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瑛大師：以佛教智慧為國家復興獻力的先驅

圓瑛大師——中國近代佛教領袖，被譽為“愛國高僧”，1878年生于福建古田縣。圓瑛法師是通宗通教的大德和佛法集大成者，他不僅熱愛祖國和佛教，還是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和平使者。曾擔任中國佛教會主席和理事長長達七屆之久，解放后榮膺新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任會長。他一生致力于國家、佛教、人民和平等諸多方面，對佛教的發展與影響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數十年間，圓瑛法師住持重建了寧波天童寺、雪峰崇圣寺、福州涌泉寺、古田極樂寺、泉州開元寺及吉隆坡極樂寺等名山大剎，獲得了廣泛的贊譽和勛勞

佛教界評價圓瑛大師“戒品孤高,禪心朗徹,祖庭重器,佛國宏綱”

慈悲濟世、無私奉獻：圓瑛大師的佛教與愛國精神

圓瑛大師對祖國和佛教懷有滿腔熱愛之情，以生涯宣講佛經、興建佛寺、開展福利活動、悉心培養后繼弟子等多種方式，全力奉獻于此。

他九次下南洋，推動佛教與東南亞各國的民族文化相融合，為佛教在當地傳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中華文化的傳播和推廣有著卓著的功勛和影響。此外，他多次為組織當地華人華僑募資賑濟難民和籌款支援前線而行，展現了慈悲濟世、捍衛祖國、無私奉獻的家國責任。

“圓瑛老法師一生功行中，最值得我們學習的是他的愛國精神。”

圓瑛大師的高足、中國佛教協會第四、五、六屆會長趙樸初大德，在追悼圓瑛大師時曾如是說。

1929年，圓瑛法師參與發起第一屆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商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并被選為主席。當年他在福州向軍人發表《國民應盡天職》的演講，強調愛國是每個人的責任，沒有人能夠回避這種天然的職責。他引用了古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強調必須有愛國心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國民。

1937年，圓瑛大師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工作，自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組織僧侶救護隊等機構。他不畏危險，被中外媒體譽為“英雄僧侶”、“戰神之敵”。后前往南洋籌賑，啟建祈禱世界和平息災法會，呼吁僑親關注支持祖國的抗日救國。

1938年6-7月應中國佛會之召回滬視察各收容所與佛教醫院，深悉經費困難，圓瑛大師旋即再返南洋,為了興辦社會慈善事業和抗日救國，向東南亞各國僑親籌募資金，倡導“一元錢救國”運動，贏得華僑華人熱烈響應。

1942年6月，圓瑛大師在天津佛教居士林發表《和平與慈悲》演講：“佛教流行，其隱顯盛衰之跡，必視國體為轉移”，指出“愛教，即所以愛國也”

1952年9月25日，圓瑛大師在北京廣濟寺的佛教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愛教必須愛國》，認為參加愛國主義的學習和運動是佛教弘法利生的一種方式，與佛陀遺教并無違背。他強調新中國是人民政權，凡是人民在做的事情，都是有益于人民的，佛教徒應該積極參與。

1953年，圓瑛法師因積勞成疾，在寧波天童寺圓寂，享年75歲。他的離世得到了海內外佛教界人士的廣泛哀悼和紀念。

佛學泰斗，楞嚴座主，圓瑛大師“舍識用根”成就傳世

圓瑛法師著作等身，主要已刊行者包括《仁王般若經》、《金剛般若經》、《心經》、《彌陀經》、《普門品》、《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等講義，以及《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講演錄》、《住持禪宗語錄》等共二十余種，合編為《圓瑛法匯》。他在《楞嚴》教理研究方面的成就被佛教界所公認，因而有“楞嚴座主”、“海內獨步”等美譽。他的獨到見解“舍識用根”極大地發展了不離作用言性的“佛性”理論。

“愛國佛者，菩薩之行”圓瑛大師的生命與精神啟示。

圓瑛大師的一生中，愛國精神始終是他的主旋律。他不僅在抗日戰爭時期積極參與籌款救災等愛國活動，更支持新中國成立，并擔任新中國佛教協會的第一任會長，為新中國的發展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圓瑛大師的愛國精神不僅體現在他的言行之中，更體現在他的一生所建寺院和慈善事業中，這是他一生追求“救苦救難，普度眾生”菩薩行精神的具體體現。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心血，重建了家鄉極樂寺等多座寺院，發揚佛教的慈悲精神，傳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此外，他還積極開展各項慈善活動，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無私地為人民服務。

圓瑛大師的愛國精神，不僅是他個人的追求，更是中國佛教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卓越貢獻和深遠影響，將激勵著我們在新時代繼承和發揚他的愛國精神，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和平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