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 韓小妮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淮海路上有兩家店都是“女同志往里廂軋，男同志立外頭等”。以至于回憶起男士們在店門口尷尬而局促地等待老婆、女朋友的盛景，人們用了類似的描述：一排男同志立在店門口，背朝里、臉朝外，吃香煙的吃香煙，看報紙的看報紙。 這兩家店，一家是婦女用品商店，一家是古今內衣店。我們甚至做了一個“實驗”：只要提到其中的一家，不少男同胞就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另一家。 前段時間，婦女用品商店暫停營業，開始為期大半年的煥新改造。今天我們發兩篇舊文，來看看“婦女用品商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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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57年，開業才一年的婦女用品商店外街景

“看看羊毛衫”，一對六十歲左右的夫婦沿著淮海路往重慶路方向走，他們嘴里還吃著隔壁特產商店買的豬肉脯，正走著，阿姨朝身旁的店鋪望了一眼，發現里面是婦女用品商店的羊毛衫柜臺，徑直走了進去。

爺叔跟著阿姨跨上店門口的臺階，臉上笑瞇瞇的。但在逼近玻璃門的時候，他陡然轉了個身，面朝著喧囂的馬路開始靜靜等待。

這一系列的動作沒有猶豫或是不耐煩，仿佛是多年來的習慣。雖然他手上拎著的是一個玫紅色無紡布環保袋，但身后的婦女用品商店卻是不進去的，就像這座城市里許多跟他差不多年齡的男人一樣。

“這兩年好點了。老早阿拉商店門口上街沿，一排男同志立著吃香煙。”上海婦女用品商店的辦公室主任史雯說。

時光倒退一二十年，上海男人是習慣止步于門外的。誰讓店名上赫然寫著“婦女用品”這幾個字呢？

“女同志里廂買物事（東西），男同志立外頭等，這種觀念老老明顯的。”史雯的同事、會計信息部副經理韋羽杰說，“特別是三八節的辰光，交交關關（許許多多）人。女同志因為要人相幫參考，把屋里廂（家里）男同胞一道拖過來買。女同志往里廂軋，阿拉店里廂小，男同志不大歡喜軋進來。有的辰光，女的‘嘩’沖出來：‘儂進來看！’‘哦！’男的進來看好，‘好好好’，再軋出去，又立在外頭等了。”

韋羽杰1979年進店工作的時候，還是個24歲的小伙子。在此之前，他自己也從來沒有走進過這家商店。“‘婦女商店’，我不可能進來看的呀。進來做生活（工作）也不是講難為情，就是覺得老怪的。”

這家專門針對女性的商店創建于1956年，據說商店的創立，是響應了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的號召。她提出“婦女能頂半邊天，婦女同志也要有自己的商店”，于是上海、北京、西安三個城市分別開出了三家婦女用品商店。

初進店時，作為一名男營業員，韋羽杰被分到服裝柜臺。“阿拉男營業員實際上蠻多的。”他說，“但是內衣柜臺一般男同志是不派進去的，（否則）弄了大家尷尬。當然到后頭（站內衣柜臺的男營業員）也有了，東方商廈先開始的。有的女客人買內衣倒是歡喜男同志做參謀啦。阿拉這里也有個男同事，頭頸里掛一根皮尺，幫人家尺寸量好。現在已經退休了。”

02

60年代，婦女用品商店員工在門外做操

在韋羽杰的印象里，上世紀80年代初，上海小姑娘“辦事體”（結婚），喜歡來婦女商店置辦行頭、嫁妝。“上海人結婚，假使講是冬天，必須要穿呢大衣。”他回憶說，現在店里賣皮鞋箱包的“皮具商場”，當時一半賣服裝，一半賣呢絨，“呢大衣柜臺總歸揀兩個老漂亮的女同志去”。

結婚必備的呢大衣，分兩種面料。“一種叫粗花呢大衣，品質相對來講比較差一點。最熱門的叫雪花呢大衣，料作不是全黑的，里廂摻了一根根銀絲。這個穿了呢，當時來講派頭老大了。”

至于款式，“老普通呃”。領子有“銅盆領”和“青果領”。——這種叫法現在不大聽得到了，像是40歲以上年紀的人才懂的“切口”。——衣長分兩種，80厘米的短款，以及到膝蓋以下的長款。“上海小姑娘不是老高挑，買短大衣的多一點。”

呢大衣里面，還要配一件織錦緞棉襖，“必要有呃”。相比大衣沉悶的黑色，織錦緞的顏色要鮮艷、豐富得多。“棉襖是中式的，縫一字扣。有的是薄呃，有的里廂夾駱駝毛、駱駝絨，保暖性很好，棉花的不上檔次的。”

那時，幾乎沒有小夫妻是一起逛馬路置辦行頭的。新郎、新娘通常由各自的父母陪去買衣服。

“埃個（那個）辰光觀念不一樣。阿拉讀書辰光，男女之間是不打招呼的。上趟老同學畢業41周年聚會——現在蠻行（流行）的——大家講起來:‘哦呦，當時阿拉想跟儂講，不敢講。’哪怕談朋友，一個在馬路這邊走，一個在馬路對過走，生怕被人家碰著。碰著以后傳出去，好像覺得老難為情的事體。所以哪怕是成功了以后，買東西也是自家爺娘（爸媽）陪了一道來買。”韋羽杰說。

之所以要跟父母一起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要讓父母掏腰包。“倒也不是‘啃老’。棉襖最便宜的39塊、40塊。雪花呢短大衣，最便宜的72塊。儂想想看，小青年即使工作了一段辰光，也只有36塊工資，買啥物事呢？所以只好跟爺娘來。”

既然來了，這織錦緞棉襖和雪花呢大衣，“新娘子跟媽媽都要配的，屋里廂有人辦大事體了呀。”

上海人對這一身行頭還是很看重的。“不是這樣辦呢，跑出去人家講‘這家人家老小氣的，沒鈔票，窮來兮的’。上海人有個特點，就是要面子。跑出去樣子都老好的，實際上屋里廂老苦的，房子小得來不得了。”韋羽杰笑著說，“趙丹拍的那只電影，《烏鴉與麻雀》，就是的呀。伊穿西裝，里廂白襯衫，天天都老挺的。跑到屋里廂一脫，里廂衣裳都是半截頭的！”

這些大衣、棉襖都是加工廠專門為婦女商店做的。“阿拉下頭有交關加工廠，實際上就是前店后工廠。”

當時，上海幾家大的百貨公司都有自家經營的服飾，“時裝公司有時裝公司的牌子，第一百貨有第一百貨的牌子”，不少新娘子喜歡來婦女商店，是看中了這里的“一站式服務”。“阿拉店面雖然小，但是女同志假使要辦事體，基本上陪嫁的物事都買得著，比方說寶屐牌、藍棠牌皮鞋，鳳凰牌毛毯，被頭、被面、被夾里，絨線，化妝品……”

一套17件的露美牌化妝品也是結婚時必備的。“上海家化的這個產品，里廂有護膚品、彩妝、香水。”韋羽杰回憶說，“這一套物事呢，老派用償的。儂買著了以后，千萬要囥囥（藏）好。可能儂親眷朋友結婚，要問儂借的，因為這一套價鈿蠻貴的，要六七十塊。但是當初只要家里有人結婚，借也要借一套放在玻璃柜里。儂不擺呢，人家跑進來一看：‘哦呦，這家人家結婚，迭個物事（露美）也沒呃嘛！”

03

80年代婦女用品商店展銷會

柜臺前擠滿了手捏鈔票的女顧客

上世紀80年代，婦女商店里賣的大多是上海制造的產品。“上海人蠻認自家牌子的，而且埃個辰光上海品牌確實好。”韋羽杰說。不過在他的記憶里，婦女商店在80年代中后期賣得最火爆的兩件產品，倒是他們特意從溫州、廣州物色的。

“當時上海還比較固化，不像外地有些城市已經老開放了。阿拉聽講溫州有交關新穎的料作，本來想進過來自己加工。”那時已經轉到業務科的韋羽杰跟同事一起去溫州考察，走在馬路上，首先被溫州的姑娘震撼到了。

“溫州不是出皮鞋的嗎？每家人家都幫廠里加工皮鞋。跑過去一看，二十幾歲的溫州小姑娘，口紅涂好，指甲涂好，然后就坐在家門后釘皮鞋。我跟同事講，這種現象我真是不可想象。在阿拉上海，這個是老頭子做的生活。儂叫個上海小姑娘這樣做，殺脫伊也不肯。但是溫州小姑娘漂亮也要的。上海埃個辰光涂口紅還沒唻，頂多涂涂胭脂，面孔上頭兩垛粉，像只圈圈一樣的。”

再一看，人家的裙子真漂亮。“當時上海的裙子都是比較老式的，一抹色（一種顏色）的，以深顏色為主。溫州那邊是花式的，一條百褶裙，白底上頭一朵朵花，紅的、紫的。它是滌綸做的，外頭一層老薄的，里廂一層是襯裙。這樣一透呢，顏色就顯得老漂亮的。”韋羽杰說，“溫州靠海，很多做面料的設備從韓國、臺灣進來。上海當時沒這種概念，只有在友誼商店才看得到外頭進來的物事，但是友誼商店一般人跑不進去的。阿拉跑到溫州一看，覺得伊拉裙子老贊老贊呃，直接尋到廠訂了合同，裙子做出來直接賣。”

這批百褶裙進到店里，用韋羽杰的話來說，“幾乎整個上海灘轟動，每天排隊，門沒開人就來了”。為了控制人流，商店只好采取單向通行措施。“從弄堂里廂后門放人進來，前門只好出去。人家老清老早就來排隊了，哇啦哇啦，反正（培文公寓）上頭居民也苦煞。買好以后老開心的，跑出去嘛，蹲了門口把裙子拿出來看了。旁邊馬路上頭人看到，好了，又來排隊了。總歸來一批貨色就搶光，來一批就搶光。”

那時，大家還沒有撞衫的概念。偶爾在路上看到有人跟自己穿同樣的“爆款”印花百褶裙，反倒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覺。“埃個辰光覺得：哎呦，迭個人跟我穿了一樣呃嘛。”韋羽杰說，“不像現在要想了：撒氣（討厭）伐？好不容易買了件衣裳，伊跟我穿得一樣呃。明朝不穿了。”

第二件熱銷的產品是從廣州進的“汗衫”。“實際上就類似于現在講的T恤衫、廣告衫，上頭印了各種圖案。埃個辰光天熱，上海人穿圓領衫，印花不大有的。那批汗衫面料也不錯，進口的，棉占大多數，帶一點點滌綸，所以洗起來干得快，挺括，不用燙。面料也是進口的。”

“汗衫”進到店里，“又不得了，幾乎是軋天軋地”。美中不足的是，賣到后頭，“出現問題了”。為啥道理呢？原來當時上海的汗衫、棉毛衫尺寸是講“公分（厘米）”的，廣州則已經開始按照L號、M號、S號來劃分服裝尺碼。由于全國還沒有統一的尺寸標準，從廣州進過來的“汗衫”對于上海女人來說偏小了。“S號買回去不好穿，繃在身上。到后頭就削價買了。”

不管怎么說，這兩件產品為婦女用品商店在上海的百貨界扎了記臺型。“儂去問問其他百貨公司里廂像我這個年齡的人：婦女商店當時有哪里兩樣物事出名啊？伊拉都曉得的。”韋羽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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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稿子：韓小妮/

編稿子：unFunny 小泥巴/

畫圖：顧汀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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