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金融風險，喬恩·丹尼爾森的《控制的幻覺》提出了一些頗為新穎的觀點。丹尼爾森認為，金融核心風險產生于體系內部，生發于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并因無數個體的信仰、目標、能力和偏見而永久存在。人們普遍認為風險源于金融體系之外，這一錯覺削弱了我們度量和管理風險的能力，同時，新的監管法規可能有助于降低小規模風險的水平，但反而鼓勵過度的風險承擔。書中援引過去和最近的危機教訓，說明多樣性是保護金融體系的最佳方式。喬恩·丹尼爾森，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金融學教授，系統性風險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金融風險預測》《全球金融體系：穩定與風險》。

金融風險主要來自內部

2004年，當時全球最高摩天大樓臺北101建成。所有高層大樓都需要應對自然力，臺北101需要應對地震和臺風。臺北101在其建筑頂部設置了一個728噸的金色阻尼器，以降低大樓受強風吹擊時的擺動幅度。2015年8月，臺風蘇迪羅以每小時145英里a的速度來襲，臺北101 經受住了考驗。金色阻尼器擺到了距離其常規位置一米多的地方，但整幢建筑安然無恙，堪稱工程師精密計算的典范。

丹尼爾森寫道：

如果結構工程師能夠創造風險管理體系保護臺北101這樣的高樓，那么為什么監管機構的金融工程師不能保護我們免受金融危機之苦呢？因為這兩個領域存在本質差異。土木工程師的工作相對直接，他們可以忽略人的因素。如果計算結果顯示一米厚的墻可以維持500年不坍塌，就不會因為墻的特質而導致這一年限縮短。其風險是外生的。在金融界，天性不是中性的，而是惡毒的，風險是內生的。原因在于所有的規則和規制能改變行為和結果。人類具有人性，不會只是天真地順從。

作為回應，人們會改變自己的行為。只要監管者發布規則，比如決定銀行資本水平的規則，銀行家就會立即尋找繞過規則的方法。他們會想方設法讓資本從外界看上去水平很高，但在實際中卻保持盡可能低的資本水平。這種做法的專業術語叫作資本結構套利。在2008年的失敗銀行中，許多銀行都有著最高水平的資本，但它們的資本最終被證明是虛幻的。當局和銀行之間總是在進行貓鼠游戲。

對危機的一種普遍看法是，危機來自外部，就像即將撞擊華爾街的小行星一樣。但事實不是這樣的。危機的主要驅動因素是內生風險，這源于系統的隱性機制，如價跌賣出規則。不幸的是，人們往往過于關注危機的觸發因素，而不是觸發機制。問題是機制數量很少，但觸發因素幾乎無窮無盡。觸發因素是可見的，但并不那么重要。

關于觸發因素，書中講述了這樣一個事例：希臘統計局局長安德烈亞斯·喬治奧在2009年直接報告了希臘真實的財政赤字規模，而沒有讓統計局委員會事先投票決定赤字的規模。他因此被起訴，被希臘最高民事和刑事法院定罪，判處緩刑兩年。為什么希臘當局會生氣？因為安德烈亞斯報告了15.4%這一真實數字，而不是財政部估計的13.6%，從而引發了希臘危機。

安德烈亞斯或許是希臘危機的導火索，但他一定不是罪魁禍首，而且即使他按照虛假數據發布，危機也一樣會發生，因為危機的觸發機制已經到位。我們不應把重點放在危機的觸發因素上，而應關注潛在的脆弱性，即導致危機發生的機制。觸發因素太多了，如果你開始尋找所有潛在的觸發事件，并試圖避免這些事件的發生，那你將什么也做不了。專注于觸發因素可能會讓政策制定者誤入歧途，而最終往往會發展成這樣。

媒體報道了引發希臘危機的導火索，公眾要求問責，于是安德烈亞斯·喬治奧就被起訴了。而那些真正應該負責任的人，比如希臘政客，卻逍遙法外。我們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機制上，金融當局和對沖基金經理應該知道這一點，但可悲的是，他們往往并不比希臘檢察官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