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城市大學的講座中，有聽者提問，有媒體認為，孔乙己不能獲得成功，是因為他不能脫下長衫，請問您怎么看？

問題一提出來，周圍觀眾的表情頓時有了些變化，一些意味深長的笑容浮現在屏幕上，比起上一幕，這一幕明顯多了幾排小白牙。

看看舉起的手機，以及架著的長槍短炮，余華深知，他不論回答什么，迎接他的都將是自媒體的熱議。安全這根弦，必然迅速緊繃。莫言的“我有一種偏見”“諾貝爾獎和國家沒關系”等新舊言論帶給他的壓力，大家應該都還有印象，像莫言那樣在大會上裝睡，余華怕是來不及了。

時不我待，余華必須先回到一個安全的角度，為自己爭取思考時間。談文學鑒賞，咱還是在行的。

余華先對《孔乙己》這篇作品給予了不同凡響的評價：很多偉大的文學作品，都很難詮釋，但是《孔乙己》尤其是其開頭，既偉大，又容易闡釋。魯迅先生真是“一針見血”。

余華解釋到，這個開頭，一下子把孔乙己的社會地位和當時的社會結構給直觀展現出來了。

好吧，這血到底是啥呢？我不說。轉而，余華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這么長時間，我們一直是這樣理解它的，現在，突然“孔乙己脫掉長衫”成為一個新的熱點。

余華無辜的說，一開始我還不太明白。我們都知道，有一種糊涂，叫“揣著明白的糊涂”。

是啊，過了這么多年，這個被認為直觀反映舊時社會問題的小說人物，怎么突然就“復活”了呢？

不應該啊，一個社會問題，在號稱“日新月異”的時代洪流中，怎么能跨越時空再現于當代呢？

說到這里，再多說一句，都會把文學家那種“危險的批判性”給展露出來。

從微表情看，余華不知不覺有點說嗨了，但也迅速意識到了“安全”問題，他給自己一個緩沖空間，一個伶牙俐齒的段子手，迅速變成一個哼哼哈哈的呆萌馬科長。

在竭盡全力地消耗掉呆滯時間后，余華舔舔嘴唇，說，這反映的是“就業困難”，還加了個重復強調，就是“就業困難”。

按照專業醫生給出的解釋，除非余華當天嘴唇發炎，否則，舔嘴唇就是緊張、害怕、無助的心理反應。

動用所有的腦細胞，終于找到了一個“就業困難”的落腳點，當然要用事例支撐一下。余華舉例，很多年前沒人去的出版社，現在達到1:1000的錄用比例，而且都是碩士博士。這正常嗎？余華那種惋惜的表情已經給出了答案。

作家的“問題意識”和共情能力都是超越常人的，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多少又會激起余華想說幾句實話的沖動。說具體人不合適，小說家經常會采用一種“主觀第三人稱”的敘述手法，也就是用“我”去虛構一個角色。

在余華講述的小故事里，父母花了很多錢，供“我”從幼兒園學前班一直讀到碩士博士，結果出來發展只能找到初中生就能干的工作。

余華解釋，這在今天會成為一個很普遍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人要尋找工作，工作又那么的少。那解決辦法呢？

至少在余華的結論中，解決辦法有一個預設前提就是“不用脫下長衫”，因為之前余華已經清楚了分析了培養一個人才的成本，如果讓這個成本“沉沒”，也就是脫下長衫，那本身就不足以成為一個“辦法”。

繞了一圈，余華沒有明說，但是這一段發言包含著一種諷刺：脫長衫，算什么“辦法”呢？如果茍且也能稱之為“辦法”，那世界一切問題都有辦法了。

余華感覺到，自己已經涉險過關了，于是小開心地笑著說，除非經濟迅速恢復，否則沒有辦法。我，只能回答到此了。

什么造成了“只能”呢？限制條件也分主客觀。余華的認識和表達能力“只能”到此嗎？讀過余華作品的人，心中自有答案。這種“只能”的無奈，就來自于外部。

脫口秀演員邱瑞曾經說過程序員的故事，你要說他（老板）懂吧，這里面有5個BUG，你要說他不懂吧，他一行就改進去5個BUG。我就沒見過寫BUG這么專業的人！

用類似邏輯替換一下，一個作家真厲害，有兩個表現：那就是，他既可以非常深刻地觸及實質，也可以非常精準地規避實質。

這都說明了一點，他內心對于“什么是實質”有著清晰的認知，就像一個人很明白好幾個地雷的位置，他既可以準確地全部挖出來，也可以準確地一個都不挖出來。

大智若愚，其實可以有另外一種解釋：能表現地一點聰明都沒有的人，也是非常厲害的。

有網友評論過余華的這段發言，說，自媒體剪輯高手本事再大，都無法從余華的發言中剪出一個“金句”來。這在余華的寫作和接受采訪的經歷中，這次是獨一無二的。

我還注意到一個細節，余華在回答并總結“就業困難”這個事情時，始終在用“現象”這個詞，他沒有用“問題”“本質”“麻煩”“原因”等任何可能代表著深層認識和主觀斷言的詞匯，他自貶身價，從現象到現象，從表面到表面，從馬上就要觸及實質的懸崖邊精準地勒馬，裝糊涂都裝的這么真誠，一般人做不到。

他似乎給你了所有的鑰匙，卻從不肯捅半下鎖眼。

《孔乙己》這個作品好牛啊，直觀展現了舊時代的問題，真是一針見血，好，我們不談針也不談血；過了這么多年，又有人說現在的問題，我都懵了，（咋100年前的針能捅出今天的血來？）昨天這個現象，今天就是個——現象，這個現象肯定會給人巨大的落差；關于這個現象，微觀上家庭和個人付出極大，宏觀上，1000個孔乙己只有一個不脫長衫的機會，嗯，這個現象很普遍；你問我怎么解決？反正，脫長衫算什么鳥辦法。

記得網上有一個觀點，成年人面對這個社會，需要學會“言行思”三者分離，就像《星星點燈》里的歌詞：說著言不由衷的話，帶著偽善的面具。說的不一定做，想的不一定說，說出來的也不是我想說的。

這個“言行思”三者分離的標準，對一個社會人來說，也許算一個優點。但對于作家來說，有扼殺才華的風險。作家的靈感常常來自于思考和表達的一體化，所思所悟能高水平輸出，就實現了良性循環，如果總有一個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空中，總要在從心到口的半路截殺靈感，這種腦回路的阻滯，會嚴重損害創作水平。

也許，一個更符合社會人標準的余華，未來會比莫言安全地多，也許，一個更悖逆自己性情的作家，未來會讓我們少很多“一針見血”的警醒。

這個現象，就是個現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