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在離任返回美國前，直言不諱地向蔣介石建議：
“國民政府必須迅速進行勵志改革，革除官吏腐敗行為。而出現在國民黨軍隊中的敗象、惡象和亂象，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不敢干的，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崩潰前都曾經出現過的征兆！”

1945年11月1日，《大公報》上海版復刊第一天，就針對國民黨軍政接收大員們在上海、南京、武漢等地接收日偽資產的貪污腐敗行為發文怒斥：

“人民都曾為勝利狂歡過，而今卻如水益深。大眾不得聊生，他們痛苦極了，比未勝利時還痛苦。在南京、上海和武漢，國民政府只用了短短20天就失去了民心！”

赴武漢接收日偽資產的國民黨大員們，因其貪腐之囂張，甚至還收到了一封“恐嚇信”，信上還畫了兩枚手榴彈，上書“緊急警告”四個字。

一個建立不過30年、執掌全國領導權不過10年的政權就能淪喪至此，一個剛剛打贏外敵入侵，在國內外獲得了無上聲望的政權竟然可以比戰爭時更加腐敗混亂，而這個政權還自稱是一個革命政權。

即使是和那些崩潰的封建王朝相比，國民政府的惡和亂也是獨樹一幟的，為了貪腐，其手段令人眼花繚亂，往往還為了爭權奪利而發生內訌。

1947年“上海金都大戲院憲警火并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國民政府的各路接收大員們就迫不及待地從大后方涌入上海，爭先恐后地去接收所謂的日偽資產。

這其中以軍隊系統和警察系統的接收單位最為不擇手段，他們不光接收日偽資產，甚至對上海的眾多大企業、大資本家敲起了竹杠，稍不如愿就任意羅織罪名，以“漢奸嫌疑”、“通敵嫌疑”等等手段扣押其資產，甚至抓捕下獄，逼其就范。

國民政府為了挽回形象，也為了彈壓各系統，特別是軍隊和警察系統在接收日偽資產時發生的“搶房子、搶車子、搶票子、搶地盤”等等亂象，1945年10月，憲兵第23團被派駐上海。

上面的長官們忙著發“接收”財，而下面的嘍啰們又豈會甘于人后。于是，盡皆爭相利用手中的一點點小權力，不遺余力地盡可能多的對轄區內的“油水單位”進行盤剝。

坐落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572號）與同孚路轉角處的金都大戲院屬于上海警察局新城分局的轄區，過去一直是新城分局的警員們休閑娛樂的固定場所。

警員們下班沒事就愛來看看電影，開場前、結束后在大堂休息廳喝喝汽水聊聊天。

那些喜歡鬧事的地痞流氓見警察們經常在此聚會，也就從來不敢在這里惹事。

而金都大戲院也樂見于此，不僅讓警察們看電影不用買票，就連喝汽水吃瓜子也不需要花錢，時不時還給幾個小紅包，彼此關系一直都很融洽。

可自從憲兵23團8連在福煦路設了個糾察點以后，憲兵們發現了警察們在戲院里竟然還有這種福利，于是就眼紅了。

憲兵排長李豫泰也想讓自己排里的兵們占占這點小便宜，就以“整飭警紀”為由將警察們趕走了。

新城分局的警察們對憲兵是恨得牙癢癢的，但終歸胳膊擰不過大腿，只得咽下這口氣，默認了這個事實。此后，金都大戲院的座上賓就換成了憲兵23團8連。

1947年7月27日晚，由當時風靡上海灘，有著“小鳥”之稱的摩登女郎陳燕燕主演的電影《龍鳳花燭》在金都大戲院首映。

由于首映典禮現場制片方發放小禮品，使得該場電影一票難求。

當晚9時半，觀眾開始排隊驗票入場，上海工務局第四區工務管理處科長劉君復和朋友夫婦也在排隊的人群里，由于劉君復一行三人只有兩張票，與金都大戲院負責驗票的職員張榮根起了沖突。

正在大堂休息廳嗑瓜子的憲兵排長李豫泰看見戲院門口吵鬧起來，帶著兩個兵就從戲院里出來平事，扇了劉君復一個大耳光。

不料人群里一名才從警訓所畢業，剛剛入職新城分局的新巡警盧運衡見憲兵逞兇打人，于是站出來為劉君復打抱不平。

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盧運衡以“吵架打架該警察管”為由，想伸手攬下此事，殺殺憲兵們的威風。

結果可想而知，憲兵們一擁而上，把盧運衡一頓胖揍。

消息傳回新城分局，警察們群情激憤，不管當值不當值的警察不一會就在金都大戲院門口匯聚了一百多號人。

隨著消息擴散，整個上海的警察系統都知道了這件事情，紛紛聲援新都分局。

由于憲兵23團駐扎上海的這兩年，警察始終都被憲兵壓了一頭，被憲兵們欺負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而盧運衡這次被打事件，就成為了一根導火索，瞬間點燃了警察們的憤怒。

至電影散場前，金都大戲院門口已經聚集了六七百名警察。

不僅新城分局的警察全來了，黃埔分局的警察、老閘分局的警察、嵩山分局的警察也來了，就連淞滬警備司令部直轄的交警大隊和水警大隊的警察也都來了。

而憲兵排長李豫泰此時也不敢囂張了，帶著和他一起惹禍的兩個兵躲進了金都大戲院頂樓的財務室，給憲兵8連連長王廷鋆上尉、9連連長任亞夫上尉打去了求援電話。

憲兵9連最先趕到，連長任亞夫上尉一看竟然有那么多警察圍住了戲院，馬上命令士兵們下車設置路障。

全副武裝的100多個憲兵跳下車，兩個排的兵列隊擋在戲院門口，剩下一個排的兵分為兩撥，把卡車作為路障，在福煦路兩頭把路給堵死了。

不一會，憲兵8連的人也到了。

8連的兵一看戲院門口黑壓壓一大片都是警察，擔心打起來吃虧，兩個排依托卡車作為掩體馬上進入戰位，一個排沖進戲院，迅速從頂樓的各個窗口把槍架了出來，居高臨下對著下面的警察。

憲兵雖然人數少，比起警察來可要專業多了，都是正兒八經上過戰場的人，不像警察人數雖多，卻是一幫烏合之眾。

而此刻還在陸續趕來的警察已經被憲兵設置的路障堵在了街口，無法靠近金都大戲院。

警察們不敢用血肉之軀去沖擊全副武裝的憲兵們把守的路卡，于是攔了一輛滿載西瓜的民用卡車準備沖卡。

卡車司機張年發在持槍警察的威逼下駕車強行沖向路障，隨著一聲槍響，金都大戲院樓上樓下的憲兵和警察展開了對射。

警察們雖然人數占優，但攜槍者并不多，而且多是手槍。而憲兵們卻是一水的“司登式”沖鋒槍，又是自上而下的射擊，自然占盡了便宜。

雖然對射不到一分鐘便被長官制止，但這場槍戰卻讓警察們吃了大虧，當場死了3人，送去醫院里又有4人傷重不治，另外還有4人受傷。

坐在西瓜車上的搬運工死4人，傷2人，而憲兵這邊僅僅一人受傷。

“憲警持械火并案”引發了上海全市警察大罷工，并于次日上街游行請愿，繼而對金都大戲院及附近商鋪實施打砸，造成一名無辜市民喪生。

事件發生后，國府高層震怒，以憲兵司令張鎮、警察總署署長唐縱、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組成三方聯合調查組進駐上海，徹查此案。

案件發生3天后，淞滬警備司令部將涉案主要人員抓捕，共捕獲：

憲兵23團3營少校營長鈕玉坤、8連上尉連長王廷鋆、9連上尉連長任亞夫、中尉排長李豫泰、下士楊燮開、上等兵吳伯良、上等兵羅國新、上等兵彭光浩、上等兵鮑開良、上等兵顧明輝等10人關押候審。

另將新城分局刑事科長顧啟騮等7人也一并執行逮捕，拘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軍事監獄內。

但該案在人證、物證全部齊備的情況下，卻因各方勢力的介入而一直沒有進行審判。

一直拖到1947年12月15日，各方利益集團經過長達4個半月的緊張博弈之后，國民政府國防部南京軍事法庭經過最高當局批準后，才正式開庭宣判。

以判處開第一槍者，上等兵羅國新死刑，而草草了結此案。

在這場沖突中，近千名警察圍堵金都大戲院向憲兵討要說法，表面上看，是為了盧運衡被打一事。

更深層的原因是憲警之間長期的利益沖突所種下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從中更折射出國民政府的腐敗以及各派系爭權奪利的丑惡嘴臉！

1948年“趙益民、周琦征兵貪腐案”

1948年9月，駐扎在湖北省南漳、宜城的第79軍第98師，師部少校參謀趙益民奉命率師部特務連，前往貴州省貴陽市師管區接收新征兵員。

趙益民抵達貴陽點驗壯丁時，該批壯丁員額為1083名，與貴陽師管區交接完畢后，趙益民少校次日便即率部返程，一刻也未作停留。

但是，趙益民如此“殫精竭力，廢寢忘食”的背后，卻有著不可告人的另一番心思。

部隊才出黔境，趙益民便命令將壯丁們的一日三餐改為一日一餐，更下令“對逃跑者只鳴槍，不追捕。”

由于該批壯丁大多都是被貴州師管區強征硬擄，當兵并非情出自愿，又逢接兵部隊“看管不嚴”，還未行至湖南，便已脫逃了300余人。

再行數日進入湘境時，趙益民又以“形同餓莩，瘦弱不堪”為由，清退了其中200余名“不合格者”。

此時，該批壯丁已不足500人。

對此，負責協助趙益民執行接兵任務的特務連連長周琦上尉很是不安，擔心回到湖北無法向上峰交差。

但是，趙益民卻一點不慌，反倒安撫周琦“你只須配合我，自然少不了你的好處！”

又行數日，部隊行至洞庭之濱的岳陽縣，眼見即將入鄂，趙益民令周琦率部在此地強擄壯丁，補足人數。

僅僅四五天，周琦率特務連在岳陽市強擄壯丁500余人補足了人數，卻也搞得整個岳陽縣境烏煙瘴氣，民怨沸騰。

人數是夠了，但姓名、歲數、籍貫卻與在貴陽接兵時的花名冊對不上了，怎么辦？

這也難不倒“天資聰慧”的趙益民，，趙益民臨時給這500余人改了姓名，把花名冊上所缺員額的姓名，按圖索驥，強行套在了在岳陽強擄的這500余名壯丁身上。

盡管籍貫改不了，但戰爭年代到處都是流民，在岳陽所抓的這500多人也是來自五湖四海，各省都有。于是，在這1083人的新征壯丁花名冊上，也大體上能夠應付過去了。

最后一環，是如何讓眾人都能夠熟記“自己的名字”？

在洞庭湖畔的岳陽縣城廂鎮，趙益民令周琦搞了一個為期3日的“崗前集訓”，將這1083人編為90個班，每個班一半是從貴州帶來的壯丁，另一半是從岳陽強擄的新丁。

3日的“崗前集訓”，科目全是“隊列點名”。

叫到誰的名字，如不馬上答“到”，站在一旁的特務連老兵立馬上前一記耳光……

如此3日下來，新丁們全都形成條件反射，個個都記熟了“自己的名字”。

趙益民這一番“良苦用心”，雖不算十全十美，卻也確實“殫精竭力”。

新丁們大都目不識丁，當名字成為了代號，那一聲哄亮有力的答“到”，只為了不挨老兵們那一記清脆的耳光。

如此一來，從貴州到湖北3000余里，為期一個半月的返程途中，花名冊上所謂“1083名”壯丁們的伙食費不僅省出了一半，而且另一半伙食費也因為從一日三餐變為一日一餐，又省出了三分之二。

簡單點說，1083名壯丁們45天的伙食費，超過70%的款項被趙益民少校和周琦上尉中飽私囊。

這樣的事情，趙益民少校這么些年就從來沒少干。早在抗戰勝利之初，當時還是上尉連長的他，就已經被其上司裹挾，數不清多少次參與過這樣的事情了。

若論吃空餉而自肥，國軍軍官可謂無與倫比，其手段令人眼花繚亂。趙益民不過是有樣學樣，依葫蘆畫瓢罷了。

但是，趙益民這一次的“慣常操作”卻不再幸運了。由于該部在岳陽大肆強擄壯丁搞得民怨沸騰，長沙師管區將此事匯報給了湖南綏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潛上將。

程潛與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向來不睦，聽聞白崇禧轄下的部隊竟然在湖南境內如此胡作非為，程潛一紙電報將白崇禧直接告到了蔣介石面前。

案件轉回華中“剿總”，白崇禧委華中“剿總”副總司令兼武漢警備司令陳明仁徹查此案。

同為湖南人的陳明仁一刻也不耽擱，立馬派員督辦。案件并不復雜，特務連長周琦為“減輕罪責，自首從寬”，對趙益民“反戈一擊”，武漢警備司令部據此很快便查明了真相。

1948年12月31日，新年前的最后一天，以貪污軍餉為由，第79軍第98師少校參謀趙益民、特務連上尉連長周琦被槍決于湖北武漢。

“倒賣”100噸軍糧，一起冤案牽出的案中案

在國民黨軍隊中，上至一方大員，下至蝦兵蟹將，都早已把“吃空餉，喝兵血”視為最為行之有效的一種貪污手段。

上文提及的“趙益民、周琦征兵貪腐案”，兩個低級軍官都能夠借接兵之便而從中中飽私囊，那么高高在上的長官們又是如何貪腐呢？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起，由一起冤案而引發的案中案——

1942年4月，第三次長沙會戰剛剛結束不久，第9戰區司令官薛岳接到了軍統局副局長戴笠轉來的軍統湖南站站長金遠詢，對第9戰區暫編第5師師長郭汝瑰的一封舉報信。

軍統湖南站站長金遠詢舉報暫編第5師師長郭汝瑰倒賣軍糧100噸，所獲之資用于開辦農場和紡織廠牟利，并動用軍隊之車輛和人員為其從事運輸，獲利頗豐。

薛岳是心細之人，他知道郭汝瑰于第三次長沙會戰時才剛剛到任，怎么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就干出這么大的事？

何況，郭汝瑰在國軍將領中聲名一向很好，為人廉潔奉公，是出了名的“窮將”，豈會如此這般？

薛岳不動聲色，暗地里派人徹查此事。不料，一查之下，郭汝瑰竟真的在洞庭湖邊辦起了一個農場和一個織布廠，而且如舉報信中所說，郭汝瑰不僅動用軍隊之車輛和人員為其從事運輸，而且還獲利頗豐。

于是，郭汝瑰被“請”進了薛岳的司令部，一番問詢下來，卻又牽出了一起案中案。

原來，1941年12月，原暫編第5師師長戴季韜升任第9戰區桂郴師管區司令官，師長一職由郭汝瑰接任。

郭汝瑰接任前按例核查該師賬目，點驗部隊裝備及人數時，原師長戴季韜悄悄央求郭汝瑰，說人數上缺了一些，請郭汝瑰高抬貴手，求放過。

國民黨軍隊吃空餉早已形成慣例，郭汝瑰起初也不在意，問戴季韜差多少人？

戴季韜說不多不多，但神色極為尷尬。

郭汝瑰追問，你到底差多少人？

戴季韜說不多不多，只差3000多人。

郭汝瑰大吃一驚，不多不多竟然是3000多，還只差？

郭汝瑰拉著戴季韜一起點驗部隊員額，發現暫編第5師在冊員額7000余人，而實際人數僅有3000余人，差了整整4000人。

郭汝瑰心中暗道，這戴季韜的膽子也真是夠大的。

但郭汝瑰也明白，這么大的空餉，不是戴季韜一個人就能吞得下去的，若是嚴究，暫編第5師的中高級軍官里，也許人人有份。

而此時正值第三次長沙會戰激戰正酣之時，郭汝瑰擔心一旦舉報戴季韜貪污，可能會在暫編第5師里引發兵變，甚至發生投敵事件，故而沒有向第9戰區司令官薛岳舉報此事。

戴季韜感激之余，便將尚未變現還存在民間商號里的一百多噸大米全部送與郭汝瑰，以此表示感謝。

直到郭汝瑰正式上任后，這才發現戴季韜不僅吃空餉和侵吞軍糧，他甚至還把多出來的軍裝、被蓋等等軍用物資全部拿去變賣，所得贓款全部被其與幾個手下中飽私囊。

第三次長沙會戰結束后，這一百多噸大米讓郭汝瑰犯了難。他召集暫編第5師里旅以上軍官開會，研究怎樣處置這些大米。

旅長副旅長們一致認為，大米現存儲在民間商號，既不能運回部隊，更不能上交戰區。否則，前任師長戴季韜以及涉案的軍官必將受到軍法處置。而一旦這樣，勢必寒了剛剛打了勝仗的暫編第5師軍官群體的心。

郭汝瑰也明白此節，何況在座的旅長副旅長們恐怕人人都參與其中，如把他們全都抓了，自己也就在暫編第5師呆不下去了。

但郭汝瑰卻也不敢像他的前任戴季韜那樣，把這批軍糧倒賣，那可是殺頭的重罪啊！

躊躇之間，一名副旅長給郭汝瑰出了個主意，這一仗打下來，師里官兵死的死，傷的傷，咱們正好把這批糧賣了，用這些錢給罹難者撫恤，就算將來事情敗露，咱們自己可也沒貪一文錢，用不著害怕。

郭汝瑰覺得有理，說干就干，將戴季韜送與的這一百噸大米套現后，以暫編第5師的名義在洞庭湖邊買了五百畝淤沙地，辦起了一個農場和一個織布廠，用來安置在這次戰役中陣亡官兵的家屬，以及解決傷殘官兵的就業問題。

此舉受到了全師官兵的熱烈擁護，不久后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好。為此，郭汝瑰專門委任這名副旅長擔任農場場長兼織布廠廠長，專職負責經營事項。

郭汝瑰向薛岳講明了此事的來龍去脈后，薛岳也覺得不便深究。如果要對前任師長戴季韜追責，不僅會牽連大批軍官連坐，還會讓暫編第5師的傷亡官兵以及家屬的利益受到損害。

為了追究一個人的過錯，而損害了一群人的利益，實在是得不償失。

因此，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戴季韜幸運地逃過了一劫，在第9戰區桂郴師管區司令官任上一直干到了抗戰勝利。

1946年9月，戴季韜主動申請退役后，利用這些年從部隊弄來的錢財投身商界，創辦實業，之后成為了富甲一方的大賈。

1976年2月，戴季韜因病在長沙逝世，享年85歲，不僅善終，而且高壽。

盟軍將領評價國民黨軍隊

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在離任返回美國前，曾直言不諱地向蔣介石建議：

“國民政府必須迅速進行勵志改革，革除官吏腐敗行為。而出現在國民黨軍隊中的敗象、惡象和亂象，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不敢干的，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崩潰前都曾經出現過的征兆！”

而史迪威將軍的繼任者，盟軍中國戰區第二任參謀長魏德邁將軍，也曾這樣評價國民黨及國民黨軍隊：

“任何一個對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稍微了解一些的人，如果他是一位正直的人，面對國民黨及其軍隊的全面腐敗，他都會站到蔣先生的對立面去！”

本文資料引自——

1、鳳凰大視野《1947年上海金都血案》

2、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

3、1946年，魏德邁呈送美國國務院的考察報告《魏德邁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