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夏朝都邑，對于這一點，學術界已基本形成共識。

但是，無論是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還是海外學者，都不得不承認，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上限最早只能到公元前1750年，并不是全部夏文化。換言之，我們目前已經找到的夏朝，只有“半個”。

至于夏朝早期都邑在哪里，什么類型的考古學文化才是早期夏文化，就連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也只能用不太肯定的語氣指出“以王城崗遺址二、三期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應是考古學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對象。”

夏商周斷代工程結項于2000年，而完整版工程報告的出版已經是2022年的事了，相比于20年前的階段性成果報告（簡本），完整版（繁本）提到的早期夏文化探索對象，依然不置可否。

這是因為，對于河南龍山文化（也叫王灣三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的說法，其實是在年代學基礎上用“接竹竿”的方式給接出來的。

即：文獻記載的夏朝國祚有471年（《竹書紀年》），而二里頭文化存續時間不足300年，所以，在加上與二里頭文化存在強關聯的新砦文化100年后還不夠，又繼續往前接，接到了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湊齊了471年。

這就導致了由同一個族群（夏族群）創造的夏朝政權，在考古學上卻呈現出三種文化脈絡，二里頭文化和新砦文化之間的繼承性較強，爭議不大。但河南龍山文化和新砦文化、二里頭文化之間，卻并不存在直接的繼承關系。

現有的考古發現已經證實，二里頭文化（包括過渡期的新砦文化），其已知的文化來源主要有：河南龍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晉南陶寺文化、浙江良渚文化、豫東造律臺文化以及齊家文化等。

二里頭文化日用陶器（代表下層平民）可以追溯到本地河南龍山文化，但銅、玉、陶質禮器和喪葬習俗等上層文化因素，卻并非源自本地。比如：玉璋、玉琮、盉、爵等，分是新石器時代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陜西石峁、湖北石家河等文化因素的典型器物，而青銅器，則是由甘青齊家文化傳播而來。

受中原文明中心論的影響，齊家文化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視域中并不是重點，這一方面是因為齊家文化的分布范圍主要集中在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內蒙古阿拉善右旗等西北地區，另一方面是齊家文化至今沒有發現大型中心都邑，最大一處遺址也只有20萬平方米，不足二里頭遺址的十五分之一。

但齊家文化所呈現出的特殊文化面貌，對于二里頭文化而言，卻是個Bug級存在。

首先，二里頭被譽為是青銅文明，而青銅的廣泛運用，是文明三要素的首要判定標準，代表的是生產力和生產工具的飛躍。但二里頭的青銅技術卻帶有鮮明的齊家文化特色，二里頭遺址二期出土的環首青銅刀，與齊家文化的甘肅康樂商罐地出土環首刀相似，而后者更為古老。

此外，二里頭文化的典型器物綠松石銅牌、銅鏡、銅鈴，都在齊家文化中找到了源頭物，從絕對年代判斷，齊家文化是中國境內比二里頭文化更早的青銅時代文化。二里頭文化的重要禮器玉刀與玉戈，同樣在齊家文化遺址中大量出土。

其次，上文已述，二里頭文化在絕對年代上與文獻記載的夏朝存續期有著較大出入，故而只能被認定為夏朝晚期遺存。但齊家文化的絕對年代，經過測定卻在公元前2183年至前1630年，不僅在時空上與已知的夏王朝吻合，在存續時間上同樣與夏朝大致契合。

第三，齊家文化的男尊女卑等級差異比晚于它的二里頭文化更鮮明，二里頭遺址至今沒有發現男女合葬墓，但齊家文化墓葬中卻普遍發現男子隨葬多名女性的情況，其中男子為仰身直肢，而女性則多為側身臥貼面朝男性，暗示地位存在尊卑，儼然更像一個尊卑分明的父權社會。

第四，夏王朝是大洪水事件的直接產物。根據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張莉教授的研究顯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華夏民族遭遇了一次空前絕后的大災難，這次由洪水引發的社會大崩潰，導致龍山文化時代形成的諸多人口聚落瞬間毀滅殆盡，聚落總面積縮小至龍山文化時期的21.45%左右，下降幅度高達78.55%。

也就在這次災難過后，崇山南北一帶崛起了二里頭遺址，憑借洪水過后積累的土壤腐殖質，伊洛平原迅速成為當時華夏的經濟和人口中心。而同樣在洪水過后走向興盛的還有兩處地方：一個是陜西的石峁遺址，另一處就是齊家文化。

單從考古發現層面對比，二里頭文化和齊家文化都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是夏王朝遺存，但諸多旁證也均將二者指向“夏”屬性。

而從文獻記載的夏族群地望來看，二里頭文化和齊家文化居然又“不分伯仲”。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國語》載“伊洛竭而夏亡”，《戰國策》亦提到“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將夏族的中心區域鎖定在了伊洛平原一帶，也就是考古發現二里頭遺址的地方，這也是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為二里頭就是夏都斟鄩的主要依據。

但包括《史記》《荀子》在內的史書同樣也記載道：“大禹出西羌”，西羌的地望歷來爭議不大，在如今我國的西北，也就是齊家文化的分布區。《尚書·禹貢》記載大禹治水“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齊家文化的臨夏自治州內有積石山，州東南“西羌故地”曾置“大夏縣”。曾有中美聯合考古團隊在青海積石峽及其附近發現了公元前1920年形成的大洪水痕跡，側面印證了“積石”與洪水的關聯。

鑒于齊家文化與“夏”千絲萬縷的關聯，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易華推論說：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齊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文化；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商文化，齊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齊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一早一晚，二里頭文化已定性為夏朝中晚期文化，如果齊家文化是夏早期文化，那么如此看來似乎完整的夏朝已經被我們找到了。

但是，上文已述，二里頭文化并非由某個單一文化因素為主體發展而來的，其自身呈現出諸多史前考古學文化碰撞融合的特點。

正是因為公元前1900年華夏出現的大災變，打破了原本以血緣為紐帶各自割據的諸多龍山時代文化聚落，諸多互不統屬的部落紛紛移居洪水沖刷后更適宜農耕的伊洛平原，才催生了二里頭文化，故而考古工作者稱二里頭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型移民城市。

如果把二里頭比作大洪水的“受益者”，那么齊家文化就是大洪水的“幸存者”，得益于較高的地勢，和農牧混合經濟的特點，齊家文化不僅躲過了公元前1900年的災難，而且愈發興盛。

從文化構成上來說，齊家文化較為單一，而二里頭文化卻十分多元。從時空交錯上來說，二里頭文化興起之時（前1750年），齊家文化還沒有衰落，二者有100年的重疊期。

所以，二里頭文化并不是齊家文化東進移民伊洛平原的產物，二里頭的諸多齊家文化青銅因素，更像是互動交流形成的，而非源自繼承。

不僅如此，齊家文化衰亡原因的研究顯示，齊家文化地處傳統的農耕和游牧分界區，使得在大災變時農耕產量嚴重受損的情況下，齊家文化可以依托畜牧業來獲取新的食物來源，從而避免了災變。

但也正是經濟方式由農耕轉向畜牧，為其衰亡埋下了伏筆。

齊家文化早期農作物品種多樣化，到晚期時，遺址中六畜特別是羊骨數量大幅增加，與之對應的是農耕器具的變少，顯示由農耕退化為流動性很強的畜牧文化。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齊家文化社會結構變得十分松散，原本可以向東進行文化輸出的齊家文化，開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如宗教祭祀、葬俗等開始“中原化”，徹底喪失了形成早期國家的基本條件。

所以，齊家文化雖然存續500余年，卻始終沒有發現較大型的中心都邑。無論是考古文化面貌還是齊家文化所處的地理位置，都將齊家文化的主要群體，指向了華夏另一個關鍵祖源—古羌。

據《后漢書·西羌傳》記載：“西羌本姜姓之別”，古史當中，華夏共主之一的炎帝同樣出于古羌，以養羊、牛、馬為業，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綿羊骨、黃牛骨、馬骨比二里頭文化要早且多，可證羊、牛、馬均自西北傳入中原。

而分子人類學的研究同樣顯示，現代人類的共同祖先都源自從非洲出走的晚期智人，Y染色體單倍型類群M214是大部分中國人的基因類型，大約四萬年前，M214分化出兩個支系，一支在中國東南沿海（M119），另一支則在黃河上游甘肅寧夏（M134）。

在距今1.3萬年前，M134又進一步分化為南下長江中游的M7、海岱地區的O2a1b和渭河流域的M117，成為漢、藏、羌、白等各族的祖先，創造了輝煌的仰韶文化，而姜姓在M117出現的頻率遠高于其他支系。

既然古羌是華夏祖源之一，那么同出一脈的二里頭文明與古羌留在甘青一帶的齊家文化通過渭河流域互動影響，也就不足為奇。至于禹興西羌說，從宏觀維度來看，也就解釋得通了。

可見，所謂的“夏族”“夏朝”就包含了兩層含義，一層是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狹義王權政治，它擬合了眾多血緣氏族，建立了共同文化認同的“有中心的多元”，是真正意義上的夏王朝。而另一層則是以共同祖源認同為紐帶的無中心的多元”，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類似南北朝一樣并非朝代而是時代的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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