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紙媒上突然刮起一股歪風，為了突出國軍將領在抗戰中的“杰出”表現，一些毫無下限的“寫手”們不遺余力地篡改和編造歷史，罔顧事實真相，肆無忌憚地添油加醋、張冠李帶，甚至憑空捏造出一些令人瞠目結舌的戰史……

這其中，當以“中國野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下令槍殺1200名日軍戰俘”，為謠言之首——

一、正本清源：孫立人將軍“殺俘事件”，純屬無中生有，憑空捏造

關于這則中國遠征軍新38師的虛假戰史，很多文章，甚至詞條中都是這樣描述的：

“當日軍俘虜被帶到孫立人的面前時，孫立人厭惡地皺皺眉頭，不加累索地命令參謀：“這些狗xx！你去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后都這樣辦。
命令迅速被執行，日軍第18師團曾在中國戰場上犯下累累罪行，這些俘虜手上沾滿中國人的鮮血，當然在劫難逃。

但是，稍微懂一些滇緬戰史的讀者，馬上就能從中發現破綻。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中國駐印軍戰果統計》記載：

自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底，中國駐印軍總共擊斃日軍27699人，擊傷42760人，俘虜395人。

根據以上記載，整個中國駐印軍在第二次緬甸戰役中，總計俘虜的日軍官兵僅為395人，孫立人“下令一律就地槍斃”的1200名日俘，他們到底是從何而來的呢？

且當時的“盟軍中緬印戰區”，上至總司令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美軍上將）、盟軍地面部隊第11集團軍群司令官斯利姆（英軍元帥），下至中國軍隊各軍、師、團長，為了宣傳需要，都相當重視日俘的生存情況。

中國遠征軍駐印軍參謀處長趙學淵上校，戰后所著《緬戰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日俘的日常供給，與中國士兵的每日配給一模一樣，每人每周兩包香煙的待遇，一點也不比中國士兵少。”

況且，第二次緬甸戰役反攻階段，派至中國遠征軍駐印軍的中美英戰地記者團人數達30余人之多。

《中央日報》、《美國聯合通訊社》、《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的一些記者甚至深入到營級、連級單位，跟隨部隊轉戰，及時向國內發回實時戰報。

在當時如此國際形勢的大背景下，且不說就算存在極個別的殺俘個例，那也是對“日內瓦公約”的公然無視。

單論這“1200人的集體屠殺事件”，是足以將孫立人送上軍事法庭，這可是能夠讓孫立人鐵定掉腦袋的嚴重事件。

云南省保山市龍陵縣政府中緬戰史、滇西抗戰史陳列館文件所載：

“自1943年至1945年的兩年多時間里，涉及孫立人的報道，《中央日報》有數十篇，《美國聯合通訊社》、《紐約時報》、《泰晤士報》一共有14篇，其中，并沒有任何一篇提及“孫立人殺俘事件”。

包括日本陸軍緬甸方面軍參謀長中永太郎，于1944年3月1日所傳達的“非常時期有關皇軍操守相關事宜的通牒”，也未在文中提及“殺俘事件”，該“通牒”反而向團以上軍官的通報中痛心疾首地寫道：

“通過最近虜獲敵方文書判斷，敵方在我作戰地域把我方兵佐捕獲為俘虜的情況日益增多，輔以優厚待遇，套取事關軍事機密特別是我方軍事部署等的相關陳述為敵利用，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
處在如此非常危急之時，必須對每一個士兵嚴格教導，發生行蹤不明情況時，將其狀況與災難程度進行判斷，依照程序火速報告。”

另外，戰后日本方面撰寫的戰史，日本防衛廳編寫的《緬甸作戰》、生田惇編寫的《日本陸軍史》、服部卓四郎編寫的《大東亞戰爭全史》，也都沒有提及“孫立人殺俘”事件。

甚至，全國解放后，先后參加過第一次、第二次緬甸戰役、滇西戰役的將領們，諸如羅卓英、杜聿明、廖耀湘、張軫、鄭洞國、鄭廷笈等人，也從未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所謂的“孫立人命令槍殺日俘”這一事件，有過只言片語的敘述。

就連1998年在臺灣出版的，由孫立人秘書沉克勤著寫的《孫立人傳》，對于“殺俘事件”也一字未寫。

作為孫立人的秘書，沉克勤全程跟隨孫立人經歷了入緬作戰，赴臺后又在陸軍總司令部長期近侍總司令孫立人，但在《孫立人傳》中，沉克勤寫“孫立人兵變案”都寫滿了4萬字，卻為何對“殺俘事件”一字未提呢？

這只能說明，所謂的“孫立人命令槍斃日俘”，甚至不少文章有鼻子有眼的寫成“孫立人活埋3000日俘”，純屬肆意編造，完全子虛烏有。

追本溯源，最早描寫“孫立人殺俘”事件的文章，是1991年出版的一部描寫中國遠征軍的紀實文學。

在當年那個幾乎全是紙媒的年代，書中第15章《攻克密支那》講述第二次緬甸戰役中國軍隊轉入反攻后“孫立人得勝殺俘”的過程。

這部紀實文學出版后，被各地大小報刊玩命似的瘋狂連載，為了用噱頭唬人，甚至連標題“孫立人得勝殺俘”都一字不改。

一時間，因為有了“孫立人殺俘”這一標題，頓時“洛陽紙貴”，這樣的報紙在各地大受歡迎，銷量節節攀升。就此以訛傳訛，這一故事情節還被拍入了電視劇，從而篡改了歷史，誤導了后人。

但是，當這部紀實文學的虛構內容面對國防大學戰史專家徐焰教授發出的質疑時，該文作者就上述描述，并沒有給出過任何史料的來源及出處。

可是，這還不算完，其后更是出了一個“2.0升級版”。

某著名軍旅作家、紅色傳承演講家，他在電視訪談節目中引用這部紀實文學里“孫立人將軍殺俘事件”，以此標榜“中國軍人之鐵血軍魂”。

古話說得好，“三人成虎”。該節目一經播出后，從此，這個“殺俘命令”算是徹徹底底地坐實了孫立人將軍的“罪名”！

歷史就此成為了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這樣荒唐的事情接下來還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還是這位著名軍旅作家、紅色傳承演講家，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收集、整理資料，于2009年也寫出了一部長篇巨著。

這是一部講述我黨我軍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紀實性文學。

二、論《苦難輝煌》

首先，我們必須肯定《苦難輝煌》這部書在主旨上是積極的，是向上的，是宣講紅色傳承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故事會”。

但實話實說，“故事會”就是“故事會”，千萬不能把“故事會”當成歷史書。否則，書中諸多“不算完善”的內容，很容易讓讀者對于真實的歷史，產生錯覺。

這部書于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發行的初版，我全文看過。

由于該書錯漏之處較多，初版冊數不多，后經該作者團隊多次修訂后又相繼再版，直到2021年由作家出版社發行的最后一版，仍然存在著諸多錯誤和失實之處。

嚴格來說，該書絕對不是一部嚴謹的黨史軍史書籍，僅僅只能稱其為：一篇優秀的愛國主義演講稿！

大家都知道，但凡寫史，無論是唐史、宋史、元史、明史，每一重大事件所涉及的時間、地點、人物都要交代清楚，并且件件都必須注明出處。

古史尚且如此，那么寫作近現代史，特別是黨史軍史，則更加需要作者秉持嚴謹的態度，最基本的寫作要求就是事事有出處，件件有注釋。

但是，通讀《苦難輝煌》，你看不到任何一個事件有注釋、任何一個文件有出處。你更見不到佐證該事件、文件的當事者的回憶錄或是訪談記錄。

將《苦難輝煌》與其他優秀作者所著的大作一經比較，更能讓讀者發現，《苦難輝煌》空有其表，實質卻乏善可陳。

但凡讀過200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讀便愛不釋手，不忍釋卷。此書能夠讓人身臨其境，從書中讀出歷史的厚重感。

其時間、地點、人物，以及每個事件和文件，都有當事人的訪談筆錄或是歷史文獻資料的引用出處，甚至很多事件和文件都有當年的原始照片佐證。

而通讀《苦難輝煌》，讀者雖然感覺血脈僨張，愛國主義爆棚。但該書卻從頭至尾連一個“參考文獻”都沒有列出，徹頭徹尾就是一本“故事會”。

把各種人物、事件按作者自己的需求，串聯在一起，加入文學手法的創作，最后按寫史的風格形成了編年體裁的一部長篇文字。

作為一篇愛國主義的長篇演講稿，《苦難輝煌》實在是一篇非常優秀的稿子，而且不可多得。

但這篇稿子，確確實實算不得一部寫史的書。

演講稿就僅僅只是演講稿，若硬要把這篇演講稿歸類為黨史軍史叢書，從科學的，嚴謹的態度來看，該書就似是而非了……

此書通篇錯誤之處很多。

很多錯誤均是由于從其它二手甚至是三手的各種載體中直接摘錄，以致錯都錯得一模一樣，這就是復制粘貼帶來的惡果。

舉例——

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苦難輝煌》第9頁，書中這樣寫道：

“……孫中山看完報后，立即通過中間媒介給列寧一信，代表國民黨向布爾什維克黨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人團結在一起，共同斗爭。”

這段文字的出處，是著名學者、歷史學家何新先生上世紀所著《毛澤東生平重大事件編年紀事》。《苦難輝煌》原封不動、一字未改、分毫不差地將其摘錄自己書中。

而何新先生本人在書中則對這段文字做過注釋：

“該段敘述因無法做出考證，具體行文實難準確，筆者只能大致表述其意，權當為下一部著作《毛澤東大傳》做資料準備。”

就連何新先生自己都對這段文字的真實性全無信心和把握，可《苦難輝煌》就敢將這段文字全文原封不動，一字不漏地摘錄過來。

把何新先生自認還尚不完善的材料，納入自己的書中，并且還不注明引用資料的出處，這在學術上已經是觸碰到了別人的利益了。

諸如這樣的一字不漏，一筆不改，從別人著作中摘錄過來，且不注明引用出處的段落，在《苦難輝煌》整部書中并非是一個個例。

本文寫到這里，肯定會有《苦難輝煌》的擁躉跳出來反駁我——

“憑《苦難輝煌》作者肩膀上扛的那顆五角星，憑少將的級別和地位，想要接觸更高密級的黨史軍史文獻和材料根本就不是難事，用得著粘貼別人的著作嗎？”

那么，我告訴您，許多人對將帥們寫回憶錄或者撰寫歷史文獻，都存在一種誤解，認為高級將領撰寫文章，在權限上可以參閱的資料文獻比較多，密級也比較高。

但是，事實卻并非如此。

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的規定，無論任何人查檔，都必須經過軍委辦公廳的批準，除了真正級別很高的干部，有專門的寫作班子配合，可以隨時查閱檔案資料。

除此以外，包括各級將軍們，如果沒有經過軍委辦公廳批準，一律不得到解放軍檔案館查閱資料。

所以，就算是將軍，其所能接觸到的檔案材料也是很有限的。一般也只能查閱由本單位、本部隊保存的，并不涉密的一些基本資料。

而且，就《苦難輝煌》書中所敘述到的那些“故事”，其“故事”內容有哪一件是秘密的？

這些故事我們早已耳熟能詳，隨便上網一搜，相似的內容比比皆是，甚至大把大把都比該書出版的時間還早，這就是為什么我把《苦難輝煌》這部書稱為《故事會》的理由。

再則，既然《苦難輝煌》內容涵養了人民軍隊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發展沿革，那么作為該書的作者，本身又是軍人，對軍事常識的了解應該比普通人要強上許多吧？

但是，從書中的內容來看，《苦難輝煌》作者的軍事常識似乎和常人一樣。

譬如——

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苦難輝煌》第296頁這樣寫道：

“……國民黨軍是七九步槍、六五步槍，我們的裝備也是繳獲他們的這些東西。跟馬家軍打，他們用的卻是三八大蓋，打死他們一個，我們也補充不了彈藥。”

《苦難輝煌》的作者寫下這段文字的意思是，紅軍西路軍使用的武器是西征前從國民黨軍手里繳獲的“七九”步槍和“六五”步槍。

可是西路軍在西征途中遭遇到的是馬家軍，馬家軍使用的卻是日式“三八大蓋”，因為槍型以及子彈型號不同，不通用，所以紅軍西路軍無法靠繳獲來補充彈藥。

敲黑板，重點來了——

《苦難輝煌》書中的這段文字里，存在著一個嚴重的常識性錯誤。

但凡軍迷都知道，“六五式”步槍，又叫作“晉造仿38式步槍”，除了在機匣上橫向鐫刻有“晉造”二字，直向鐫刻有“六五步槍”四個字以外，從里到外完全與日制“38式”步槍沒有任何區別。

并且，“六五式”步槍所使用的子彈，本就是日制“38式”步槍彈。

之所以命名“六五式”，就是因為所使用的子彈就是6.5ⅹ50mmSR步槍彈，這本來就是日制“38式”步槍的制式子彈。

所以，《苦難輝煌》書中的這段文字“跟馬家軍打，他們用的卻是三八大蓋，打死他們一個，我們也補充不了彈藥”。

這段話著實讓讀者摸不著頭腦，讓人看不明白，“六五式”與“三八式”的彈藥通用，為何紅軍西路軍無法從繳獲中補充彈藥呢？

退一萬步講，就算馬家軍大批裝備的“三八大蓋”與紅軍裝備的“六五式”步槍，二者的子彈不通用。

就算如此，那又怎樣呢？

紅軍就不能“打死他一個”，然后用他的槍，用他的彈嗎？

紅軍就非得“打死他一個”，因為槍彈型號不一樣，就不要他的槍，也不要他的彈？

這說得通嗎？

這理由站得住腳嗎？

因為篇幅有限，《苦難輝煌》這部書里的諸多錯誤，我就試舉兩例。而書中在時間、地名、人名、部隊番號等等方面出現的太多錯誤，如果讀者感興趣的話，我會在后續的文章中，一一列舉出來。

我曾經在三年前連續寫過兩篇類似的文章。得到了許多朋友的鼓勵，也受到了《苦難輝煌》的擁躉們毫不留情的人身攻擊……

砸過來的“磚”，在評論區里“堆積如山”。

但是，真理越辯越明，只要您說得有理，我非常樂意接受不同意見的闡述，虛心接受批評。

但我最怕遇到的，就是那些令我哭笑不得的無厘頭——

上來就一句話：有本事你也寫一部巨著出來呀！

真正笑死我了，大家天天吃雞蛋，喝牛奶。難道就為了吃個雞蛋，喝杯牛奶，就非得逼著自己也去下個蛋？也擠桶奶嗎？

還有不少人接著來上一句：你沒有資格評論此書！

這就讓我想哭了！

譬如，我上餐廳吃飯，菜不好吃，飯還是餿的。而我既然花了錢，就不能埋怨幾句嗎？

換做是您，也許會拒付餐費吧？

而我花錢買來《苦難輝煌》，本著嚴謹的態度學習（本人曾經在體制內從事近現戰爭史研討工作），到最后才發現自己其實看了一本“故事會”，而且還是一本帶著不少瑕疵的“故事會”……

難道，作為讀者，實事求是的對書中的一些錯漏之處提出質疑，不可以嗎？

好了，本節到此為止，不再討論了，我們接著聊下面一節，聊軍統，聊戴笠，這更有意思！

三、被神話了的軍統——戴笠在國軍陣營中其實只是一個小角色

在當下這個網絡時代，網絡上的偽歷史層出不窮，比比皆是。基本都是“開局一張圖，剩下全靠編”。

譬如，現今仍有一些網文為國民政府、為“四大家族”、為國民黨軍隊、為軍統、為戴笠涂脂抹粉，毫無下限的夸大和編造其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

其實，真實的戴笠，在國民黨陣營中只是一個小角色。

這些年來的神劇中，把戴笠及軍統的地位拔高到了“神”一般的存在，而真實的歷史卻并非如此，戴笠的地位其實一直一直都不算高。

我在前面的很多篇文章里都寫過軍統，寫過戴笠。諸如軍統的起源，戴笠的生平，我就專門寫過好幾期文章，作出詳細介紹。

本篇，是為了打假，是為了辟謠，所以我就把以前的文章歸納一下，往簡單里說——

戴笠這位投考黃埔五期沒考上，走關系混進黃埔六期，卻還因為貪污伙食費而東窗事發，不得不連夜出逃的肄業生，連黃埔軍校畢業證都沒有的戴笠，以他的資歷和職務，在當時國軍將領中的地位是非常非常低的，與其他高級將領相比，戴笠只是個不起眼的小角色而已。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戴笠自1927年因為貪污軍校入伍生騎兵營伙食費而翻墻愴惶出逃之后，直到1932年1月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復出后，戴笠一直都是蔣介石豢養的“私兵”。

整整5年時間，戴笠一直被排除在國民政府體制之外，既無黨籍，也無軍籍，就連特務活動經費都是自掏腰包，用從老家江山縣募來的資金，養活自己和手下的特務。

而作為蔣介石豢養的一支“私兵”，蔣介石在這5年間幾乎沒有撥給戴笠一分錢。

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1932年3月，才得以結束。隨著特務組織“力行社”和“復興社”的相繼成立，戴笠得以出任“復興社”特務處長一職。

直到此時，戴笠才獲得了國民政府“公務員”的身份，成為了體制內“正式員工”，這才既有了編制，也有了工資。

雖然在沒有“工作”的5年時間里，蔣介石偶爾也讓戴笠出去兼個職，混點“生活費”，譬如被短期派去浙江警察學校兼任校務主任等等，但這些職務幾乎都是屬于“臨時工”性質，別說根本不是“公務員”，就連“事業編”都算不上。

而就在戴笠虛度的這5年時間里，他原先在黃埔六期騎兵科的同學，不少人都混到了團長、旅長，領章上大多都是兩杠三花，甚至個別人已經佩戴上了一顆金星，妥妥的少將。

而戴笠直到此時，這才恢復了國民黨黨籍和軍籍。

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一下我的上篇文章《中統、軍統、汪偽76號特工總部起源，各自標志性歷史事件》。

就這么一個游離在體制之外長達5年的黃埔六期肄業生，后來的戴笠就算當上了軍統局副局長，他也沒有肆意妄為的本錢。

要知道，在國軍系統里，可以沒有能力，但是一定必須得有資歷。

資歷，真的太重要了！

1941年，與戴笠同為黃埔六期的趙子立，此時已經是第九戰區中將參謀長了。作為薛岳的參謀長，趙子立在其回憶錄中講述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1941年4月，九戰區一名軍需上校利用軍車走私運輸美國香煙，車輛及隨員均被軍統查扣。
趙子立以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的名義給戴笠發去一封電報，戴笠立馬連人帶車馬上放行，次日還親赴長沙向薛岳賠罪。
適逢陳誠當時也在長沙，一個多小時的談話里，薛岳或坐，或起身來回踱步，陳誠則一直坐著蹺著二郎腿，而戴笠卻始終站立一旁，不敢落座……
戴笠與陳誠對話時自稱“學生”，與薛岳對話時則自稱“卑職”。

由此可見一斑，戴笠在國軍高層將領中，是根本沒有絲毫地位的！

盡管如此，仍是有不少影視劇把戴笠吹得高高在上，神乎其神。

某部明星云集的主旋律“獻禮”大片中有這么個橋段——

戴笠與張治中并排行走，彼此對話中，戴笠竟然稱呼張治中為“文白兄”……

對于編劇如此低劣的水平，“文白兄”如果還在人世，非被氣得吐血不可！

張治中何許人也？

陸軍二級上將、蔣介石的“八大金剛”、保定軍校三期畢業、黃埔軍校教官、黃埔軍校軍官團團長、國民政府湖南省主席、國民政府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主席、國民黨中執委。

而小小的一個黃埔六期肄業生、軍統副局長，論輩分、論資歷、論權勢、論職務、尊卑之間真的是天壤之別，戴笠與張治中之間的身份等級豈止是差了十萬八千里？

那是螢火蟲之光與太陽的對比！

掰著手指頭都能數得過來，國軍中能有資格與張治中稱兄道弟者，絕不會超過20人，也只有諸如：蔣介石、陳誠、程潛、閻錫山、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等人，才可相互如此稱呼。

戴笠何德何能，豈敢與國民黨前輩元老，自己的黃埔恩師去稱兄道弟？

論及戴笠的資歷和地位，別說稱呼“文白兄”，就連與“文白兄”一張桌子上吃飯的資格，他都沒有。

否則，戴笠為何在薛岳、陳誠面前噤若寒蟬，連坐下都沒膽子？

十幾年前有部很不錯的電視劇叫《潛伏》，劇是好劇，情節也還不錯，服化道的還原度也比較真實，但由于編劇對軍統的曲解，讓很多觀眾對這部劇產生了誤解，誤認為軍統的權勢很大。

劇里面有這么一個橋段——

戴笠到天津召見天津站吳敬中站長時說道：我這次來天津，是專程處理94軍副軍長楊文瑔納妾一案。

這一橋段誤導了觀眾十幾年，沒有點歷史知識儲備的人，還真就相信了一個小小的少將戴笠，可以去處置一個中將副軍長！

94軍中將副軍長楊文瑔是什么人？

楊文瑔是黃埔二期生，早年由蔣介石親自挑選，進入侍從室擔任蔣介石的侍從副官，與蔣介石的私人關系極好。

幾年后外放時，原為少校的楊文瑔一放出去便連升兩級，成為了上校團長。

此時的楊文瑔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的國軍中將，而且是手握兵權的實力派。

別看此時的戴笠佩戴著少將領章，但他的銓敘軍銜僅是上校。小小的一個上校，戴笠他真敢跑去94軍處置一個中將副軍長？

大家可別把事情想簡單了！

歷史上，戴笠確實為了楊文瑔“納妾”一案親赴天津查辦此案。但是……

該案的背景，也許絕大多數的電視劇觀眾都不太清楚。

真實的情況是，1945年末，抗戰剛剛勝利，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之際，進駐天津的94軍軍長牟庭芳、副軍長楊文瑔卻在接收日偽物資時大肆斂財，納入自己腰包。

都說花花轎子眾人抬，你吃三口，至少也要給別人留下一口，這樣才能保證方方面面一團和氣，落得個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但牟庭芳和楊文瑔卻不是這樣，這兩個家伙胃口太大，不僅把自己的那份吃盡，還想把別人已經吃進嘴巴里，裝進口袋里的東西給摳出來。

這就得罪了太多的人，內政部管的天津警察系統，財政部管的天津金融系統，都與94軍在逐利過程中輸給了槍桿子，簡直對94軍恨之入骨。

而94軍不僅把孔祥熙和宋子文安插在天津的鐵桿都給得罪光了，還和憲兵司令張鎮派駐天津的憲兵第20團發生了齬齟，雙方發生了很大的矛盾。

這樣一來，成了“萬人恨”的94軍自然沒有好果子吃，這幾家單位聯起手來以貪腐為由把94軍告到了國防部。

考慮到軍長牟庭芳根基牢靠，一下子恐怕搬不動，而如果真告他不倒，以后大家都在天津混，抬頭不見低頭見，面子上就不太好看了。

于是，幾家單位一合計，把火力全部集中起來，專門針對副軍長楊文瑔，意圖以打擊楊文瑔來警告牟庭芳。

這下子，國民政府的面子也掛不住了，蔣介石命戴笠專程趕赴天津，查處94軍副軍長楊文瑔“納妾”一案。

劃重點——人家告的是貪腐，而戴笠查的是納妾。

這其中的緣由，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蔣介石以其所謂的“新生活”運動，以“納妾”回避了“貪腐”，以“小過”代“大罪”而故意放了楊文瑔一馬。

另一方面，蔣介石也以此警告軍長牟庭芳，生活不要太腐，接收不要太貪！

而在這出雙簧中，戴笠不過是走走過場，演好一個配角而已。

94軍副軍長楊文瑔“納妾”一案走完過場，僅僅過了4個月，楊文瑔就升任72軍軍長，并且還兼任天津警備司令，這一來就名副其實的成了軍統天津站的頂頭上司了。

因為軍統地方站站長，往往都在警備司令部里有兼職，屬于警備司令的下級。

楊文瑔經此一案不降反升，豈是戴笠能夠拿捏得住的？

回過頭來，我們再簡要說說軍統局到底在國民黨軍隊系統里占據著一個什么位置。

1946年6月，國民政府撤銷了軍事委員會及行政院下轄的軍政部，以這兩個撤編單位的部、委、辦、司、廳、局為基礎，改組為國民政府國防部，隸屬行政院編制。

國防部與內政部、外交部、財政部、交通部、教育部、經濟部、社會部、農林部、糧食部，構成了行政院編制下的10個部門。

原軍統局改組為保密局，在國防部參謀本部下轄的6廳12局里排名倒數第二，僅排在預備干部管理局之前，并且在業務上還要接受第二廳（情報廳）的領導。

所以，綜上所述，軍統局并非權勢熏天，戴笠本人也未必權傾朝野。特務機構始終只是鷹犬，是擺不上臺面的。

影視劇中的軍統（保密局），在觀眾看來，仿佛法力無邊。事實上，就算包括戴笠本人，其在國軍中的地位，也遠遠無法與指揮作戰的將領們相提并論。

就其軍統局副局長的職務來說，在國軍陣營中確實是官卑職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