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分之一的錯案，對當事人來說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內蒙古自治區高級法院立案庭庭長暴巴圖代表高院向呼格吉勒圖父母送達立案再審通知書，備受關注的呼格吉勒圖案進入再審程序。被以“故意殺人罪”槍決18年后,當年的殺人犯呼格吉勒圖面臨無罪判決的可能。在感慨冤案再審難的同時，我們也看到還有一些存疑案件一直停滯不前，比如聶樹斌案。都說正義不會缺席，只會遲到。可是如果一味拖延，究竟什么時候，我們才能真正地得到法治的正義？

被害女子的老家離內蒙古自治區某縣城一二十公里，村口不遠處，幾間低矮的土坯房子和前面一個圍有土墻的大院子，其父現年80歲，因腿骨頭壞死走路都需要依靠拄拐。對于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正在復查呼格吉勒圖案的這個消息，這位年輕時曾做過教師的八旬老人稱：“相信國家會把此案調查清楚。”

與其他一些國家設立了獨立的錯案審查機構的制度不同，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中國的糾錯主體只能是提起公訴的檢察院和作出終審判決的法院。北京大學法學院陳永生教授在分析了20起典型的冤案后，得出結論，幾乎所有蒙冤者或其家屬都提出了申訴，但沒有哪怕一起案件是司法機關因為當事人的申訴而主動啟動救濟程序的。

陳永生研究的20起冤案都是因極其偶然的因素而得以糾正，其中17起是因發現真兇，另外3起是因被害人“復活”。但是平反冤案不能單單靠“偶然”，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2013年，“法治”被反復重申。尤其，自2013年1月1日新刑訴法實施始，多起廣受社會關注的案例，在程序或實體上得以糾正。3月26日洗冤的張氏叔侄案便是一例。2014年11月呼案啟動再審，成為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四中全會后第一個再審的冤案。

我們為什么不能設立獨立的錯案審查機構？我們為什么要讓原辦錯案的單位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如果不是這樣，冤案糾錯還用再等十八年嗎？

附：呼案親歷者閆峰：如果能重來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天氣不錯，我和呼格吉勒圖在廠里，當天班次是下午3點半到晚上12點的中班。一年前，我和呼格吉勒圖同一批進入呼和浩特市卷煙廠，做卡煙工人。

晚上8點多的呼市，挺冷，結束了半天的工作，我們穿著藍色牛仔工作服，一塊去小飯館，點了個熱氣騰騰的砂鍋。一人喝了一個二兩酒的口杯，花了20多元錢。

那時，我倆認識已經一年多了，關系特別好。吃完飯，我讓呼格吉勒圖去買兩塊泡泡糖遮遮酒氣，我先回廠子。沒過多久，呼格吉勒圖回來了，扔下兩塊泡泡糖，走向了自己的機床，一言不發。

幾分鐘后，呼格吉勒圖又折回到我的機床說，“跟我出去一趟。”

“咋了？”“出事了?！薄俺錾妒铝?？”“別問了，走吧?！?/p>

我沒多想，就跟著他走出工廠，一直到毛紡廠的女廁所附近。呼格吉勒圖說，剛才回家取鑰匙，路過女廁所，聽見有人喊里面出事了。

我比較內向，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告訴呼格吉勒圖，“天這么黑，廁所也沒燈，巷子也黑，咱倆就別進女廁所了?！?/p>

正當我們商量的時候，有兩位老太太進了女廁所，沒過多久，倆老太太就出來了。

我告訴呼格吉勒圖，她倆什么事都沒有，肯定里面沒事兒。呼格吉勒圖說肯定有事兒，非要讓我跟他去看看。

走到女廁所門口，我喊了兩嗓子，聽見沒動靜，就拿出一個打火機照了一下，結果看見一個露著下半身的女尸。

我倆嚇得掉頭就跑，發現尸體時呼格吉勒圖站我身后，跑的時候在我前面。

跑到治安崗亭，呼格吉勒圖說要報案，我說，“快別報了，咱們回吧?！焙舾窦請D堅持進了治安崗亭，拉著警察走向女廁所。

當時治安崗亭附近也有挺多人，我看到那倆老太太也去報案了。呼格吉勒圖就讓我回廠幫他請個假，我就回車間了。

把情況向煙廠領導匯報后，我回到了車床和同事聊這個事兒。大概10點多，呼和浩特新城公安分局來了一名警察，就把我帶走了。

上了警車后發現，呼格吉勒圖也在里面。我當時很緊張，呼格吉勒圖安慰我說沒事兒，我當時啥話也沒說。

當時我就覺得，“怎么攤上這么個事了，挺麻煩的。”

到了新城分局后，我們就被分別帶進相鄰的審訊室。警察開始問我事發經過，。一名警察問完后，又來了一名警察，詳詳細細地再問了一遍。最后同一問題，大概問了10來遍。

警察給我遞了一根煙，雖然我口袋里裝著煙，但我當時害怕得一動不動，更別提掏煙了。他問我看沒看過黃色錄像帶，我回答說沒看過。當時太害怕了，就算我看過，我也會說沒看過。

問到晚上12點多的時候，隔壁審訊室突然傳來桌椅劇烈挪動的聲音，伴隨著呼格吉勒圖痛苦的呻吟聲。桌椅動一下，他就喊一聲，斷斷續續的。

我隱隱覺得呼肯定挨打了，心里嚇得蹦蹦直跳，腦子都要炸了，頭發也立起來了。

半夜2點多鐘的時候，警察把我安排到另一個屋子睡覺。我睡在沙發上，披著軍大衣，腦子里全是呼格吉勒圖的呻吟聲。

第二天早上9點左右，一名警察帶著我，去找他的領導詢問我的處理結果。

開門的一瞬間，我看見呼格吉勒圖蹲在審訊室的暖氣管前，雙手伸到背后銬住，頭上戴著沒有面罩的摩托車頭盔，臉色發黑。我經過的時候，呼格吉勒圖用力抬頭看了我一眼，我由于害怕，避開了他的眼神。

請示領導之后，警察告訴我說先回去，以后隨叫隨到。

我從新城分局出來后，直接就去了呼格吉勒圖家，把這件事跟他母親說了一遍。頭天呼家就得到消息了，我去主要是跟他家人說下，當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告訴他們呼格吉勒圖挨打了，第二天拷起來了。

她媽聽完焦慮得不行，念叨著“你管這些閑事兒干啥，你看把自己害的”。

在那之后沒多久，這事見報了。（1996年4月20日，《呼和浩特晚報》刊登了《四?九女尸案偵破記》大篇幅報道，文章詳細講述了事情的始末，稱呼就是真正兇手）。

整個卷煙廠都轟動了。當時我的親戚都在卷煙廠的領導部門工作，見到我就說，“你是愣還是精明？你看你身邊天天處的啥人，還跟著去瞄女廁所?！?/p>

但我知道，稿子里很多地方都是虛構的。

稿子里說“（呼格吉勒圖）有三四次藏在廁所的后坑里，看過女人拉屎拉尿……”但廁所的化糞池有2米多深，誰會沒事跳進去偷瞄。稿子還提到“馮副局長、劉旭隊長、卡騰教導員等分局領導，會意地將目光一齊掃向還在自鳴得意的那兩個男報案人，心里說，你倆演的戲該收場了。”但我和呼格吉勒圖進了警局后就一直被分開，他們怎么同時掃到我們兩個人的？

我一遍遍地向親戚、朋友解釋，報紙上都是瞎寫，跟當時的事情經過都不一樣。我把我的經歷原原委委說了一遍，但沒有人相信。

從那以后，我在工作時，就會有別的車間人跑過來問，“哪個愣貨跟人家去瞄女廁所？”

我再沒見過呼格吉勒圖，呼格吉勒圖的庭審、公審乃至執行死刑，我都沒去看，我怕到了現場心里難受。

死刑執行后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我都活在壓抑之中。我曾夢見呼格吉勒圖活著，不知道他跟我說啥，我就感覺到他活著。

第二天夢醒了，我就特別難受，出去找人去喝酒，大醉一場，或者去朋友家或者當年的同事家聊聊天，大哭一場。

卷煙廠的工作是親戚介紹的，出事了人們指指點點，我感覺對不住親戚，那年5月份，我從卷煙廠辭職了。

這讓我失去人生最好的一次機遇。雖然那時在廠里是臨時工，但我和呼格吉勒圖都是最早一批的臨時工，每個月能賺200多元錢，比一些單位的正式工的工資還要高，月底煙廠還會發10元一條的鋼花和20元一條的大青山。

要是能轉正就更好了，正式工每個月能賺300元，獎金能拿四五百，發4條鋼花、2條大青山。我和呼格吉勒圖當時特別羨慕，最大的理想就是轉正。

結果出了這事，這個案子改變了我人生，辭職后，我四處打零工：在浴池給人當服務員，工地上當苦力，玻璃廠做工人……

現在我在物業工作，快40了還在單身，一個月賺2000多，基本都貼補了父母，幾乎沒有積蓄。

有時候想想，這種活法還不如不活。但也就想想，我不能丟下我爸媽。我媽媽小時候趕上腦膜炎，打青霉素過敏損害了聽力和表達能力。現在老兩口住在一室一廳的老房子里，我借住在姥爺姥姥家。

這么些年，我從沒去過呼格吉勒圖的墓地，因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對。

在卷煙廠的時候，我和呼格吉勒圖是無話不說的好兄弟，吃飯也不分你我。休息的時候會結伴去錄像廳看錄影帶，看《英雄本色》的小馬哥，看洪金寶的武打片。

如果沒發生這件事，我倆現在最起碼已經是正式工，一個月賺七八千，早已經成家立業了?，F在沒事兒干就領著孩子坐在一塊喝點酒，一起出去玩，家庭生活不知道過得多幸福。

現在想這些也是白想。這些年，我見到警察都躲著走，“好好的做人，為啥要跟警察打交道?！?/p>

那件事后，我一直想就算有一天我被搶劫了，只要我身上沒受傷，我都不會報警。盡量不跟警察打交道，太麻煩。

我記得是2005年11月，市局（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民警找我，把當年的事重問我一遍。他問我，“最近有人找過你沒有？”“沒有?！薄敖裉煳覀儊碚夷?，你有啥想法沒？”

我當時感覺很奇怪，就反問他們，“是不是當年的案子鬧錯了？”

警察沉默了一下說，“你回去吧，這件事你也不要跟別人說，我們有啥事還會找你。”

后來在報紙上看到，2005年10月23日，一個名叫趙志紅的連環殺人犯落網，據他供述，他曾在1996年4月的某一天，在卷煙廠附近一個旱廁奸殺一名女性。我當時一下就懵了，怎么可能在同樣的時間、同樣的地點發生兩起一模一樣的案子。

一年后，趙志紅主動寫了《償命申請書》，承認自己是犯下此案的兇手。知道后我心情特別復雜，因為呼格吉勒圖被冤枉了這么多年，我也被誤會了這么多年。

那時候，只有幾家媒體過來采訪，影響力不如現在，但是周圍的好朋友都已經聽說了這事。我當時特別高興，以為案子很快就能弄明白，沒想到一拖這么長時間。

直到今年，四中全會之后，突然又有了案子要再審的消息。

假如人生能重來一次，我還要和呼格吉勒圖做好哥們，但那天我一定會死死拉住他，不讓他進女廁所，不讓他去報案，一切可能就都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