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史官在寫史立傳時有一個“通病”，那就是喜歡把群體記憶或群體功績歸總到某一位具體的英雄人物身上，而為了讓這些英雄人物顯得有血有肉，甚至不惜杜撰“家世血緣”。

炎黃堯舜就是“被杜撰英雄”的代表。

《國語》記載：“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堯、舜二帝又分別是是黃帝的玄孫和八世孫。

這種人為杜撰出來的個體化人物，存在著諸多無法解釋的漏洞。

首先是譜系混亂。如果炎黃二帝是親兄弟，那么黃帝和炎帝的阪泉之戰，就屬于兄弟自相殘殺；如果堯舜又分別是黃帝的后裔，那么作為玄孫的堯帝把女兒許配給舜，等于讓舜娶了自己的五世祖姑奶奶，而夏朝的建立者禹又被編排為黃帝的四世孫，這樣算來，舜傳位禹，是傳給了自己的曾爺爺。

其次是英雄人物壽命反常。史載“黃帝三百年”，黃帝的孫子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玄孫堯“即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也，凡年百一十七歲”，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活了100歲。在平均壽命不到30歲的上古時期，黃帝以及所謂的子孫普遍如此高的壽命，顯然是很反常的。

有不少古人其實也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孔子的弟子宰我就曾經向孔子提問：“予聞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

相比于把炎帝、黃帝這些稱號等同于某個具體的人，《帝王世紀》的記載就科學的多，“炎帝之號，凡傳八世：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換言之，“炎帝”其實是像周天子一樣，是每一代部落統治者的共同稱號。

黃帝的情況同樣如此。

《太平御覽》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黃帝名軒，北斗黃帝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寶……生軒，胸文曰：‘黃帝子’”，這段文字表明黃帝的兒子也叫黃帝。

事實上，考古工作者在對史前仰韶文化諸多地方類型進行研究后，也基本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仰韶文化中后期，即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前后這兩千多年時間，是孕育華夏文明的核心基因。

其中：分布于陜西渭河上游寶雞、扶風、岐山一帶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因與傳說中的炎帝活動區域吻合，又帶有明顯的“尚紅”“用火”炎帝文化特征，故而被認為是炎帝部族的文化遺存。

而以河南三門峽為中心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因其源于半坡且時間上晚于半坡類型，崛起后迅速反噬了包括半坡類型在內仰韶文化的眾多地方類型，所創“疆域”西抵甘肅蘭州，東達海岱地區，北至晉中和冀西北，南則抵達淮漢流域，跟黃帝版圖“東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極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高度吻合，故而被認為是黃帝部族的遺存。

根據碳14的測定結果，半坡類型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4800年到前3600年之間，延續時間超過了一千年；而廟底溝類型絕對年代在公元前39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延續時間也長達900年。

廟底溝類型對半坡類型的取代和反噬，同樣經歷了一個數百年漫長的文化演變過程。這種時間跨度上的宏觀性，更加讓我們確信，黃帝、炎帝絕非僅僅是某位個體人物，而是部落族群首領的共同稱謂。

既然黃帝并非個人，那么被黃帝殺掉的蚩尤，又該作何解釋呢？

蚩尤的情況應當有兩種：第一種情況，蚩尤像炎黃一樣，也是九黎族群首領的一種共同稱謂，那么所謂的黃帝和蚩尤的戰爭，就變成了兩個不同文化族群在漫長的歲月里的攻伐兼并，最終，蚩尤族群遭到驅逐。第二種情況，“蚩尤”不是九黎首領共同尊號而是某位首領個人的名號，他死于某一代黃帝的手里。

分析1：史書記載普遍傾向于蚩尤是具體的人。

在史書中，關于炎帝、黃帝是個體還是群體的記載，有兩種不同的聲音，這也給我們準確認識炎黃是族群而非具體個體提供了史料依據。

但同炎帝黃帝這種以稱號指代族群的叫法不同，史書中對蚩尤的記載卻帶有明顯的個人化。

首先是對蚩尤和他所在的族群做了區分，首領叫做蚩尤，族群則是九黎，史書并未以蚩尤來指代一個族群，也沒有出現類似炎帝那樣“傳八世”的記載亦或者蚩尤壽命超長的問題；

其次，蚩尤與炎黃部落聯盟戰爭的起因，是“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號炎帝，亦曰阪泉氏”（《逸周書》），這段記載把末代炎帝榆罔和蚩尤放在同一語序當中，很明顯，蚩尤是一個具體的人，想取代榆罔成為新一代炎帝。

第三，湖南王堆漢墓出土的《十大經》曾記載說蚩尤被“剝其革以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賞。剪其發而建之天，名之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為鞠，使人執（踢）之……”，這種折辱尸身的處置方式明顯只能針對個人，而不可能針對一個族群。

不僅如此，苗族同胞的口述史中，稱炎帝、黃帝為“沙蹈爵氐敖”(Shad Ndraos Job Dik Vaos) ，也就是華族與夏族的意思，但稱呼蚩尤卻從未出現“尤族”的叫法，反而是叫做“剖尤”（poub youl）或“蒙尤婁”（Hmongb Yeus Loul），意思是尤祖公、老祖公。

分析2：考古發現傾向于蚩尤是一個族群。

考古工作者在魯西南和豫北地帶發現的仰韶文化后崗一期類型被認為是蚩尤的文化遺存。

一方面，是因為這種文化類型毗鄰大汶口文化區（少皞遺存），同史書記載的“蚩尤宇于少皞”以及“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地理位置吻合；另一方面，后崗一期類型形成后迅速向內蒙古烏蘭察布、河北張家口涿鹿等地擴張，并與半坡類型（炎帝遺存）形成了交鋒，大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也同炎黃蚩尤大戰的背景地點吻合。

但后崗類型的擴張之勢，被廟底溝類型（黃帝遺存）遏制，最終，原有的半坡類型、后崗一期類型不管是在它們的文化中心區還是邊緣區，無不被廟底溝類型所取代，就連向來自成一脈的少皞族大汶口文化都受到了廟底溝類型的強勢影響，出土的彩陶上居然出現了廟底溝特有的花瓣紋、旋紋。

這種考古學文化面貌上的變化，同樣經歷了數百年之久，絕非簡單的通過一兩場戰爭就能呈現的。這也就意味著，考古學中的“蚩尤”同樣被判定為宏觀視角上的族群符號，而不是某個具體的人。

究竟哪一種情況才是真相呢？

古苗族的文化遺存無疑是尋找真相的突破口。因為在華夏所有族群中，只有苗族面對祖神唱誦的古歌中，自稱是蚩尤后裔，并保留有大量祭祀蚩尤的文化習俗。在史書當中，苗族被稱作三苗，也常與蚩尤的九黎關聯在一起。

如果我們在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廟底溝類型出現同期，找到三苗文化遺存在黃河流域同兩者爭鋒并最終被驅逐南下的考古學依據，自然就能搞清楚真相。

但是很遺憾，考古發現表明，古苗族的文化遺存與被認為是蚩尤文化遺存的后崗一期類型并無關聯。古苗族在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是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

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前身，是公元前4500年左右，也就是廟底溝類型、后崗一期類型尚未崛起之前的大溪文化。

考古工作者從文化面貌差異角度，將中國的史前文化劃分為北方的華夏集團、南方的三苗集團、東邊海岱地區的東夷集團。

以長江中游為核心的三苗集團，自誕生之日起就自成一脈，強盛了兩千多年，文化區域內普遍出現了大量帶有軍事性質的史前城址，直到公元前2100年夏朝建立前夕，長江中游的石家河遺址中才出現河南龍山文化煤山類型（大禹遺存）的身影，石家河古城出現了慘烈的攻城戰跡象。

這也表明，三苗集團和北方華夏集團的交鋒，至少也是堯舜以后的事了。而此前從廟底溝類型崛起再到廟底溝類型衰落（也就是黃帝統治時期）的千年時間里，兩者并無交流。

那么如果“蚩尤”這個詞是三苗族群每一代首領的共同尊號，三苗集團在依然強盛的前提下，沒有理由只出現一代“蚩尤”后就自廢尊號。這就好比周天子去世后，繼承人還是會稱“周天子”一個道理。

合理的解釋是，蚩尤是某一位杰出首領的名字，所以才會導致他死后后人不能繼承。

DNA和新考古發現的綜合研究結果，佐證了上面的推測。

先來看DNA結論。

根據李輝和金力兩位學者的研究，仰韶文化的主體，其Y染色體類型為O2a2b1—M134，其中：半坡類型的群體是M134的支系M117（特別是姜姓在M117下游里面出現的頻率遠高于其他支系），廟底溝類型群體的Y染色體類型是M117和F444的下游支系。東夷集團的Y染色體則是O2a1b—002611。上面這些Y染色體類型也剛好是如今北方漢族的主體。

而古苗民的Y染色體是O3-M7，直到今天，這一染色體單倍群都是苗族同胞的典型特征。

是不是看的云里霧里？我在這里做個小結：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原本是兩大不同文化族群，但在長期的征戰融合中共同成了北方漢族的主要遺傳基因貢獻者，但O3-M7卻并非發源于北方，說明，在炎黃時代（仰韶文化），三苗在山東乃至河北（蚩尤遺跡所在區域）與華夏集團并沒有長達數百年的文化互動。換言之，蚩尤不可能是一個族群。

再來看新的考古發現。

史書記載中，蚩尤的活動區域由于毗鄰少皞的大汶口文化，因而后崗一期文化因素中帶有了不少大汶口文化的色彩。比如，山東地區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墓葬中普遍發現了墓主口含石英巖制成的小球的風俗，印證了“蚩尤食沙石子”的形象傳聞。

在湖北黃岡七里河的石家河文化（三苗遺存）墓葬中，考古工作者驚訝地發現了少數墓葬存在用豬下頜骨隨葬和拔掉側門內齒的習俗，這一習俗并非三苗族的文化，反倒是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典型特征，這些墓主顯然是外來戶。

不僅如此，這些“外來戶”，頭骨都已不見。用豬下頜骨隨葬，表明這些群體曾經為社會上層，掌握了一定會的社會財富；頭骨消失又意味著經歷了殘酷的戰爭；葬在三苗統治區內，意味著這些“外來戶”并非三苗集團所殺。事實上，也只有在華夏集團對外征戰中，才普遍存在“獵取敵人頭顱”的風俗。

既然從DNA層面論證了蚩尤不是一個群體稱呼，但作為一個族群的苗族同胞卻又普遍尊奉蚩尤為祖公，那么很顯然，蚩尤只可能是具體的某位英雄人物，他的事跡隨著戰敗南下融入三苗集團的九黎族而流傳開來，在長期的文化融合中，最終成為了所有苗人共同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