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互相敵視之中，應成為種種影像和幻影的發明者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迄今為止，互聯網上大多數關于巴以沖突的討論沒有價值，事實上，大部分人也不關心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們真正關心的只有自己狹隘的政治立場和虛偽的道德優越感。

能具有“我知道我不知道”智慧的人是少數。大部分人還是難以壓抑討論熱門話題的沖動，在一天的辛勤工作（甚至是唯唯諾諾）后，打開手機，對關系幾百萬人命運的國際議題點評幾句，真是一種放松身心的大好消遣。

中文互聯網有趣的地方在于，無論是站邊巴勒斯坦還是以色列的人，都不了解巴以沖突的本質，討論過程只是暴露認識誤區和盲區的過程。兩派人表面上吵得不可開交，可就像摸象的盲人們爭辯大象為何物一樣，其實不知道為什么而吵。

比如，站以色列的人會迷信“猶太人應該繼承祖先的‘應許之地'”這樣的民族神話。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在人類歷史上無數的民族大遷徙、軍事征服和殖民擴張后，沒有哪個民族國家的治權能與祖先統治過的土地相一致。如果因為祖先統治過某地，那某現代國家就可以統治某地，1911年建立的蒙古國應該繼承歐亞大陸4/5的土地。

更何況，現代民族與古老的族群并沒有多少直接聯系，它們是19、20世紀的知識精英利用傳說、歷史和信仰拼湊出來的“想象的共同體”。由猶太復國主義者創造的猶太民族也不例外，它的真正歷史不是起源于亞伯拉罕，而是19世紀歐洲日益嚴峻的反猶主義。正如同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對拿破侖擴張的回應一樣，精英只有面對外部威脅需要動員時，才會宣揚民族主義。然后把普羅大眾與自身綁架在一起，將民族敘事無限延長、投射至遙遠的古代。大多數人信仰的民族主義，它本質上就是這樣一種東西。

如果我們去除民族神話，僅僅思考現代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這兩個族群，會發現他們本不該有任何沖突。復國運動以前，猶太人是缺乏共同政治主張的流散民族，分散在俄羅斯、德意志、奧地利、奧斯曼等幾個帝國中。在這種狀態下的猶太人，不可能會產生與阿拉伯人為敵的集體意識。

巴勒斯坦（Palestine）本意是“腓力斯丁人的土地”（一個已經消失的海上民族的土地），名稱上不具備任何現實的民族性，而它周邊的約旦和黎巴嫩都是地名（約旦即約旦河，黎巴嫩即黎巴嫩山）。它們在地理上共同屬于大敘利亞的一部分，行政上歸屬于奧斯曼帝國的幾個行省。之所以要在奧斯曼帝國境內中發明出這么多民族，是英國打擊奧斯曼，削弱整個同盟國集團的外交手段。在19世紀以前，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區照樣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他們在幾百年中相安無事，并沒有什么“民族矛盾”可言。這已經說明了巴以沖突是人為制造出來的產物。

19世紀歐洲反猶主義主義日漸興起，使猶太精英萌生了建國的念頭。如赫茨爾這樣手無寸鐵的活動家，一開始是想借助德皇的武力完成復國大業，并沒有想到英國會支持。但結果是，與猶太精英關系更親密的威廉二世對此不屑一顧，而英國人伸出了橄欖枝。這不是說德國人更狹隘英國人更博愛，而是英國在埃及，尤其是蘇伊士運河有切實的利益。通過扶持一個在巴勒斯坦的猶太民族國家，可以轉移阿拉伯人的矛盾，為英國人創造一個民族緩沖區。因此，英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才是巴以矛盾的根源。

兩次世界大戰以后，英法的殖民帝國解體，取而代之是美蘇主導的冷戰秩序。中東出現了短暫的權力真空，所有勢力都要迎來新一輪的洗牌。在這種過程中孕育出了三種趨勢。第一是埃及主導的，重新整合伊斯蘭世界的趨勢。第二、美蘇主導的，重新分配英法遺產的趨勢。第三、美蘇之間的，走向冷戰的大趨勢。而在這三種趨勢中，冷戰又是壓倒一切的，最主要的趨勢。因此美蘇一旦形成了戰略平衡，伊斯蘭世界重新整合、英法抵抗的努力都會以失敗告終。以色列在洗牌的過程中，自然地加入了美國陣營，而蘇聯解體后，巴勒斯坦成為了無人問津的棄子，這就是巴以沖突發展至今的底層邏輯。

如果我們認真梳理歷史，會發現這條線索非常清楚。巴勒斯坦地區本身沒有民族矛盾，是英國制造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兩個民族，使他們產生了矛盾。而英國離開以后，這個既定矛盾又被美蘇利用，深化了矛盾。巴以沖突一開始是后殖民問題，之后是冷戰遺留問題，而這兩個問題都是強權政治的產物。

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都是強權政治的犧牲品。巴勒斯坦人是天平上最小的砝碼，只能是被動裹挾進伊斯蘭世界重新整合的潮流，因納賽爾的失敗而遭到殘酷的報復。猶太人也并非全是贏家，一部分猶太精英實現了理想，成為了民族英雄。而代價是將同胞們置于了仇敵環伺的漩渦之中，永無寧日，并引發了猶太人關于錫安主義的永久分裂。巴以悲劇的獲益者是少部分精英和大國，犧牲者是巴勒斯坦和猶太平民。換言之，這不是兩個民族命運的問題，而是一小撮人決定了大多數人命運的問題。

理解清楚了這個真問題，你會發現很多關于巴以沖突的討論并不成立。比如“巴勒斯坦為什么不承認181號決議？“就是一個典型的偽問題。在整合伊斯蘭世界、通向冷戰道路的大潮流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能有什么選擇？有些人似乎天真地以為，只要巴勒斯坦承認181號決議，中東戰爭就可以避免。可事實是，即使巴勒斯坦承認181號決議，埃及也不會放棄整合伊斯蘭世界的機遇，因為當時兩次大戰摧毀了殖民帝國，世界歷史再一次到了“天下大亂，群雄逐鹿”的節點，巴勒斯坦無論做何選擇，都不能改變埃及、英法、美蘇這些大玩家的博弈。反之，埃及與以色列媾和，蘇聯解體，卻完全可以決定巴以和談的時間表。

“巴以雙方誰更文明？”是另一種典型的，不講道理的偽問題。它暗示著“文明人”對“野蠻人”就有生殺予奪的大權，那么它進一步也會認為人類歷史上的血腥殖民活動，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都很合理。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必然會陷入一種自相矛盾，那就是同時支持猶太大屠殺和猶太復國主義，在邏輯上自己摧毀自己。

當然，筆者并不是說偽問題只存在于支持以色列的群體。由于教育和宣傳的原因，恐怕支持巴勒斯坦的糊涂家伙只多不少。最典型的就是迷信“猶太人控制世界”等陰謀論的三低人群。這群人大多在現實上生活中不認識一個猶太人，只是通過道聽途說就否定了所有猶太人的德性。事實上，在猶太人內部，也有大量反對復國的溫和派。可這對于他們來說這并不重要，重要的能湊熱鬧和反美而已。

迄今為止，巴以沖突的討論早已經超出一個歷史問題范疇，而演變為了一個糟糕的立場問題。大眾討論以色列的真正動機，無關乎錫安主義，只是內心是否偏向自由主義陣營罷了。言盡于此，筆者還是想奉勸一句。無論哪個陣營都會基于現實利益做出“不講自由”“不講公理”的事情。如果知識分子應反對強權和壓迫，就不能因為立場失掉了批評的勇氣。如果只是想借助熱點輸出觀點，那么請慎重對待歷史問題。/

作者：自由的海豹，歷史學博士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