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陶淵明--肆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01

陶淵明一生草隱鄉野，聲名不顯，也無高官厚績，并不入當時主流社會圈層，其實已經相當于社會的邊緣人了，也就不可能立傳。

梁朝沈約有感于陶淵明的隱逸氣節，遂將他生平收錄在《宋書?隱逸傳》里，陶淵明方在歷史文冊里有了片語記載。

之后的《晉書》《南史》所撰的陶潛傳均是在沈約此傳基礎上添減而已。此文最大的篇幅給了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和《與子儼等疏》等幾篇文章，關于陶淵明的生平僅是幾筆帶過。

現今所有的有關陶淵明的生平經歷均是歷代學子們考據陶詩以及相關史料所得，對于年份的爭議一直存在。幸好陶先生寫詩的時候特別喜歡用年月日命名，也算是為學者們鉆研陶史開了一扇方便之門。

因此，我們在細究陶淵明的履歷之時，也不用太過計較其真偽，悠悠歲月俱都往矣，其實真的不用太在意。

02

關于歸隱，傳統已久。

到了朝政劇烈動蕩的魏晉三朝，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系統性和廣泛性。

那個時期的人以隱為高，在晉人的詞典里，隱的生態面貌就是逸，那是屬于名士的瀟灑、高曠和風流。先有“七賢”高唱竹林，后有謝安東山之臥，再有陶淵明時期的“潯陽三隱”。世情的動蕩讓人們不僅從玄言哲學中尋求精神的出路，也著意遠離世俗來達到靈魂的解脫。

中國人的傳統里隱是一種文化，有“朝隱”，有“通隱”，還有“巖隱”，各有千秋。

所謂“朝隱”，即封建士大夫，身居朝廷，心在山野，淡泊恬退與隱居無異。唐·李賢引應劭注《后漢書·張衡傳》：“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上也”，此隱實難為。東晉的廬陵公主駙馬劉惔，死后孫綽作誄稱贊他說“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說起來倒有那么幾分深居廟堂而思山林之遠的朝隱氣質。

所謂“通隱”，泛指曠達的隱士，對于隱士棲身的場所沒有具體要求。東晉畫家戴逵被就冠以通隱之譽，“戴逵字安道……性甚快暢，泰于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游燕，多與高門風流者游，談者許其通隱。”魏晉時期，大部分的隱士如著名的嵇康、劉伶都屬于此類。

所謂“巖隱”，顧名思義就是隱于深山老林，由于完全不問世事，餐風露宿，因此此種隱士總帶著一股半仙的氣質。阮籍的偶像蘇門先生孫登就是此類人物，他無家無籍，住在山洞里，席地而坐，夏天穿草編的衣服，因長發丈余，到冬天，就把長發披在身上取暖，彈一把獨弦琴，真是飄飄若仙。

03

很多時候，隱和仕只是士人們廟堂哲學的兩面。

隱逸高人們負己之資，藏于深山而立志于山外。如姜太公執一直鉤，大咧咧于渭水河畔宣天下之志，此隱實非隱，倒像是21世紀高明的營銷手段；許由之隱，也帶有鮮明的政治外衣，實隱亦非隱，說避世更準確一些，說起來有點像21世紀的“跑路”，權政更迭之際遁得遠遠的，以避禍端。

歸根結底，出世或入世，仕或者隱實際并無高下雅俗之風，兩者共同歸于以無用為心的準則。

它只是士子們對內心放達與堅守的一種偏好，并不能簡單地概括為內斂、含蓄云云，而是一種游離于小我之外的，與自然，與人間，與規則的唱和，是本征，是純粹，是致虛極。

它深植于我們的文化根底之中，是我們千百年來的煙霞痼疾。

04

陶淵明的隱與這些都大不同，準確來說他是“市隱”。

他“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他厭棄官場的羈絆，卻不舍人間的煙火。“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所以陶淵明的文字，讀來總是那么溫暖通透。你看他雖然“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卻依然能夠“濁酒聊自適”。

生命的自適自得，正是因為回歸了“素心”本愿。

05

最廣為流傳的《歸園田居》組詩其一就是他最真實的心路歷程。

誤入塵網三十年，他終于認清本心，放下所有的不舍，回歸到生命的本鄉。那里有荒田，有草屋，有狗吠，有雞鳴，有榆柳，有桃李，更有他甘之如飴的人間煙火。

《歸園田居》

少無適俗愿，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后檐，桃李落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將“遺世”與“近人”奇妙地結合在一起，身在世俗不染世累，處于塵世又不纓塵網，這便是陶淵明之隱高不可及的地方。

古今多少人心向陶淵明，卻依然在塵淵中掙扎。那逃脫舒適圈的決斷一跳，就是陶淵明式的涅槃，我們卻始終做不到。

說到底，生活其實很簡單，無非就是你要什么，你愿意付出什么。

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