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再怎么詬病放假方式，假期一到，人們依舊義無反顧的沖出家門，沖到名勝古跡，沖到商圈百貨，沖到大街小巷，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還不忘舉起手中的各種影像設備，記錄下曾經來過的身影。

手機拍攝的普及，給了更多人隨時記錄生活的能力，無論是留下的影像片段，還是可以媲美專業的攝影作品，都蘊含著如是雙重含義——作為生活的記錄和作為作品的留存。

一方面，人們希望記錄下自己的足跡，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行走之間，給這個世界留下一個值得銘記的作品。有的時候，后者的意義以及被人報以的希望還要更大一些。

就像在平日的公園中，經常會看到一個平常的景色之下，擺著一個個長槍短炮的鏡頭，一眾攝影愛好者要么是記錄著日出日落，要么就等待著倦鳥歸巢。雖然這些“作品”最終大多都不會被銘記，甚至都不會被觀賞，但這些人依然對此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仿佛自己手中的作品，終將會被世人所稱頌。

實際上，還有一些更為隱性的對作品的追求，隨便打開一個社交軟件，最為流行的就是健身、跳舞、瑜伽、跑步，人們除了分享運動的過程，還將自己的身體的影像以作品的形式呈現出來。這不僅僅是對一種健康生活習慣和身心追求的記錄和分享，更是人作為一個主體，對自身存在的證明。

然而，這種對“作品”的訴求在當今的社會中，并不容易被滿足。這種不容易是相較于過去而言，相較于那個手工的年代，“作品”的可見性幾乎消失了。對這個變化描述最為透徹的要數亞當·斯密，他將規模化的生產與分工協作當作工業起飛的引擎，而專業化的分工，也是阻斷人們跟“作品”之間聯系的最關鍵因素。

在手工時代，很多人被職業所標識，在西方有一些姓氏，都來自于裁縫、鐵匠、面包師等職業。那時候人的工作產出，跟他們的需要直接相關，在沒有分工的介入情況下，人幾乎要直面他人得需要而產出一個完整的“作品”，無論那是一把斧子，還是一個饅頭或面包。

盡管對那個時代人的自我認同感難以追溯，但他們與這個世界的聯系從如今的視角來看，是要更加緊密的。因為他們的存在創造了一些新的存在作品，這些作品直觀可見，同時也被他人需要，一個人的社會成就感，無非就是源自于被需要的感覺，除去親緣關系的那種情感需要之外，創造的產物被他人需要就是人所能獲得的社會成就感的全部了。

但如今，在工廠生產線上的人們并不知道所生產的手機跟自己的直接關系，在公司電腦前的人們也并不知道公司營業收入以及股價跟自己的直接關聯。社會化的分工硬生生的將人和他們的工作產出，即“作品”之間的聯系扯斷了，雖然不能說“作品”代表了一個人的全部存在，但在很大程度上，作品就是主體跟這個世界的聯系，甚至作品就是主體作為這個世界一員的另一種呈現。

這并不是簡單的臆斷，現代社會中由于跟自己工作產出的割裂所帶來的成就感缺失所帶來的種種現象，諸如虛無感以及不斷的尋求新的作品的替代，都是很好的證明，證明了人在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存在的同時，也在追求一種作為世界的存在。

作為世界的存在，并不僅僅意味著作為世界的一份子而存在，就像滴水藏海一般，個體需要真正的融入世界的整體，不是作為一個原子組成，而是作為一種有機的融合而存在。

那些宇宙的塵埃凝聚成的肉體凡身，都有一種在有限的威脅下，追求無限；在分裂的個體中，尋求整體的本能。作為世界的存在，是對物質層面作為個體存在的一種超越，個體的情感、創造力、奮斗以及野心和追求，最終將看似跟世界分離的個體，又拉回到世界當中。

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將人們聚在一起，但其內核的運作機制，又將人們隔離開，同時也將人們跟世界隔離開，甚至切斷了人們重返世界，重歸作為世界存在的可能。人們就像是被關在家門外的流浪漢，徘徊之余，依舊在努力，尋找著重回世界的契機。

尼采斷言了上帝之死，炸掉了人們通往天國的信仰橋梁，而另一座通往世俗世界的橋梁也搖搖欲墜，人們無法用自己的作品證明自己的存在，只能困在內心的孤島當中，“人”也死掉了。

誠然死不過是一種隱喻，更為貼切的是人溺在虛無的水中，掙扎之后，也許沉默，也許能夠重新找回跟這個世界的關聯，尋找到全新的“作品”，通向新的作為世界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