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邊偶爾會出現這樣的人，才高八斗，無所不知。似乎象一臺信息量極為豐富的電腦。這種人通常都會被大眾贊美，以至于人們愿意用博學、百科全書式學者的稱號來形容他們。

比如人們熟知的錢鐘書先生，大概就是如此。讀過《管錐編》或者《談藝錄》的人自然會想，一個人怎么可以這么有知識？要知道，錢鐘書先生寫這些豐富的書，基本不用查閱資料，一切的材料都堆積在他的腦海里，錢先生就是一個偉大的圖書館。

還比如秦暉先生，在沒有聽他演講之前，人們就把他解讀成一個知識的巨型倉庫，而他的驚人的記憶力，幾乎就是一個奇跡。如果有幸聽了他的課程或者讀過他的著作，你會覺得，他就是一個專門為知識而生的天才。每一個尋求知識的人，在他的面前，會不由自主地慚愧。

我還認識一個叫做楊鵬的學者，對《論語》《道德經》《易經》有著深刻的研究，同時對《圣經》也是爛熟于心。他的經濟學底子、歷史學、社會學和倫理學的底子也十分驚人，以至于他產生了一種宏大的學術使命感，他給自己定下的學術任務，是要發現中國的上帝。

這些讀書人都有一個宏大的格局，大有包羅萬象的氣勢。不過愛因斯坦似乎不太贊同這樣的知識格局，他甚至說，凡是百科全書上面能夠查到的知識，他都不會裝在自己的腦海里。有一個現象需指出，中國的讀書人里面，不乏錢鐘書、秦暉或者楊鵬這樣的知識型學者，但這么多年下來，中國的讀書人卻沒有在任何方面建構起基本的思想基準和理論范式。

比如面對大自然，亞理斯多德找到了一套清晰的認識自然的方法，為科學的展開建構了方法論基礎。而中國讀書人則只能面對復雜神秘的自然現象，展開模糊的天人合一的體悟。比如面對人類社會熙熙攘攘的市場交換，亞當斯密建構了市場的自由秩序理論體系，而中國人幾千年以來似乎都在努力把市場和商業行為壓到人性的底層，要么回避市場，要么唯利是圖，就是沒有一個人去分析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構建出一套市場交換的理論模型。

難道是中國人不夠聰明嗎？顯然不是。所以，必須要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必須要有人思考，我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出了問題，以至于我們雖有知識，卻無體系，雖有發現，卻無模型，雖然深深體察到世界的復雜，卻無法從復雜的生活中抬起頭，看見那些比復雜的生活和紛繁的知識更加重要的真理。

“大道至簡”，先人的體悟，顯然是有深度的。可是一代代的后人，卻不知道怎么走向簡約，反而朝著復雜的生活越走越深，簡直已經被生活埋葬。怎樣分析這樣悲愴的局面，的確是一個巨大的難題。是從復雜中挖掘復雜，還是從復雜中抽身而出，尋找一種簡單的方法，人們必須作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