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粟裕的女兒粟惠寧與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喜結連理。直到此時，作為女婿的陳小魯這才提起父親多年前對粟裕的評價：
“在我結識和共事過的軍隊高級干部中，粟裕是委屈受得最多，升官升得最慢的一個?！?br/>

若論各大野戰軍司令員的指揮環境，包括華北軍區野戰兵團在內，當數華東野戰軍粟裕的處境最為艱難，并且是又尬又難。別人都是司令員，唯有粟裕是代司令員。

當然，粟裕本來是完全可以名正言順地出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的。

1948年5月9日晚，當主席在阜平縣城南莊對前來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的陳毅、粟裕說起中央的決定時，粟裕大吃一驚。

中央決定：陳毅調任中原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由粟裕接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一職。

中央的這個決定，本來是為了鞏固粟裕在華野的指揮地位，樹立粟裕在華野的決策權威，但在粟裕的一再請辭下，命令最終改為陳毅調任中野第一副司令員，仍然兼任華野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粟裕則出任華野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

粟裕的高風亮節，卻也帶著些許無奈，其在華野的指揮環境，還真就離不開陳毅的支持。

每每關鍵決策，都需要這位老軍長的鼎力相助，否則，來自華野將領們自下而上的阻力將會很大。

無論任何軍隊，統帥的權威都是靠打勝仗建立起來的。但若論自身威信，資歷卻是奠定威信的基礎。

而粟裕欠缺的，正是這份資歷。

以各大野戰軍（包括華北軍區）為例——

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是平江起義的領導者、紅5軍的創建者，歷任紅3軍團軍團長、陜甘支隊司令員、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八路軍副總指揮、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等職。

彭德懷的這份資歷在全軍將領中，除了“紅軍之父”朱德之外，無人能及。

以此建立起來的威信，在指揮作戰中又豈會遇到任何阻力？

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早在紅軍時期就先后歷任紅4軍軍長、紅1軍團軍團長、紅軍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等職。

而后來長期與其搭檔的羅榮桓，在林彪擔任紅大校長兼政治委員時，僅是紅大一期的一名學員。若以軍隊傳統而論，林彪與羅榮桓在當年的紅大里，是老師與學生的關系。

后來東北野戰軍的將領們，包括劉亞樓、肖華、鄧華、黃永勝、李聚奎、李天佑、楊志成、賴傳珠、朱瑞、陳光、梁興初等等縱隊級以上首長，都曾是紅1軍團軍團長林彪的部下。

勿須再提抗戰時的115師師長一職，單就紅軍時期林彪的資歷而論，林彪在東北野戰軍就是當仁不讓的“一哥”。更何況其職務是東北局書記（副書記羅榮桓）、東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副政治委員羅榮桓）。

林彪以東北地區一把手的職務經略東北，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威信自是不言而喻。指揮作戰時，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般的絲滑順暢，誰敢異議？

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南昌起義時任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后留學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

歸來后歷任紅軍總參謀長、中央縱隊司令員、援西軍司令員、八路軍第129師師長、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中原野戰軍司令員等職。

履歷深厚，有著“黨內孫武”之稱的劉伯承不僅是一位卓越的軍事指揮官，更是一位睿智的長者，其一生的征戰歲月，愛兵如子貫徹始終。

劉伯承所率的中原野戰軍，大部分將領源自紅四方面軍，紅四西征失敗后，很多失散將士在返回延安途中，都是被援西軍司令員劉伯承部所救助，這份情誼在紅四方面軍官兵心中銘記始終，豈會得不到紅四將領的愛戴和擁護？

華北軍區（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瑧，歷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1軍團政治委員、八路軍115師副師長（政治委員）等職。

早在紅軍時期，聶榮臻就與林彪、彭德懷平起平坐。

抗戰時期，我軍第一塊敵后根據地晉察冀，就是聶榮瑧親率115師3000子弟兵在敵后成功開辟出來的。

晉察冀根據地被中央軍委譽為“模范根據地”，這份榮譽在我軍創建的敵后根據地是獨此一份，這是中央對聶榮臻及其麾下的115師3000將士的最大褒獎。

兵是將之魂，將是兵之膽，華北軍區由晉察冀部隊發展而來，這樣一支由老首長指揮的老部隊，可謂兵知將而將知兵，指揮起來自然是無比順暢。

唯獨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粟裕，紅軍時期的最高職務僅是紅7軍團參謀長，且紅7軍團是一支剛剛建立，還建制不全的偏師。

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前，該部隨方志敏領導的抗日先遣軍北上，掩護主力轉移。紅7軍團在譚家橋、懷玉山兩戰兩敗，只有粟裕和少數人員成功突圍得以生還。

其后，粟裕長期在閔浙臨時省委擔任組織部部長兼閔浙軍區司令員一職。

粟裕的這一段履歷，在1952年全軍評級時被認定為“紅軍時期擔任師級干部”。

而紅軍時期的師級干部，在東野、西野、中野、華野，包括華北軍區，不少人就連縱隊正職都干不上。

1937年12月，南方八省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時，全軍下轄4個支隊10個團，以及軍部直屬隊共計10300余人。

粟裕此時的職務是新四軍第二支隊副司令員。

此時的新四軍轄下并無“師”這一建制，第二支隊下轄第3團、第4團。往高說，“支隊”勉強與“師”平級。往低說，兩團制的編制，這樣的“支隊”似乎更像一個旅。

也就是說，新四軍創建初期，粟裕的職務往高里說是“副師長”，往低里說是“副旅長”。

1941年“皖南事變”后，重建新四軍軍部時，新四軍下轄7個師。陳毅出任代軍長，粟裕擔任第1師師長。

但新四軍的“師”，在建制和級別上卻是遠遠低于八路軍的“師”的。

這從八路軍的6個師長副師長，其中5個成為新中國元帥，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

按抗戰時期國民革命軍的編制，八路軍是集團軍建制（第18集團軍），因為受到國民黨的限制，所以八路軍轄下沒有“軍”級編制，僅轄3個師。

此時新四軍的7位師長，大致上相當于八路軍的旅長。

也就是說，抗戰時期的粟裕，其在新四軍的最高職務相當于八路軍的旅長，與八路軍129師386旅旅長陳賡、115師344旅旅長徐海東屬同一級別。

1945年抗戰勝利后，9月，隨著新四軍第3師調赴東北，軍長陳毅率軍部及部分主力北移山東，留在華中的新四軍部隊于11月組成華中軍區和華中野戰軍。

粟裕出任華中軍區副司令員兼華中野戰軍司令員。

1947年1月下旬，山東野戰軍、華中野戰軍和山東軍區部隊合編為華東野戰軍。陳毅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粟裕任副司令員。

粟裕憑著1946年夏，以3萬對敵12萬，并殲敵53000余人，史稱“蘇中七戰七捷”的戰績，獲主席親自批示：

“在陳（毅）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粟（裕）負責。”

直到此時，粟裕才算嶄露頭角，率華東野戰軍在齊魯大地上縱橫捭闔，真正成為了獨當一面的軍事指揮員。

而同一時期的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聶榮臻等人，在此之前的很長時期里，早就已經各自經略一方，早就是我黨我軍組織體系中舉足輕重的一方大員了。

與上述4位野戰軍1號首長相比（含晉察冀野戰軍），粟裕在資歷上的不足，往往無法像這4人一樣地做到一言九鼎，使其在指揮作戰時，經常面臨自下而上的阻力。

華野參謀長陳士榘，紅軍時期曾任紅30軍代理軍長?？箲饡r期曾任新四軍參謀長兼山東軍區參謀長，常年跟隨在陳毅身邊，是陳毅最為倚重的左膀右臂。

華野9縱司令員許世友，早在1935年就擔任紅四方面軍第4軍軍長?？箲饡r期又先后歷任八路軍129師386旅副旅長、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旅旅長、八路軍膠東軍區司令員等職。

華野10縱司令員宋時輪，紅軍時期曾先后擔任紅30軍軍長、紅28軍軍長。

紅軍時期就曾擔任過軍長的陳士榘、許世友、宋時輪，無論職務上還是資歷上，與同時期的粟裕相比，都要高于粟裕。論抗戰時期的職務，又與粟裕幾乎旗鼓相當。

這就讓紅軍時期最高職務為紅7軍團參謀長的粟裕，在華東野戰軍里想要順暢地指揮上述3人，確實存在著不小壓力。

1946年底，山東軍區和華中野戰軍聯合作戰，共同進行宿北戰役和魯南戰役。

時任山東軍區參謀長的陳士榘與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在戰役部署上發生了嚴重分歧。

此時的華東野戰軍雖還沒有組建完成，但組織結構已由中央明確，由陳毅擔任司令員，粟裕擔任副司令員，陳士榘擔任參謀長。

盡管主席已有言在先：“在陳（毅）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粟（裕）負責。”

但陳士榘卻仍然反對粟裕提出的，先打整編第74師的決定。

陳士榘認為，整編第74師是國軍五大主力之首，不是那么好對付的。戰役之初，應該先打弱旅整編第26師。

陳毅眼見陳士榘與粟裕爭執不下，便提議休會一天，大家好好考慮之后次日再議。

可是，就在休會的這一天里，陳士榘卻擅自給中央發去電報，請求中央支持自己的意見。

陳士榘越級請示中央的這一舉動激怒了陳毅司令員，但粟裕卻為了班子團結而顧全大局，主動找到陳毅，愿意改變自己的戰役計劃，配合陳士榘的戰役部署，并建議該役就由陳士榘全權指揮。

最終，陳毅批準了陳士榘的戰役計劃，卻仍然命令由粟裕全權指揮該次戰役。

此役，在粟裕的指揮下，殲滅國民黨軍7.4萬余人，可惜跑掉了張靈甫的整編第74師。

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戰役中，華野9縱司令員許世友先后兩次與粟裕發生沖突。

5月10日，粟裕根據敵人援軍的當前位置，命令兩個縱隊的阻援兵力趕往沂水，阻擊敵第7軍和整編第48師。

5月11日晚，偵察得知，由于敵第7軍和整編第48師對增援張靈甫猶豫不決，行進速度十分緩慢，已對華野阻援部隊構不成威脅。

粟裕急令參加阻援的9縱回師孟良崮，參與圍殲整編第74師。

此時，9縱司令員許世友率部經一天一夜急行軍就快抵達沂水了，突然接到粟?；貛熋狭坚牡拿?，許世友當即大發雷霆，說道：

“你只曉得用巴掌在地圖上一卡一卡的，我們卻是用兩條腿在地上來回跑！”

雖然許世友最終還是執行了這一命令，但這句話卻在后來傳遍了全軍，嚴重影響到了粟裕的威信。

華東野戰軍原本制定的作戰計劃是5月14日當晚縮小包圍圈，15日凌晨3時發起總攻，15日上午結束戰斗。

然而這個計劃卻沒有實現，戰斗一直持續到5月15號晚上，整編第74師仍然不露敗相，仍然在據險死守。

此時，讓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粟裕最為擔心的是兩個問題：

一是能不能在最短的時間里吃掉74師，解決戰斗之后迅速撤離戰場？

二是擔負阻援任務的華野4個縱隊，能否擋得住黃百韜的整編第25師，以及跟在后面的敵人20萬援軍？

原粟裕機要秘書鞠開回憶道：

“那時候，戰場上敵我雙方幾萬把刺刀，那是把把見紅。我們仰攻，敵人居高臨下，我們那個傷亡實在太大了。

我們有的連，兩三個小時，連長都換了六七個人了。”

身處“磨心”的整編第74師，硬是挺住了華東野戰軍5個縱隊，近50個團的輪番攻擊，攻守雙方都傷亡慘重。

葉飛之子葉小琦回憶父親的講述：

“這時候，9縱司令員把電話打給了粟裕，說，形勢對我們太不利了，周圍敵軍太多了，而且逼得又特別近，如果吃不掉74師，國民黨那些增援部隊又圍攏上來，你怎么辦？

關鍵時刻，陳毅司令員從粟裕手中搶過電話，第一句話就講，粟司令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我們是經過研究的，你不要講什么價錢，你不想打，你就下來，我換別人，我換別的部隊上去。誰再要說撤，我就殺誰的頭。

陳毅還宣布了追究失職者責任的撤職、查辦、殺頭三大戰場紀律。

在華野啊，關鍵時刻，陳毅司令員力挺粟裕，一句話就鎮住這位頂撞粟裕的縱隊司令員。”

1947年8月，粟裕命華野10縱司令員宋時輪率部在梁山為劉鄧大軍打阻擊，戰役目的是配合晉冀魯豫野戰軍順利挺進大別山。

由于敵第5軍在邱清泉的指揮下對10縱側后發起突擊，為了避免陷入腹背受敵的險境，宋時輪在未得到粟裕批準的情況下，率領10縱退出阻擊陣地，其后更是擅自率部北渡黃河。

此舉，不僅讓晉冀魯豫野戰軍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下遭受巨大損失。更為嚴重的是，10縱的北渡黃河，嚴重破壞了華野“牽制敵軍，保障劉鄧側后安全”的戰略部署。

且10縱在轉移途中，自身損失也頗為嚴重，4000余名支前老百姓和1500多名傷病員被迫留在了對岸，遭到了國民黨軍慘絕人寰的殘酷屠戮。

中央獲悉此事后雷霆震怒，主席怒批宋時輪“私自北渡，是一次極大錯誤。”

一年后的濟南戰役，華野部隊分為攻擊兵團和阻擊兵團兩大塊，粟裕再次命令宋時輪的10縱擔負阻擊任務。

宋時輪一聽就毛了，在戰役部署會上當著諸多將領的面頂撞粟裕，并怒拍桌子聲稱“老子不干了！”

主席知道了這件事情后，指示饒漱石免去宋時輪10縱司令員的職務。但高風亮節的粟裕卻在此時主動站出來為宋時輪說話，保下了宋時輪。

華野1縱司令員葉飛，紅軍時期擔任閩東獨立師師長。

1935年10月5日，粟裕、劉英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進入福建，和葉飛所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閩東獨立師在閩東北壽寧縣會師。

在隨后成立的閩浙臨時省委，在省委書記劉英領導之下，還組建了閩浙軍區，粟裕任司令員，劉英任政治委員。葉飛的閩東獨立師接受閩浙省委和閩浙軍區的指揮。

當時的閩東，葉飛已耕耘數年，根據地較為成熟。由于敵后斗爭環境嚴峻，劉英、粟裕、葉飛三人又是經常分開活動，高風亮節的葉飛從不爭權，粟裕也同樣如此。

于是，閩浙臨時省委的工作，實際上是由劉英一個人在主持。

劉英書記是一位“左傾冒險主義”極為嚴重的同志，屢次不切實際地命令葉飛所部配合閩浙軍區的其他部隊攻打國統區敵人重兵駐防的要地。

由于敵眾我寡，這一命令極不現實，葉飛多次斷然拒絕執行。

于是，劉英以閩浙臨時省委書記的名義，給活動于閩浙邊境的粟裕帶去了一封蓋著閩浙臨時省委紅色大印的信件——

粟裕同志：

茲以臨時省委的名義命令你，近日內必須邀請葉飛到你的駐地與你會面，并在會面時將其扣押，解送到省委。如拖延或用其他方式影響此命令的執行，都將被看作是對抗和分裂省委，必須承擔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后果。以何種名義召葉飛前來，由你自行決定。

為防止粟裕拒不執行這一命令，劉英還派出一隊武裝人員前來監督粟裕執行。

而粟裕被迫執行這一命令時，導致了葉飛身中一槍，其警衛員身死的嚴重后果。

這便是黨史軍史上著名的“南陽事件”。

這一事件，對當時的閩東革命根據地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閩浙臨時省委因此宣告分裂！

而劉英本人也在后來被敵人俘獲，于1942年5月18日在浙江省金華永康方巖監獄英勇就義，年僅37歲。

雖然在后來的新四軍成立，以及新四軍整風期間，粟裕兩度把這件事情向組織上作了如實匯報：

“奉命抓捕葉飛，我是執行者，也是受害者。”

因為沒有完成抓捕任務，粟?；氐介}浙臨時省委，馬上就被劉英下令逮捕。列出的“罪名”一共有17條，最終，粟裕被關押了很長一段時間后，才被劉英釋放。

“南陽事件”，使得粟裕、葉飛在后半生的合作期間，始終成為兩人間的一個瘡疤，不能提，不能碰。

后來在陳毅軍長的大力融合下，二人的關系才慢慢地恢復過來。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已離職休養的葉飛將軍開始撰寫回憶錄。

要不要把與自己多年的上級粟裕有關的“南陽事件”寫進書里去，他有些猶豫，便找到老戰友王必成商量。

王必成沒有正面回答葉飛，卻對葉飛講了一段往事：

“1962年粟總在上海治病。大病初愈，陶勇建議出去活動一下，就安排了韓先楚、王建安陪粟總一起去打野兔。一到目的地，果然有一群野兔，韓先楚眼疾手快，舉槍就射，打中一只。

其余的野兔，四處驚逃。粟總隨手一槍，把逃得最快的一只大公兔打死了。

而其他人，包括我、陶勇、王建安以及自己趕來參加活動的許世友，都沒有擊中目標。”

王必成說完看了看葉飛，意味深長地說道：

“當年，粟總真要想打你，憑他的槍法，你逃得了嗎？

我和陶勇一起問過粟總這件事，粟總說：我是受害者又是執行者。問題是劉英同志已經英勇犧牲了，再要把這件事拿出來說他，難免有諉過于故人之嫌啊，不說了吧！”

葉飛將軍寫的《葉飛回憶錄》成書后，書中這樣寫道：

“我和粟裕同志長期戰斗在一起，從新四軍1師、華東野戰軍，一直到解放后，我都在粟裕同志的領導下工作，多次當他的副手，相互間配合得很好，沒有因為個人意氣而影響工作。

對于已經英勇獻身的烈士劉英，他對敵斗爭非常堅決，令人欽佩，但在黨內的工作作風卻很左！”

多年后，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娶了粟裕的女兒粟惠寧，直到這時，作為女婿的陳小魯這才向岳父提起父親陳毅多年前對粟裕的評價：

“在我結識和共事過的軍隊高級干部中，粟裕是委屈受得最多，升官升得最慢的一個！”

——作為粟裕的老上級，陳毅對粟裕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反映了粟裕當年在華東野戰軍中的處境，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