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時期，對于大明宗室而言無異于天傾，無數天潢貴胄疊遭農民起義軍和清軍殺戮，剩余的也跌落凡塵化作尋常百姓。部分宗室為逃避追殺，甚至選擇隱姓埋名，最著名的當屬定王朱慈炯。明亡之后，他藏身于民間數十年，卻依然沒能逃脫清廷的追捕，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這位一生顛沛流離，沒有絲毫反清言行的75歲老翁，連同其家人被全部抄斬。

定王朱慈炯晚年劇照

至于明末的各地藩王，或因史料缺失，或因某些特殊原因，清朝在修《明史》時時常張冠李戴，導致很多藩王去世時間成謎。比如前面提到過的秦藩末代秦王為朱存極，《明史》卻將沒當過秦王的秦世子朱存樞記作末代秦王。再比如晉藩末王為朱審烜，《明史》卻將其父晉裕王朱求桂記作晉末王。本文的主角吉王朱由楝，也是明末去世時間成謎的藩王代表之一。

父祖相繼而逝，庶長孫襲爵

朱由楝（音lian），又作朱由棟，生于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為吉憲王朱常淳的庶長子，吉宣王朱翊鑾之孫，生母不詳。

其父朱常淳為吉宣王朱翊鑾的庶長子，于萬歷九年（1581年）四月晉封吉世子。次年二月，吉王朱翊鑾以庶長子受封世子為由，請求晉封其生母何氏為次妃。

禮部拿出定例表示反對，宣稱親王之妾想要晉封次妃，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兒子正式襲封親王；二親王嫡妃已經去世。朱常淳的嫡母龍氏雖然已經故去，但他本人尚為親王世子，而非親王，所以其母只能封夫人。

“戊午。先是，吉王翊鑾為其世子常淳生母何氏乞封次妃。禮部言：‘親王之妾，其子已襲封親王，而嫡妃不存者，方準封為次妃。常淳嫡母妃雖故，尚系世子，應照親王之妾有子者例，封為夫人。’上是之。”（《明神宗實錄》）

長沙太平老街

萬歷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在位47年的吉宣王朱翊鑾薨逝。朝廷接到訃告后，按照慣例為其輟朝三日，并于七月初二命吉世子朱常淳管理本府事。

然而朱常淳終究沒能熬過老父親，于本年五月初三薨逝，比吉王朱翊鑾還早去世一個月，別說是襲封吉王， 來年吉藩府事都沒來得及管。估計年邁的朱翊鑾受不了兒子先走一步的打擊而一病不起，亦或是他早已臥病在床，不良于行，讓整個吉王府都圍繞著他安危在轉，以至于忘了將朱常淳去世的消息呈報給朝廷，結果鬧了個讓已經去世的朱常淳管理府事的大烏龍。

直到接到詔令，臨時主持吉藩事務的朱由楝才，反應過來自己竟然沒向朝廷發過老爹的訃告，這可是欺君啊。遂于八月初七匆忙向朝廷通報朱常淳的死訊，為其請祭葬，并表示父祖故去之后，自己已成為吉藩的當家人，請求朝廷授予相應的封爵。

吉藩的這波操作，直接將皇帝和朝臣給秀翻了。卻也只能捏著鼻子接受現實，冊封朱由楝為吉世孫，命他管理府事，主持父、祖的葬儀。

天啟元年（1621年）五月，守孝期滿的吉世孫朱由楝正式襲爵，夫人楊氏被封為吉王妃。

至于吉世子朱常淳，先于萬歷四十七年十二月被賜謚曰安惠，后在兒子吉王朱由楝的奏請下，于天啟七年（1627年）被追封為吉王，賜謚曰憲。

亡年成謎

朱由楝繼承了吉藩的優良傳統，在位期間醉心文學，關心地方，也是一位賢王。崇禎版《長沙府志》稱贊他：“英資天縱，敏德性成，法祖獨隆孝思，助餉首敦忠悃。端儲擇傅，一如蒙養之方；友弟和宗，尤嚴非法之戒。展卷遍觀今古，揮翰日灑煙云。辟館崇儒，一時薦紳覲光樂就。”雖然有拍馬屁的嫌疑，卻也反映出朱由楝并非是一個為非作歹的親王。

岳麓山愛晚亭

天啟二年（1622年），因經撫不和，導致遼西潰敗，為守住榆關以護衛京師，在袁崇煥的建議下明軍采取進取政策繼續經營遼西。各藩為此紛紛助餉，其中吉王朱由楝捐助一千兩。

明末由于政治腐敗，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社會動蕩不安，明末農民起義爆發后問題愈發凸顯，盜賊蜂起。當是時，朱由楝指示地方官府招募壯丁，以盤查奸細，安定地方。為此他主動捐出二千兩白銀，和為數眾多的米糧，充當糧餉。

崇禎八年（1635年），在地方官的請求下，朝廷恩準為他建“樂善可風”牌坊。據崇禎《長沙府志》記載，他祖父吉宣王朱翊鑾在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也獲準建立“欽獎賢藩”牌坊。

關于朱由楝的最終結局，《明史·列傳第七》稱他薨逝于崇禎九年（1636年）。而據與朱由楝同時代的史學家談遷所著的《國榷》記載，崇禎十七年（1644年）六月甲子，吉王朱由楝之子向南明朝廷通報自己父王因“播遷而薨”。晚清史學家、文學家、經濟學家徐鼒的記載更加清晰：

“吉王慈煃，吉貞王之子，英宗八世孫也。甲申南都立，六月貞王薨于淮安舟次，慈煃以聞，命于安吉孝豐卜葬。”（《小腆紀傳·卷九》）

一邊是官修史書，一邊是私人著作，究竟該信誰的呢？

崇禎《長沙府志》給出了明確答案。該版府志由時任長沙知府雷起龍、善化（今長沙）諸生吳道行主持修撰，成書于崇禎十二年（1639年）。崇禎《長沙府志》卷二《封建·吉簡王》篇中提到的今王名由棟，也就是朱由楝。這證明崇禎十二年時，朱由楝還好好的活著，《明史》顯然不可信。

崇禎《長沙府志》相關記載

結合《崇禎實錄》的相關記載，大致可以推斷出吉王朱由楝的的遷播路線：崇禎十六年八月，在武昌自立為王的張獻忠率部南下湖南，先后攻克岳州（今湖南岳陽市）、長沙，總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朱由楝逃出生天，南奔衡州（今湖南衡陽市）。張獻忠追攝而來，他又與封藩衡州的族叔桂王朱常瀛在湖廣巡按御史劉熙祚的護送下，西逃永州（今湖南永州市零陵區）。張獻忠緊追不舍，再攻永州，至此官兵星散，劉熙祚被擒之后不屈而死，桂王、吉王則逃入廣西境內。此后二人分道揚鑣，朱常瀛留居梧州，朱由楝則選擇北上，具體線路不明。不過從他沒有返回長沙觀之，應當是先東下廣東，而后入江西，選擇走水路，沿長江、運河北上。

崇禎十七年六月，歷經遷徙之苦的吉王終于一病不起，最終在淮安境內死于船上。死后安葬于浙江湖州府轄下的安吉州孝豐縣境內（今浙江安吉縣），南明朝廷賜謚曰貞。《一周書·謚法解》曰“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貞”代表著端直、忠貞，這是一個美謚。

順便說一句，崇禎《長沙府志》記載，吉宣王朱翊鑾“萬歷丁巳，壽七十五薨”。說明阿越在吉宣王篇中對他的年齡推斷基本無誤，他的確是吉藩最長壽的親王。

死于咒水之難的末代吉王

《明史·列傳第七》雖然將吉貞王朱由楝的信息搞得一團糟，但對吉藩末王身份的記載，卻意外的沒有出錯。

據崇禎《長沙府志》記載，吉貞王朱由楝共有三子，分別為朱慈（門焦）、朱慈（火盛）和朱慈煃（音kui）。朱慈（門焦）應當是嫡長子，故于天啟七年（1627年）受封吉世子，但最后時刻陪伴在朱由楝身邊的只有庶三子朱慈煃一人，其余二子不知是早已去世，還是被義軍所殺，亦或是死于流亡途中。因此朱慈煃于當年十月被弘光帝朱由崧冊封為吉王，是為末代吉王。

長沙天心閣

不知道哪個大聰明，記載吉藩諸王時在貞王朱由楝與末王朱慈煃之間，生造了一個第九代吉王（包括追封2王）朱慈灶。關鍵是，給朱慈灶建的檔案還存在沖突，一會說他于崇禎十二年襲封，在位時間為1639年—1643年，也即死于崇禎十六年；一會又說他“張獻忠入湖南，王入粵。國亡后，死于緬甸”。想要死于緬甸，最起碼得等到永歷十三年（1659年）以后，所以這個所謂的朱慈灶究竟死于何年呢？

細考這段歷史，朱慈灶的出現，實則是為彌合所謂的朱由楝死于崇禎九年，而帶來與吉末王朱慈煃之間的異常空位期。結果傳著傳著，又把朱慈煃的經歷按到了“朱慈灶”身上。于是生造出來的“朱慈灶”，其人生檔案就變得沒法看了。

言歸正傳。

朱慈煃的人生經歷非常傳奇。

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十五，南京淪陷，弘光政權覆滅。次月，南明監國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出降。這兩次動亂之中，很多聚集于江南地區的明宗室，或被動或主動落入清軍之手。朱慈煃卻僥幸逃出生天，轉投福建的隆武政權。

隆武二年（順治三年，1646年）八月，隆武帝朱聿鍵在福建汀州（今福建長汀縣）遇害，隨即福京（今福建福州市）陷落，隆武政權轟然倒塌。朱慈煃再次幸運的躲過一劫，轉投立足于兩廣的永歷政權。其后跟隨永歷帝朱由榔輾轉于粵桂湘黔一帶。

永歷五年、六年，明朝最后的名將李定國先后在桂林、衡州，逼死清定南王孔有德，誅殺敬謹親王尼堪，史稱兩蹶名王。隨即明軍接連收復幾十個州縣，天下震動，南明又有了復興的氣象。然而挾天子而令天下的孫可望，出于對李定國赫赫戰功的忌憚，意圖加害于他。于是乎孫李之間爆發內訌，南明最后的翻盤機會就此丟失。

永歷帝朱由榔劇照

永歷九年（順治十二年，1655年），朱由榔在李定國的護送下退往云南昆明。其后在清軍的打擊下一路向云南西南退卻，最終于永歷十三年（順治十六年，1659年）退入緬甸。一路上，吉王朱慈煃一直追隨在側。

入緬初期，由于李定國、白文選統領的明軍余部尚奮戰在滇緬一線，緬甸對永歷帝一行還算客氣。隨著清軍大舉入滇，并做出攻緬勢態，通過政變弒兄上臺的新任緬王莽白，頓時翻臉不認人。

永歷十五年（順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十八日，莽白派人通知永歷帝，約他明日過河，同飲咒水盟誓，以結同好。永歷朝廷明知其中有詐，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只得命大學士馬吉翔、黔國公沐天波率領部分文武官員前往赴約。

次日上午，馬吉翔一行渡河來到約定地點后，被三千緬軍團團包圍，沐天波戰死，自松滋王而下大小官員42人全部被殺。隨即緬軍突襲永歷帝住處，追殺隨從300余人。永歷帝落入緬甸之手，后被移交給清廷，次年在昆明被吳三桂絞死。

這就是著名的咒水之難。

緬甸同古：制造咒水之難的東吁王朝都城

事起之時，吉王朱慈煃為避免落入緬甸之手受辱，與吉王妃張氏一道，選擇揮劍自刎，也算展現了其作為明太祖后裔最后的骨氣。

“永歷帝之入緬也。慈煃與遼藩松滋王某及岷王子從焉。咒水之禍，慈煃偕妃某氏、貴人楊氏、劉氏自縊死。岷王子流入暹羅國。”（《小腆紀傳·卷九》）

阿越說

崇禎十六年（1643）八月，張獻忠攻陷長沙，昔日金碧輝煌的吉王府，與它最后的兩代主人一樣難逃厄運，被義軍付之一炬。清初學者，“楚南四家”之一的攸縣人陳之駓，過長沙時觸景生情，作五律《吉王府遺址》：

“寂寞龍孫去，蕭條鶴苑空。

掖庭存夾道，孤殿受斜風。

草色傷春綠，殘陽覆地紅。

遙遙北隅上，猶見數株楓。”

1938年11月12日，國民政府以“焦土抗戰”為名火燒長沙，全城房屋大部焚毀，居民被燒死2萬余人，財產損失無數，史稱文夕大火。吉王府遺存也在這次大火中徹底被抹去。不過吉藩在此建藩160多年，到底還是給城市留下了深刻的記憶，比如東牌樓街、西牌樓街，因位于吉王府東門體仁門、西門遵義門外而得名，司門口因吉藩儀衛司駐地而得名。

太平街與西牌樓街交匯處的宜春園古戲臺

吉藩家族墓地也在明清鼎革之后遭遺棄而荒廢，地面建筑全部被摧毀，只留下部分石像生昭示著關山一帶當年的不凡。以至于七代吉王的墓在哪里？一度是個謎。20世紀20年代，美國女作家艾麗絲·提思退爾·何伯特，曾跟隨其任美孚洋行駐長沙辦事處經理的丈夫，在長沙生活多年，拍攝了許多關于老長沙的珍貴照片，其中一張“稻田中的石人”被認為很可能是關山明代藩王墓室群的遺物。隨著近幾十年對關山一帶文物普查的展開，吉王家族墓地才得以重現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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