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相關規定，本人受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接受被告人楊克某家屬的委托擔任楊克某的辯護人為其辯護。經認真閱卷，多次會見被告人楊克某，經過多天的法庭調查及慎重考慮，現本辯護人本著“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誠懇地發表如下辯護意見，期待法庭能采納本辯護人的辯護意見，對被告人楊克某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判。

本辯護人認為，本案屬于指控事實、法律適用存在部分錯誤的刑事案件，當然辯護人也只是認為存在部分錯誤，律師的辯護也是要實事求是，不然就是胡攪蠻纏，好，接下來具體闡述辯護意見如下：

一、關于起訴書指控的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第一起指控，該起指控楊克某為幫助犯的定性是不太合適的。楊某在向楊克某借款時，楊克某只知道楊某將借去的20萬元用于租賃荒山，可根本不知道楊某租下荒山后是將該荒山轉租給博某公司或用于博某公司簽訂土地征購協議，對此楊某當庭的說法是能夠證實的。對于犯罪的成立的，要求主客觀相一致，而本案中楊克某完全是缺乏“主觀明知”的故意，談不上成立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的共犯，不符合犯罪構成，不能成立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

關于起訴書指控的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第二起指控，證明楊克某伙同楊某為楊某、楊某斌、楊某玲、馬某欣、孫某云、鄭某梅、楊某莉等人為其中的7幢別墅辦理了鄉村建設規劃許可證的證據不足、事實不清；證據卷十二卷50-105頁為空白的、蓋了“永某市零某區朝某辦事處沙某灣社區第一居民小組”公章的“零某區農村建房申請表、零某區農村建房用地申請審批表、農民建房用地申請報告”（公安機關從楊某住處搜查所得），上述7幢別墅的審批手續系楊某自己偽造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刑事訴訟的證據標準與民事訴訟不同，要達到“實質真實”的標準，被告人的供述只能作為定罪量刑的一個參考。

另外，本案中楊某、唐某軍與相關的租賃建房人員簽訂租地協議，收取轉讓費、形成犯罪行為在先，劉某秀（頂包蔣某敏別墅）、孫某云（頂包陶某亮別墅）、楊某莉（頂包徐某俊）、鄭某梅（頂包黃某別墅）四人去辦理相關的建房手續在后（卷四P11頁倒數第7-6行，蔣某敏說到：我租地付款之后就找劉某秀講辦證的事情......；卷五P5頁第7-16頁徐某俊講到：因為我們三戶都不是沙某灣一組的本地的住戶辦建房手續是辦不出來的，我建別墅打地基的時候，就有國土等有關部門來檢查，問我們建房有手續沒有，為辦建房手續我就想了一個辦法......;卷六第13-14頁陶某亮的證言，P13頁倒數7-3行,記載：租金是我通過銀行轉賬的，唐某軍寫了個賬號給我，在2016年年底的時候，我就在零某紅太陽旁的建行一次性轉賬30萬到這卡上......,P14頁倒數8-4行記載：2019年時候，因為政府部門來調查別墅的事情.....并且以孫某云的名義去辦理了規劃許可證），幫助出具建房手續證明的行為不應當認定為非法、倒賣土地使用權罪的共犯行為，而只是幫助到政府相關部門騙取建房行政許可的違法行為，不宜將其上升為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的共犯，另外，楊某、楊某斌、楊某玲、馬某欣四人的別墅，這四別墅均為楊某給自己和自己的直系親屬違章占地建別墅用，根本不是以“牟利為目的”，不符合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的犯罪構成。這四人的建房手續即使是楊克某給蓋章的，楊克某也不成立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的共犯。

二、起訴書關于指控楊克某構成尋釁滋事罪的事實部分存在錯誤，其部分行為不構成尋釁滋事罪，具體如下：

（一）關于起訴書指控的第1起尋釁滋事，起訴書指控的可能是錯誤的，起訴書講到“楊某以這塊地為中心，叫被告人楊克某用鏟車向四周推土平地，肆意擴大占地范圍”，可是2004年的時候楊克某并沒有置辦鏟車。而且在該起中，即使認定楊克某確實參與了“向四周土地平地”的行為，其也是受雇于楊某，其主觀惡性還沒有達到以“尋釁滋事”犯罪行為評價的程度——楊克某作為一個小學文化的村民，其法律意識相當的淡薄，其骨子里認為，作為挖機的經營者，有人找他干活，他就干，除非是明顯可以看出是違法犯罪的，其不問找他干活的人挖土作業是否有正當的事由。犯罪的成立既要考察客觀要件，又要考察主觀要件，對于主觀上欠缺或無行為違法性的認識的應當不予認定為犯罪行為或者即使認定為犯罪，也應當對其從輕處理。

（二）關于起訴書指控的第2起尋釁滋事，楊克某是用自家的土地與楊某置換了那塊土地，并在那塊土地上建了一棟別墅，2005年因為建圍墻需要，楊克某與鄰居協商一致后，是用楊克某自己的土地換鄰居的土地的，同時楊克某與鄰居置換的土地相比面積小了的話，楊克某還購買了鄰居的部分土地，并付了錢。對于該起，請求法庭對其從輕處罰。

（三）關于起訴書指控的第3起尋釁滋事，楊克某與楊某陽、楊某意、彭某石一樣，都是被糾集者，現有證據可以證明楊克某在該起罰款事件中的作用是與楊某陽、楊某意、彭某石三人是一樣的，現有證據并不能證明楊克某是罰款事件的領頭人，而據楊克某所說，當時楊某橋作為村民組長，其在本起案件中，起到了相應的糾集人員的作用，楊某橋要求每戶村民各派一人去處理罰款事件，如果不去的話就要扣150塊錢。以現有的證據無法證明楊克某是事件的糾結者、主導者，那么將“尋釁滋事罪”的罪名加在楊克某頭上確實不太合適，事實上楊克某在本起事件中作用輕微，也應該將其與楊某陽、楊某意等人一樣，對其不予以尋釁滋事犯罪處理。

（四）關于起訴書指控的第4起尋釁滋事犯罪，在法庭調查階段，楊某講到2012年6月1日《土地承包協議》是楊某林偽造的，辯護人不問楊某陳述的真實性。但確實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2012年6月1日《土地承包協議》是楊克某偽造的，從字跡上看簽字也不太像楊克某簽字，辯護人認為目前指控此協議是楊克某指示偽造存在證據之間相互矛盾、事實不清的情況，不應該將該份《土地承包協議》認定為由楊克某指使制作的。

另即使將該份《土地承包協議》歸功于楊克某，此偽造該協議的行為也達不到尋釁滋事幫助犯的標準。事實上該協議簽訂后，客觀上并沒有給事態的發展提供任何幫助。2012年7月18日永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已將爭議土地判決屬南某渡水電站所有，那么2012年7月18日永某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生效后，爭議土地歸屬南某渡水電站所有的事實應當是人盡可知。在判決生效后，楊某能夠繼續占用土地的原因系南某渡水電站的不作為導致，判決生效了，那么南某渡水電站完全可以憑借生效判決要求人民法院對爭議土地及附著物進行強制執行。刑事定罪要講究主客觀的統一，要存在行為和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果關系不能成立的，不能將相關的行為認定為刑事犯罪予以處罰。本案中《土地承包協議》的有無，對楊某能否繼續強占已經判決確權的土地沒有因果關系，尋釁滋事犯罪的行為形式和危害結果主要體現在任意強占、毀壞他人財物，那么對于偽造《土地承包協議》的行為在客觀上對于強占關某洲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至于原因剛才辯護人已經講過，將偽造《土地承包協議》這一對犯罪的結果不造成損害結果的行為定性為尋釁滋事幫助行為，不太合理。即使《土地承包協議》確為楊克某指使偽造的，該行為也不應認定為犯罪，否則將會是主觀歸罪，從而會擴大打擊面，違反刑法的謙抑性。另外，公訴方認為楊克某因為指使偽造了《土地承包協議》從而認為，他是該起尋釁滋事犯罪的主犯是不成立的，犯罪的主從犯的認定，要根據參與程度、所起的作用來進行認定，剛才辯護人已充分地闡明了偽造《土地承包協議》對于任意強占、毀壞他人財物的結果到底能不能起作用、能起多大的作用這一點。

退一步講，從各種證據顯示，偽造《土地承包協議》案發時間應該為2013年10月份以后，從當時會計唐某燕的筆錄（案卷17卷第130頁）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某燕說楊某給他協議的時間確實是2013年10月之后，而且從唐某燕出具的收條落款時間（案卷29卷115頁）也可以看到是：2013年12月3日。那么指控楊克某涉該起尋釁滋事犯罪的案發時間應該為2013年10月份之后，如一定要該起尋釁滋事的罪名強加給楊克某，犯罪的時間也不在楊克某的緩刑考驗期，其緩刑考驗期應為2010 年9月27日至2013年9月27日。起訴書指控的應當撤銷緩刑是不正確的。

（五）關于尋釁滋事第6起，被告人楊克某只承包了唐某榮、孫某文（鄭某燕）兩家兩棟別墅的土地平整工作。對于，其余別墅的平地，楊克某是做點工的，不負責倒渣土。起訴書上“楊克某與其子楊某武承包大部分別墅修建的平土工程”的說法是不太客觀的，楊克某只對這兩棟別墅的渣土傾倒承擔法律責任。其余都是應該由建別墅的業主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楊克某承包了電站引水渠左岸除險加固工程時，因搶險工程較為緊急，挖出來的土方一開始按照南某渡水電站站長羅某林、副站長黃某生的氯酸鉀廠邊的護坡上，該氯酸鉀廠也屬于南某渡水電站的，后來倒了2000多方土后，因為護坡無法承載繼續倒土，目前氯酸鉀廠邊的護坡現場還仍然存在，然而卻因為倒了2000方土后，護坡已破裂。這個現場到目前還一直存在，辯護人請求合議庭的法官、人民陪審員也可以到現場去看看。

后來，氯酸鉀廠邊上的護坡不讓倒后，楊克某在找不倒地方倒土的情況下，經請示南某渡水電站站長羅某林、副站長黃某生后，這兩位站長就指使其將挖出來的5000余方渣土倒在權屬本屬于南某渡水電站的小田洞里塘和四沽塘等區域，其按照所謂的被害人南某渡水電站的主要負責人的指使損害被害人的行為，是被害人自答責任的行為，應當阻卻其違法性，不構成尋釁滋事罪。從邏輯上來講被告人楊克某的說法是成立的。

對于楊克某接受兩站長指示后而將5000方土倒在南某渡水電站的小田洞里塘和四沽塘等區域的一事，辯方無法收集到相應的證據。楊克某的說法是不是實際情況，辯護人懇請法庭依職權去核實該情況。同時請法庭本著疑罪從無或疑罪從輕的精神，對該起尋釁滋事指控作出罪責刑相一致的判決。

三、楊克某的行為不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不成立敲詐勒索罪。具體理由如下：

1、敲詐勒索罪的行為結構是：行為人實施恐嚇行為——對方產生恐懼心理——對方基于恐懼心理處分財產——行為人或者第三人取得財物——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本案中，所謂的被害人零某區交通局根本沒有產生恐懼心理的可能性-作為行政機關的部門，其根本沒有因為楊克某“不給補償就不允許施工”一句話就產生了恐懼心理的可能性，假如楊克某真的去現場阻止施工，作為強勢的政府機關部門還怕楊克某這樣的一個村民不成；假如楊克某真的去現場阻止施工，我們的交通局肯定會立馬通知公安機關對楊克某進行相應地強制措施。是故，本案中，交通局給付楊克某6000元的補償的行為不是基于恐懼心理而處分財產，是不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的。那么本案中，交通局為什么會交付楊克某6000元款項呢，事實上基于施工確實給楊克某造成了一定的損失，雖然楊克某對魚塘不具有所有權和使用權，但他卻對池塘中的魚具有所有權。另外，楊克某可能存在隱瞞自己對池塘沒有占有使用權的行為，導致交通局產生錯誤的認識，從而導致了交通局錯誤地處分了財物，而這顯然不應該上升到刑事處罰的高度。交通局因楊克某隱瞞了部分事實而與楊克某簽訂補充協議的行為，是可以通過《民法典》關于可撤銷合同或無效合同的條款予以解決即可。在楊克某對糾紛事務具有一定權利基礎的時候，就沒有必要動用刑法，否則可能會矯枉過正，擴大打擊面；刑法是具有補充性、謙抑性的，“殺雞何需動牛刀”，責令楊克某退回相應的款項即可。

同時，司法實務中已有相關判例予以佐證“單位（政府機關）難以成立基于恐懼心理交付財物”。比如，（2019）吉0781刑初28號刑事判決書認為，國家機關不存在因恐懼而交付財產的情形。（2015）肇懷法刑重字第1號刑事判決書認為，政府不能成為被要挾、被勒索財物的對象，因為政府作為一個機構，不會在精神上被強制從而產生恐懼感和壓迫感。（2017）冀0227刑初94號刑事判決書也認為，被告人以上訪相要挾，鄉政府提出在正當補償外額外給其25萬元人民幣，公訴機關指控事實雖然存在，但鄉政府作為國家機關不宜作為敲詐勒索的犯罪對象，故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敲詐勒索罪的罪名不能成立。同理本案指控的敲詐勒索罪名是不成立的。

2、本案中，楊克某沒有向煜某公司索要補償款，其不構成敲詐勒索罪。事實是楊克某確實承包了煜某公司的土方回填、修護坡、建圍墻施工相關事宜。雖然本案中當時小包工頭尹某敏在公安機關詢問時說，楊克某只承包回填土工程，可事實上卻不是這樣的，煜某公司現場負責人劉某峰在2021年3月15日公安人員詢問時清楚地回答到：“后來這個系統的填土方、修護坡等工程也是姓楊這個男子做的......”（46卷117頁第2行）,劉某峰的證言顯然比小包工頭尹某敏的證言具有可信度。辯護人也去現場查看了楊克某所修建的工程，其土方回填及修建護坡、建圍墻的工程款顯然不是像尹某敏所說的4000元就能完成的。事實上回填土的價值就有4000元左右（雖然這些回填土楊克某是以前造房子挖出來的，但是楊克某既然想著去承包工程去盈利，他不可能免費送給煜某公司，他肯定要收取回填土、片石這個材料款的，這個是很明顯的事實，也是無需待證的事實），除此楊克某做該工程還要加上挖土機工時款、運費、人工費、混凝土材料費、紅磚材料費等費用，本案中14000元款項即由回填土、運費、挖土機作業費、人工費、修護坡的混凝土、紅磚材料費等構成，按照楊克某及證人楊某冬的說法，挖機作業了2臺班左右，按照市場價光挖機作業費就要2800元左右。楊克某所承建的工程到底是不是4000塊就能干下來的，現場到現在還擺在那里，辯護人懇請合議庭成員和公訴人到現場去看看。

總之，起訴書上所寫的10000元補償款的事實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假如14000元款項真的分為補償款10000元和工程款4000元，那么當時煜某公司的下屬包工頭尹某敏為何不在轉賬時注明款項用途，按照常理來說，款項有多種用途的話，一般都會在轉賬時備注相應的用途，譬如“補償款及工程款”，而在本案中卻不存在這樣的情況。綜上，在沒有客觀的書面工程承包合同證據的情況下，以具有利害關系的所謂的被害人陳述來確定本案14000元的款項的用途是不可取的。疑點利益應當歸于被告人，法庭應慎重對待14000元款項的構成，不予認定10000元款項為補償款為妥。

四、本案楊克某不應成為惡勢力團伙犯罪的成員。

首先，本案惡勢力團伙犯罪特征不明顯，不應以惡勢力團伙犯罪來評價。起訴書指控“期間，楊某銀、楊克某、楊某與楊某陽、楊某意、周某耀等人經常糾集在一起，多次實施了聚眾斗毆、尋釁滋事、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等違法犯罪活動”，關于該指控，辯護人認為起訴書的指控不太合理，楊克某所參與的尋釁滋事、聚眾斗毆行為，完全是為本了其本人的利益，根本也不存在為了所謂的團伙犯罪的“共同目標”，也不存在系被楊某糾集所致。唯一一起有可能是為了“共同目標、共同利益”的牽牛尋釁滋事案，辯護人已講到，楊克某還達不到尋釁滋事犯罪的構罪標準。所以將楊克某列為惡勢力團伙的成員是不太合適的。另外，楊克某與楊某之間并不存在相互之間的無縫配合，他們兄弟之間是有間隔的，相互之間是互不對付的。而惡勢力犯罪的特點是要經常糾集在一起，本案中，不存在楊某與楊克某經常糾集在一起的情況，更不存在楊克某與唐某軍經常糾集在一起的情況。本案中確實存在楊某與唐某軍糾集在一起從事倒賣土地使用權的情形，但是他們的行為同樣也是不符合“三人兩年多次”的惡勢力犯罪認定標準，將楊某、楊克某、唐某軍認定為惡勢力團伙是不符合惡勢力指導意見規定的。

起訴書認為“楊克某糾集他人多次強拿硬要、任意、占用損壞公私財物”，這也是不太客觀的，楊克某根本不存在糾集他人尋釁滋事的行為，要有尋釁滋事犯罪行為，也是他本人參與了占用部分村民山地的行為。牽牛案中，也根本無證據證明農民是受楊克某召集而去罰他人款，楊克某他應該也沒有這么大的號召力。

其次，本案“欺壓百姓”的特征不明顯，不應當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關于1999年2月那起聚眾斗毆犯罪的行為，永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0)永中法刑再終字第5號判決書上寫得很清楚，“另從本案的起因來看，蔣某忠一方具有明顯過錯”，將該起因楊克某與他人之間因日常糾紛引起的犯罪行為，列入團伙犯罪、列入“為非作惡，欺壓百姓”特征的表征是不合適的，該起案件是事出有因的犯罪行為，更不應該成為惡勢力成立的標志性事件。楊某等人即使確有強占他人土地的違法犯罪行為，但是其行為還達不到“欺壓百姓”的特征標準，惡勢力作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前身，要求其違法犯罪行為具有一定的程度量的暴力性，暴力性不足的不宜認定為惡勢力犯罪，本案中除了剛才講到的涉及“蔣某忠”的那一起因個人糾紛而聚眾斗毆犯罪行為，有造成重傷的結果外，楊克某、唐某軍這兩個所謂的惡勢力成員根本就沒有參與到暴力犯罪中。本案中，不管是楊某還是楊克某他們在占用他人土地時，并不存在暴力強占的行為，他們并沒有采用打人啊、以暴力手段威脅的手段，部分都是付了相應的補償費用的，楊克某在占用楊某武、王某蠻責任山時，更是跟兩人談好條件的，他的行為并沒有達到“欺壓百姓”的標準，假如他們是橫行鄉里，霸道無比的人，那么他們就不需要跟村民談條件了。至于占用關某洲的土地、在四沽塘、齋公塘倒渣土，占用的是南某渡水電站的國有土地、魚塘，該國有土地、魚塘根本不是沙某溝一組村民所有，所以也根本談不上“欺壓百姓”一說，以尋釁滋事違法犯罪行為評價相關人員的行為更能符合罪責刑相一致原則。至于楊某、唐某軍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的行為，由非法、倒賣轉讓土地使用權罪予以評價足以，因為其行為客觀上雖然使村民所有的土地受損，但楊某在本案中也確實租用了荒山，其占有土地也是給沙某溝一組村民付出相應的35萬元租地費的，而且其租荒山是經過村民集體確認的。

最后，本人認為起訴書指控的“把控基層政權”一詞不妥，是為了證成“惡勢力”的不妥用詞，何為“基層政權”，基層政權應為鄉鎮一級的政府，而非社區、居委會、村委員、村小組，社區、居委會、村委員、村小組只能作為基層政權的自治組織。本案中無論是楊某銀還是楊某、楊克某，他們都沒有把控基層政權的本事，也不存在把控基層政權的實行行為，假如他們確有把控政權的實行行為，那么本案定性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惡勢力”一點都不冤，可是本案中并不存在把控“基層政權”的行為，不宜定性為惡勢力。

概言之，本案三被告人的行為并不符合惡勢力團伙犯罪的組織特征、危害性特征，不符合“為非作惡，欺壓百姓”的特征，本案中各被告人行為的暴力性也達不到需要惡勢力犯罪來進行評價的程度，本著“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辯護人認為本案不以“惡勢力團伙”來定性較為妥當。

最后，楊克某確實是得過癌癥的人，目前還有其他低血糖等毛病，在法庭上還要吃糖來維持血糖，辯護人也懇請法庭能夠給其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在對部分罪名定罪量刑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國法、天理、人情這三個因素，對其酌情從輕處罰。

好，以上意見辯護人請求法庭能予以認真考慮，并對楊克某做一罪責刑相一致的判決。謝謝。

辯護人：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

楊軍軍律師

2021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