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臨沂有一位大學教師邢斌，最近因為一份送外賣的田野調查而爆紅，被誤傳為教授，事實上他47歲了仍是講師。他自稱很討厭為了搶職稱而虛與委蛇，講授現代文學卻連作協都沒有加入。

從邢斌老師的學生的跟帖來看，他并沒有自夸。他就是那種學生評分第一，領導打分墊底的好老師。

邢斌老師的外賣體驗報告很溫暖，也富有感染力。令我感到遺憾的是，當邢斌老師描述完事實之后，試圖僭越體驗者的身份，去解釋事實何以發生，問題如何解決時，就很值得商榷了。簡而言之，邢斌老師的觀點可能會誤導不少人。這些人中，中老年人已無藥可醫，而青少年還有點搶救價值。如果他們信從邢斌老師所言，將底層的艱辛無奈，歸咎于資本和科技不夠向善，夢想以工會等制度為外賣小哥們爭取權益，邢斌老師和外賣小哥們吃的苦，受的罪，就白白浪費了。

邢斌老師稍微搜索一下就知，以美團為首的外賣平臺并非沒有工會，而且在工會建立之前，美團總部還建了黨委，各地外賣小哥們也建有流動黨支部。問題不在于沒有工會，而在于邢斌老師沒有“善用”工會。

邢斌老師自嘲有“莫名其妙的自負”，說自己困在“知識分子的信息繭房”里，這都沒錯，但還不夠。奧威爾說過，一個人獲取真相并不難，難的是解釋真相所需要的想象力。邢斌老師提供了寶貴的增量信息，對現實的想象力似乎有點匱乏。

直面現實永遠太難。推外賣小哥們進入“系統”，日夜奔忙，萬般疲累的，與其說是外賣平臺，不如說是謀生大環境。能好好地做公務員和白領，誰去送外賣？

由外賣平臺而生的規則和群像，更多是十幾億人努力求生比較具象或劣化的體現。你可以選擇為美團還是餓了么送外賣，你還可以發誓餓死也不去送外賣，但你無法拎起自己，逃離這個“手停口停”的社會。——在真正的大平臺前，美團這些連螻蟻都算不上。

可這些螻蟻堆積的平臺，在這些年，又給多少失業和破產的人兜了底呀。一個男人騎著電動車拉著外賣箱跟時間賽跑，總比拉著他妻子送去娛樂場所與恩客對飲，好那么一點吧。

邢斌老師住在臨沂最好的小區之一，開車進門保安都要敬禮，送外賣的小哥則一概不許進門。我好奇的是，邢斌老師大學講師的收入，能支撐他成為這個小區的業主嗎?或許，“得益于父親的生意”才是邢斌老師可以超脫于底層生存的主因？

邢斌老師曾因為外賣裝束而被小區保安攔阻，保安又跟隨驗證他的業主身份，直到單他打開房門，保安夸他“你是個人物”。這個類似于短視頻平臺“豪門贅婿逆襲反殺”的場景，除了解解氣，還能說明什么——保安太勢利？邢斌老師要是住貧民窟，還會有這樣盡責的保安嗎？

在進屋后，邢斌老師脫掉外賣馬甲，放下頭盔，可以永遠不再穿戴上他們。他的工友們呢？邢斌老師難掩對他們的同情，且不說外賣小哥最需要的是好訂單而非同情，就同情本身而言，就必然伴隨“你不如我”“你需要我”等上位視角的評判。如果有外賣小哥視之為一種羞辱，我會理解他的感受。

外賣小哥難，比他們更難的，也大有人在。邢斌老師說，以人民幣計價，日本送外賣32元一單，北美更是接近44元。可邢斌老師不妨想一想，中國的外賣費用要是對齊日本美國，哪怕只是它們的一半，中國還有多少人能輕松吃起外賣？

那個時候，肯定不需要這么多的外賣小哥。他們送不了外賣，也吃不起外賣，下一餐又在哪里呢？

有沒有一種可能：最要緊的問題不是外賣平臺太萬惡，而是，什么讓中國人活得這么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