是什么民族，說著什么樣的語言，有一些話題和情感是人類共通的。

就像我剛剛所講，一開始我以為《冷戰》是一部愛情片，但看完后我會覺得它不完全是一部愛情片，因為這部影片更打動我的或者說讓我覺得更殘酷的，并不是愛情的失去，而是一個人‘無根的狀態’——當你把自己從一塊土壤中連根拔起、去到一個新的地方，無法扎根，像浮萍一樣，這種失重的狀態足以殺死人。

這部影片貌似講的是一段蕩氣回腸的愛情，或者是愛情如何被時間、被大的歷史環境所破壞，讓人無處逃遁的故事，然而在我看來，它更多是在講：其實殺死愛情的不是一個大時代，可能更多是真實的生活，但當把一對情侶放到一個大時代背景之下，生活當中的很多細節便可以暫時忽略不計，它恰恰挽救了這樣一段愛情。

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彼此之間差異很大，如果是在一個非常平和、波瀾不驚的生活狀態里，他們的情感可能早就被生活磨得很平，很可能最后兩個人就分開了。但在這部影片里，恰恰是大時代‘挽救’了他們的愛情，恰恰是大時代把他們逼得無處躲藏，讓兩個如此弱小的人在面對大時代的時候只有彼此，所以我認為，大時代某種程度其實幫助了他們的情感。最后殺死他們的其實不是情感的淡漠，而是一種失重感、無力感、無根的感覺，所謂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或之輕。”

有觀眾說，這部電影不僅片名精彩，后勁也很大。“最開始看的時候以為這是一個愛情故事，感覺片名有一些些不太搭，但看到后面他們兩個人互相拉鋸時，發覺這是另外一種‘冷戰’，就覺得這個名字取得蠻精彩的。而且這部電影的后勁也挺大的，一開始觀看過程中沒有太多感覺，但坐在這兒聽您（指魯豫）講的時候就開始哭。我自己曾經有一年的時間，整個人在歐洲到處亂逛，也會有一種漂浮不定的情緒，感覺和影片中的情緒蠻像的，就是您所說的那種‘無根的情緒’。”

還有影迷分享了自己很喜歡的一場戲：祖拉從巴黎回到波蘭后，維克多想要回到波蘭去找她，但因為自己“出逃者”的身份，直接回去會付出很大代價，其實他有更迂回的方法回到波蘭，但維克多沒有那樣做，最終還是遵從內心，直接回到波蘭去找祖拉。一個女孩說這個情景特別觸動她：“男主角這一刻在我心中，他的人格，他作為藝術家的尊嚴都保全了，這也是我很喜歡這部電影的一個原因。”

有觀眾不理解最終驅動男主回國的究竟是“歸屬感”還是愛情？關于這一點，魯豫也和現場其他影迷分別給出了自己的解讀。在魯豫看來，這其中當然有愛情因素存在，但它并不是全部，最終讓男主決定回國的，可能還是因為他想要結束長久以來一直漂浮的狀態，找回“歸屬感”，找回真正屬于自己的生活，即便要付出代價，即便會痛苦，卻能讓人踏實。

而一位來自比利時的影迷說，從歐洲人的視角來看，這就是一個愛情故事——“在我們歐洲人眼里，什么事兒都是愛情的事兒，Everything is about love.”

當天放映的第二場電影《我從不哭泣》，是以波蘭務工者在國外打工的生活為背景，用一種尖銳的現實視角呈現出這一群體及背后的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導演彼得亞雷·多瑪列夫斯基（Piotr Domalewski），1983年4月17日出生在波蘭波德拉斯基，是獲獎最多的波蘭青年導演之一，他一直沉迷于用日常簡單的故事來探討常見的社會問題。

《我從不哭泣》的劇本是導演根據他身邊人的故事改編而成，影片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波蘭和愛爾蘭的現代故事：17歲的小鎮姑娘奧拉，抽煙、酗酒、性格堅韌又叛逆。她的父親遠在愛爾蘭務工，父親曾答應她，只要她拿到駕照，就給她買輛車。可奧拉卻第三次掛掉了路考。正在發愁如何是好的時候，奧拉接到一個消息：父親在一場嚴重的工地事故中喪生。因為媽媽不懂英語，又要照顧身體殘疾的弟弟，這個帶回一家之主遺骨的重任便落在了奧拉身上。她獨自前往愛爾蘭，準備運回父親的遺體。

對于奧拉來說，過去這些年父親一直都是缺席的存在，幾乎就像“陌生人”。但當她來到愛爾蘭，開始深入調查父親的生活之后，父親的面貌開始被一點一點拼湊出來，而整個“尋父”的過程最終也導致奧拉做出了幾個人生中的重要決定。

在影片放映結束后，魯豫向現場觀眾拋出了三個問題，想和大家一同交流探討：

1、女孩最后為什么要搶過靈車把它開跑？

2、女孩為什么要把父親的那筆錢留給他的女朋友？

3、女孩從頭到尾都是特別酷誰也不吝的樣子，但為什么到最后她又哭又笑？

每個人都給出了自己的解讀，有觀眾認為，女主在影片里遇到的那些男性形象，其實都代表了一些父愛的碎片。“因為都是一些成熟男性的角色，對她都是非常友善的，她也是在尋找父親的這一旅程中，通過這些碎片去觸碰到溫暖的父愛，最后能夠對自己的父親接納與和解。”

還有一位影迷說，結尾處女孩的哭泣讓她想到了虹影在《饑餓的女兒》里寫的一段話：“在母親與我之間，歲月砌了一堵墻。看著這堵墻長起草叢灌木，越長越高，我和母親都不知怎么辦才好。其實這堵墻脆而薄，一動心就可以推開，但我就是沒有想到去推。”

在這位影迷看來，奧拉最后的眼淚，也是源于她和父親之間的遺憾，“直到她父親去世以后，她才稍微了解了一下他。然后也感嘆，即便有文化差異，但每一個家庭之間的境遇卻又是如此相似。”

戲里，女主奧拉尋父，逐漸拼湊出父親的模樣。戲外，導演多瑪列夫斯基也曾表達過，他個人花了很多年在試圖建立一條通道能夠接近他的父親，認知他的父親。魯豫在看完電影后也表示，沒有想到自己會被這樣一種父女關系所打動。

在談到對女人公的感受時，她說雖然這個女孩從頭至尾都表現出一副特別酷、特別叛逆的樣子，但在她看來，叛逆有時候其實也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當你面對世界時，如果你特別弱小，你做不了任何事情，那么你表現出的那種叛逆其實就是一種自我防御。”

上周末放映的兩部影片，都是導演獻給父母的作品。一部是情感上的致敬，一部是關系上的探討。馬志偉主任說，這兩部電影都是探索人類經驗復雜性的有力影片，通過愛、家庭和自我掙扎的主題，為大眾提供了一個超越文化和國界的了解人類靈魂的窗口。

魯豫覺得，無論是講述上世紀50年代的愛情悲歌，還是描繪現代人日常的生活苦曲，人類的悲歡離合都是相通的，即使站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去觀望，我們也一樣能夠感同身受。

希望這兩部電影可以為大家提供一次有意義的觀影體驗，讓大家對波蘭電影擁有更多的了解與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