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国产精品欲av蜜臀,可以直接免费观看的AV网站,gogogo高清免费完整版,啊灬啊灬啊灬免费毛片

網易首頁 > 網易號 > 正文 申請入駐

關于抑郁,你想知道的都在視頻里

0
分享至


去年 7 月,我們曾寫過一篇關于抑郁的深度科普長文。發布之后,獲得了很多小伙伴的分享和很多專業心理學公眾號的轉載,也幫到了很多正處于抑郁中的朋友。

但因為文章太長,有不少朋友也跟我們反饋說「看不完」。為了幫到更多人,我們將文章的內容做成了視頻。

這也是我們線上心理健身房品牌「暫停實驗室」的第一支深度科普視頻,是給所有想要更了解抑郁的人準備的。我們期待,通過傳遞對抑郁更加立體豐富的認識,讓大家可以更有信心去面對它,并找到更好地幫助自己和身邊人的方式。

在下面這支視頻里,你將會看到:


  1. 抑郁離我們有多遠?

  2. 抑郁了如何診斷?

  3. 人為什么會抑郁?

  4. 抑郁也有「好處」?

  5. 抑郁了怎么辦?

  6. 應對抑郁,你現在就可以做的事。

點擊觀看視頻

如果你更習慣閱讀文字,也可以下滑頁面,我們附上了去年 7 月的這篇深度科普長文《被誤解的抑郁:人為何會抑郁,診斷治療科學事實,以及可以做的事》。

如果你或你身邊的人正在被抑郁困擾,可以在文末找到暫停實驗室針對輕中度抑郁困擾的練習方案,和長期抑郁改善的套餐練習方案。


對很多人來說,抑郁癥已經不是一個新概念了。然而,科學認識抑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例如,以下這些廣為流傳的說法并不準確:

抑郁癥是一種生理性疾病,吃藥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抑郁癥的診斷需要使用客觀生理標準,自我報告是不可信的;
抑郁的大腦會發生不可逆的變化;
抑郁癥是無法治愈的終身疾病。

信息不足或者有偏差的信息,可能會加重我們的恐懼與誤解,也會阻礙求助的信心。

暫停實驗室的主創團隊,從事過多年臨床心理學研究,又設計了改善情緒困擾的數字心理干預產品。我們想在這篇文章中,通過更多科學事實的分享,呈現出有關抑郁,更客觀精確的全貌。

文章中的信息,來自目前精神病學與臨床心理學的主流科學共識與最新研究進展,也包括了我們對這些信息的專業解讀。這些知識,也可能隨著研究繼續而獲得修正。


有多少人正在經歷抑郁?

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使用不同的評估工具,可能得出不一樣的結論。

一篇來自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的研究發現,中國成年人群抑郁障礙的終生發生率是 6.8% ,12 個月發生率為 3.6%。這也是近幾年在提到抑郁發生率的時候,最常被引用的數據。

抑郁障礙(depressive disorder),就是人們日常所說的「抑郁癥」,是一種達到臨床精神障礙診斷標準的抑郁狀態。

這篇研究發現,在成年人中,抑郁障礙是第二高發的常見精神障礙。焦慮障礙略高于抑郁障礙(終生發生率是 7.6%),排名第一位。


這篇研究的數據,來自中國首次全國范圍的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也是結論最可靠的中國抑郁障礙發生率研究之一。


研究中使用的抑郁障礙篩查方式,是一種叫做復合性國際診斷訪談(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簡稱 CIDI)的工具。

這是一種結構化的訪談評估法,由接受了相關培訓的調查人員(包括精神科醫生和非醫生的研究者),使用癥狀篩查清單,根據嚴格的流程圖順序,面對面的逐項提問,然后根據被調查者各項回答評分,匯總得出結論。

整個過程細致而繁瑣,需要被調查者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評估所依據的診斷標準,來自《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這也是全球范圍內應用最廣泛的精神科診斷標準參考指南,代表了精神障礙診斷當前的主流專家共識,目前已經更新到了第五版。

在 DSM 診斷系統中,最常見的抑郁障礙類型,是重性抑郁障礙(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也叫做重性抑郁發作(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要達到重性抑郁障礙的診斷標準,除了判斷是否出現癥狀,還要對癥狀的頻率、持續時間以及影響程度進行評估。

「至少五個癥狀,其中至少包括一項核心癥狀」「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引起強烈的痛苦和社交、職業功能受損」以及「持續兩周以上」是四個重要的判斷標準。


基于臨床診斷標準的面對面結構化訪談,是目前篩查和診斷抑郁障礙最可靠的方式。

在學術研究中,結構化訪談通常由接受了相關培訓的研究者發起,可以得出和精神科診斷高度一致的結論(但依然不能代替精神科診斷)。

在臨床實踐中,則由接受過系統臨床訓練的精神科醫生進行。這也是目前唯一能夠確診抑郁障礙的方法

從 DSM 標準可以發現,診斷抑郁障礙的線索,包括了主觀的痛苦體驗思維改變,行為習慣改變,以及這些改變對生活功能影響四個層面。想要逐項了解這些情況,只能依靠直接觀察與詢問本人獲得。

抑郁障礙者絕大多數都擁有完整的自知力和清醒的意識,知道自己正處于痛苦之中,可以給出與當前表現相符的反饋。

除了自我報告之外,抑郁障礙有其他生理指標可以診斷嗎?

對抑郁神經生理基礎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過。目前為止,結論是:不能。

兩個全球應用最廣泛的診斷標準, DSM(來自美國精神醫學會)和 ICD (來自世界衛生組織),均沒有將任何生理指標納入診斷體系中。DSM 第五版中提到:

「盡管大量文獻描述了重性抑郁障礙與神經解剖學、神經內分泌學、神經生理學的關聯,但仍沒有實驗室檢查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具有充分敏感性和特異性的成果,無法作為診斷工具。」

無論是腦成像、腦電波、胃腸相關的指標、免疫相關的指標、神經營養因子、神經遞質、激素還是氧化應激反應物,均無法有效區分「抑郁障礙」和「非抑郁障礙」。

盡管這些研究正在不斷拓展人們對抑郁的認識,但目前最可靠的抑郁障礙診斷,依然需要依靠求助者的主觀報告,并且只有精神科醫生可以做出診斷。

在精神科診斷過程中,你可能會接受一些生理檢查,這些檢查有些是為了排除其他疾病,有的是為了輔助參考,都不能提供抑郁的直接診斷依據。


除了這個調研之外,另一個被廣泛引用的中國抑郁障礙發生率,來自 WHO 對全球超過 100 個國家的抑郁障礙發生率的統計報告。

其中全球抑郁的時點發生率是 4.4%,中國為 4.2%。這個比例和中國調研數據接近,使用的抑郁篩查方式,也是復合性國際診斷訪談。

研究發現,抑郁障礙的發生率,在不同年齡、性別、所在地區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例如,女性發生率高于男性(5.1% vs 3.6%),中老年發生率高于更年輕的群體。


從全球范圍來看,抑郁障礙發生比例最低的是亞太地區男性(2.6%),最高為非洲地區女性(5.9%)。

很多跨地區的抑郁流行率調研,都發現了東亞地區抑郁比例偏低的現象。

例如,一項 2003 年的 10 個國家抑郁流行率研究,使用同樣的訪談工具,發現日本重性抑郁障礙終生發生率僅為 3%,而美國則高達 16.9%。

為什么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這很可能與東西方文化差異有關。

東亞文化更不鼓勵表達情緒,因此,人們會更難覺察抑郁狀態的早期信號,往往等到更嚴重的身體反應出現的時候,才意識到自己需要幫助了。

研究人員通過對比發現,即使使用同樣的診斷工具,東亞地區的「診斷門檻」也更高。被診斷為抑郁障礙的人,整體上困擾更嚴重,工作能力受損更大。

同時,東西方的抑郁癥狀的表現形式也有差別。

東亞人群更傾向于表達「注意力渙散」和「精力不足」等身體不適癥狀;

而西方人更傾向于表達「情緒低落」和「想結束生命」等情緒想法癥狀。

一項 2015 年對中國人的重度抑郁發作調研也發現,軀體化是最突出的癥狀表現:精力喪失和睡眠紊亂的比例超過 80%,而體重改變的比例高達 100%。

因為更難覺察抑郁信息,因此,東亞人群也是獲得治療比例最低的群體。數據發現,在中國診斷為抑郁障礙的人群中,只有 9.5% 的人主動尋求了各種形式的幫助,其中求助專業治療的比例僅為 3.6%。

即使是生活在美國的亞裔人群,也同樣受到這種文化的影響。一項關于美國人精神障礙求助率的調研發現,在所有族群中,亞裔在 12 個月內心理障礙接受治療比例最低(亞裔 25.4% vs 白人 52.4% vs 黑人 36.1% vs 拉丁裔 36.1%)。

延遲求助,是治療抑郁過程中最大的阻礙。因為抑郁障礙發作時間越長,功能損傷越嚴重。

研究發現,在抑郁障礙發作 6 個月內尋求專業治療,治療起效的比例,是 6 個月以上才尋求治療組的 2.7 倍。獲得臨床治愈的可能性是 5.3 倍。

一個在我看來是好消息的事情,隨著時代發展,中國的抑郁障礙檢出比例,呈現出快速提升的趨勢。在 1993 年的流行病調研中,精神障礙的終生發生率,只有 1.35%。2019 年,這個數字增長到了 16.6%。

這意味著,在中國有超過 2 億人,在人生某個階段,都經歷過持續影響生活狀態的精神痛苦。

以往篩查中更低的發生率,并不一定意味著痛苦不存在,而是人們以某種方式,壓抑和忽視自己的痛苦,直到痛苦以更強烈明顯的方式表現出來。

隨著精神痛苦正在逐漸被更多人看到和承認,以及專業信息和資源獲取難度逐步降低,抑郁障礙的治療和改善率,有機會獲得更大的提升。

你可以通過關注自己的情緒想法,在更早期識別抑郁信號,從而更早尋求專業幫助。


從這些數據中,你可能也發現,盡管抑郁障礙已經有了成熟普適的診斷標準,但是一個人此刻是否有抑郁障礙,其實并沒有一個截然分明的界限。

從重度抑郁障礙,到輕度的抑郁狀態,再到偶爾的抑郁情緒,是一個連續的光譜。大部分重性抑郁發作并非突如其來,而是抑郁癥狀逐漸加重的結果。


幾乎所有人都會在人生某個階段,體驗過或多或少的抑郁情緒。例如,心情沮喪,自我責備,沒精神,什么都不想干。這種情緒,是人們面對失敗或者失去的時候,一種非常自然的情緒反應。

如果這種狀態持續一段時間,例如,一天中經常出現,或者一周內有好幾天都在這種狀態里,則說明這段時間有一些抑郁癥狀的表現。

你可能之前也看過一些媒體文章,例如「青少年抑郁率 24.6%」「大學生抑郁率 23.8%」等。其實,這里的抑郁比例,并非臨床抑郁障礙的比例,而是使用抑郁自評量表篩查,目前報告有輕度以上抑郁癥狀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

這兩個數據,來自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國民心理健康評估發展中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這些調查的目標,并非疾病流行率篩查,而是對一般人群的心理健康情況的評估。

在這種大規模心理健康調研中,通常會使用抑郁癥狀自評量表,例如《流調中心抑郁量表》(CES-D)、《貝克抑郁量表》(BDI)、《患者健康問卷》(PHQ)等,快速篩查抑郁癥狀。

這些量表的目標,也并不是用來直接診斷抑郁障礙,而是對人群中抑郁癥狀和抑郁風險的初步評估篩查。

這些數據并不意味著青少年和大學生的抑郁障礙流行率更高。「抑郁癥狀」不同于「抑郁障礙」,兩個數據并不能直接進行比較。

從年齡段來說,無論從中國還是全球的流行病學調研來看,中老年人都是抑郁障礙更高發的群體。

25% 的人在 21 歲之前首次抑郁發作,50% 的人在 30 歲之前,74% 的人在 44 歲之前。發病年齡越早,一次發作時間越久,復發次數越多,治療難度越大。

因此,在人生的更早階段,及時識別抑郁癥狀是有意義的。這也是抑郁自評量表的作用。可以更方便地讓更多人在更早期發現癥狀,提醒更多人及時采取干預措施,防止抑郁癥狀惡化為抑郁障礙。

使用這些量表的方式,就是根據自己最近一段時間的狀態,在相應的癥狀題目上,選擇最符合自己的選項。然后,通過綜合計分,獲得自己抑郁的風險等級。

每個經過科學設計的專業量表,都會給出輕度-中度-重度的參考分數線。盡管這些量表不能直接作為診斷依據,但提供了非常迅速可靠的早期風險預警和輔助診斷信息。

例如,以基于 DSM 診斷系統的《患者健康問卷》為例,研究發現,量表得分中度以上,在精神科被診斷為抑郁障礙的可能性是 70%-88%。

這也是一種最快速了解自己抑郁程度的方法。如果你想了解自己此刻的抑郁程度,暫停實驗室提供了一套系統的心理健康指數測試,其中包含了《患者健康問卷》抑郁相關評估題目,后臺回復「情緒樹」即可獲得。

如果在這些量表上得分較高,并不一定意味著抑郁障礙,但是提示進一步尋求專業幫助的信號。


基于這些量表的研究也會告訴我們,盡管達到臨床診斷的抑郁障礙在人群中比例只有 5% 左右,但抑郁作為一種癥狀,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并非少數人的困擾。

例如,一項發表于 2018 年針對中國家庭數據的調查研究顯示,約有 37.9% 的人目前有抑郁癥狀。

甚至,在惡劣高壓和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例如經歷了戰爭、地震、瘟疫等災難,大部分人都會出現明顯的抑郁癥狀。

一項來自阿富汗 2002 年的調查發現,經歷戰爭之后,73% 的女性和 59% 的男性都存在抑郁癥狀。

另一項來自美國的研究發現,新冠疫情爆發前后(2019年 vs 2020年),美國的抑郁癥狀檢出率增加了3 倍。

除了少數幸運者,其實人群中的大多數,都被進化設置了「在持續逆境中會逐漸變得情緒消沉,失去動力」的機制。

積極心理學創始人塞利格曼經典的「習得性無助」實驗,揭示了抑郁癥狀出現的原因:

在失去控制感和持續遭遇打擊的環境里,無論是人還是動物,都有高達三分之二的比例,都會發展出明顯的抑郁癥狀。

研究發現,在首次抑郁發作前,66%-90%的人,都經歷過一次重大壓力事件或持續的逆境。

最容易引發抑郁的事件是喪失,即重要關系被迫終止(例如配偶親人去世,離婚,戀愛分手等)。在人生可能經歷的所有帶來壓力痛苦的事件中,這類事件也獲得了「影響程度最大」的評級。

所以,如果你最近經歷了這類事件,需要尤其關心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況。

其他會顯著提升抑郁障礙發生率的風險因素包括:長期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心臟病、癌癥;經歷過虐待或者霸凌;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性少數人群等。

由于抑郁的發生和逆境壓力關聯顯著,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主張將抑郁狀態理解為一種「癥狀反應」而非「生理缺陷」。

就像人們在感染感冒病毒時,身體會產生的一系列變化一樣:發熱可以阻止病毒繁殖,咳嗽反應可以清除感染異物,疲倦虛弱讓我們停下來休息。

這些反應并不是身體的缺陷,而恰恰是功能運轉良好的表現,是人體為了感染病毒后恢復健康,而發展出來的防御策略。

另一個可以類比的是疼痛。疼痛會讓人痛苦,但能感覺疼痛的能力,卻是人體非常重要的自我保護功能。我們因此知道哪里受傷了,從而采取措施,去避免再次受傷。

抑郁的功能是什么呢?

在抑郁中,我們會體驗到更強烈的情緒痛苦,以及持續的動力喪失。

情緒痛苦像疼痛一樣,提示我們問題出在了哪里。

如果說疼痛是為了讓我們身體免于傷害,那么情緒痛苦,則是進化提醒我們,我們與環境的關系存在危機,生活需要做出改變。

哀傷提示我們失去了重要的關系和資源,恐懼提示我們不遠的未來可能有危險發生,憤怒提示我們去捍衛自己的原則,羞恥提示我們自己正處于弱勢和妥協的位置,內疚提示我們去補償過去的失誤。


如果我們不去回避痛苦的信號,而是充分利用這些情緒傳遞的信息,采取有效的行動,就能更順利地從痛苦中復原。

抑郁中的動力喪失,也是一種進化賦予的自我保護機制,通過對「無效努力」的暫停,來幫助我們進入「節能模式」,以節約資源,在逆境中減少不必要的精力損失。

很多經歷抑郁發作的人,在這之前,都體驗了壓力中的「耗竭」(burnout)反應。

耗竭描述了這樣一種狀態:在反復的、大量的、持續的壓力中,人逐漸身心俱疲,失去動力,難以感受生活樂趣。

例如,超負荷和無意義的工作,無法擺脫持續沖突的人際關系,反復努力依然以失敗告終的努力等,都會導致人的耗竭。其中,工作是最容易引發耗竭的場景。

研究發現,如果你的工作有如下特征,你有更大概率會體驗到耗竭:


身處不想要的環境中,卻發現自己的行為無法改變現狀,人們就會逐漸停止嘗試。

為了擴大我們的生存空間,進化賦予了我們在壓力中的「奮斗模式」。而經歷持續疲勞、挫敗和損失之后的「躺平模式」,也是進化賦予我們的另一種生存之道。

就像我們每天都需要睡覺,有些動物也會在冬天進入休眠狀態一樣,長期耗竭之后的抑郁反應,是提示我們遠離壓力源,休養生息的信號。

如果持續無法改變導致耗竭的環境,抑郁狀態就會逐漸升級為抑郁障礙。

而暫時和壓力源保持距離,日常多從事一些能帶來休息和滋養的活動,則有利于抑郁的恢復。


然而,外部環境因素,并不能解釋抑郁的全部成因。

很多研究都告訴我們,同樣經歷持續的逆境打擊,依然有一部分人并沒有表現出抑郁癥狀,發展為臨床抑郁障礙的人是更少數。

哪些個人特質有可能成為抑郁的風險因素?

家族史研究發現,如果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曾經確診抑郁障礙,一個人有抑郁障礙的風險會比一般人群高 2-4 倍。一項雙胞胎研究發現,重性抑郁障礙的遺傳率為 37%。

這個遺傳率和人的大五人格特征(內外向,宜人性,開放性,盡責性,情緒穩定性)接近,低于雙相情感障礙遺傳率 85%,精神分裂癥遺傳率 80%,注意力缺陷與多動障礙遺傳率 70%。

這說明,對抑郁障礙的形成,遺傳雖然有一些影響,但并非決定性因素。

「抑郁基因」的尋找幾經波折。直到最近幾年,研究樣本量提升到十萬左右的時候,才陸陸續續發現了一些和抑郁相關的基因位點。然而,每個相關基因對抑郁程度影響都很微弱,并沒有哪個基因位點能夠對預測抑郁起到決定作用。

這也就意味著,即使攜帶同樣的高風險基因,也可能一個人發展出抑郁障礙,而另一個沒有。

2019 年權威神經科學期刊 Nature Neuroscience 上發表了一篇元分析,總結了 102 個顯著影響抑郁的基因位點,涉及 269 個基因,這些基因很多與大腦額葉皮層有關,參與復雜的認知加工和調控過程。

從基因到腦結構功能,再到行為表現,是一個復雜的鏈條。基因和環境都不是在單獨發揮作用,而是互相影響,最終塑造了一個人現在的樣子。

認知行為療法創始人貝克在最新的一篇抑郁研究綜述中,為我們描畫了在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中,抑郁發生發展的全貌:


過程的起點,是基因和早期童年經歷。無論是攜帶了一些抑郁風險基因,還是童年遭遇了一些創傷事件,或者兩個因素同時具備,都會逐漸塑造一個人面對環境,更容易引發抑郁癥狀的信息加工風格和反應習慣。

例如,

消極注意和記憶偏差:更容易注意到消極信息,也更容易記住這些信息;

更強烈持久的應激反應:消極信息會激活更強烈的生理反應。例如,大腦中和負性情緒有關的杏仁核活躍增強,和應激反應有關的神經內分泌系統持續激活,皮質醇濃度升高等等。

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反應習慣會逐漸塑造一個人的思維風格。


最終讓一個人對自己、對未來、對世界,都抱有更加穩定的消極信念:


如果一個人形成了這樣的認知方式,當生活遭遇更為重大的挫敗和損失時,就會導致「抑郁程序」啟動:


而這一系列的身心反應,會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一個人的消極思考方式和信念,進而引發一個人大腦的結構和功能逐漸發生改變。

「抑郁程序」并非終生持續的設定,而通常是一種階段性的體驗。會經歷發作期和緩解期,有的還會反復發作。

一次典型的抑郁發作通常會持續幾個月的時間,在一個混合的群體中(同時包含了接受和未接受治療者)恢復時間中位數為 3.0 個月(50% 的人在 3 個月內恢復),平均恢復時間為 8.4 個月。

當我們說一個人診斷為「抑郁障礙」的時候,并不意味著一個人會一直處于嚴重的抑郁狀態中。大約 50% 的抑郁障礙只會發作一次,終生不再復發。

復發次數越多,抑郁帶來的身心影響越大,治療難度也會越大。因此,對于抑郁的干預目標,一方面是幫助平穩安全度過發作期(相信這段時間終會過去),另一方面是預防未來的復發(并相信自己已經為應對復發做好準備)。

當我們理解了這個過程是如何產生的,就會更準確地解讀「長期抑郁導致大腦生理結構改變」這一結論。

的確,來自腦影像學研究發現,和健康對照組相比,重性抑郁障礙患者的眶額皮質(前額葉底部)、前扣帶回和后扣帶回、島葉和顳葉的皮質灰質較薄。

然而,這種差異的效應量很小,僅體現為群體層面的統計學差異,完全不能作為判斷一個人是否有抑郁障礙的依據。舉個例子,這就像我們知道超重人群通常高血壓概率更大,但我們并不能直接通過一個人體重去推測是否有高血壓一樣。

同時,就像超重者可以通過調整飲食和運動減肥一樣,大腦同樣具有可塑性。這種皮層厚度的改變,是由過去長期的思維、行為和情緒反應習慣塑造的。我們同樣可以通過持續的思維和行為訓練,去重新改變它。


理解了抑郁的成因,就會更容易理解,為什么目前在目前抑郁障礙治療的專家共識中,首選治療方式,是心理干預。

針對抑郁障礙的心理干預,并不同于向一般人群提供的心理咨詢,而是一種以改善抑郁為目標,根據對抑郁成因的科學理解,按照一定干預周期(通常 8-10 周左右)設計的系統方案。

心理干預的一般實施方式,包括閱讀知識教育資料,和干預實施者面談,日常自行練習,用數據評估狀態和效果等組成部分。

心理干預本質上是一種習慣重塑訓練。以目前臨床有效性證據最多的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簡稱 CBT )為例,這是一種同時包含了思維調整和行為改變的系統心理治療方案,包括的內容有:


認知行為療法通過了醫學上最嚴格的效果檢驗。隨機對照試驗反復證明,認知行為療法在治療抑郁發作的效果上,至少和藥物一樣好。同時,和藥物相比,接受心理干預的脫落率更低,幾乎沒有副作用。

相比于藥物治療,心理干預還有一個重要的優勢,就是效果持續時間更久,可以更有效地預防復發。例如,在抑郁發作期使用認知行為療法,和藥物治療相比,可以把復發率從 60% 降低到 29%。

對于反復發作的嚴重抑郁障礙,鞏固期使用正念認知療法,與常規治療相比,可以把復發率從 66% 降低到 37%。

這不難理解,因為藥物更多的作用是緩解身心反應癥狀,而心理干預則更多是改善癥狀背后的認知行為模式。

在美國心理學會臨床分會網站上,總結了一系列同樣經過研究證實有效的心理干預方案,包括:


從名字就可以看出,這些療法的共同改善目標,是導致抑郁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以及人際關系,通過重建一個人應對環境的新模式,來重塑身心狀態和大腦功能。

然而,心理干預也有其局限性。有兩個原因限制了心理干預的普及。一是專業人員供給不足(據估計,在中國合格的心理治療師僅有數千人),同時治療費用相比藥物更高。二是對重性抑郁發作期的人,常常伴隨注意力、記憶力和行動力下降,使得接受心理干預變得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藥物是更快幫助緩解癥狀,幫助度過方式。

目前,抑郁障礙治療的主流專家共識,是根據目前抑郁障礙嚴重程度,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案:


  • 輕度抑郁障礙:可以只選擇心理干預,沒有必要使用藥物;

  • 中度抑郁障礙:可以優先選擇心理干預,或者只選擇藥物治療;

  • 重度抑郁障礙:聯合心理干預和藥物治療,效果更好。


嚴重或復雜的抑郁障礙,特別是出現危害自己或他人生命安全的行為時,可能需要住院治療。

即使達到臨床診斷標準的抑郁障礙和焦慮障礙,絕大部分經過有效的干預和治療,可以得到恢復。

一項針對抑郁障礙持續 5 年的追蹤研究發現,接受治療六個月后,超過 50% 的人完全恢復;超過一年后,有 70% 的人完全恢復;超過 2 年后,有 80% 的人完全恢復。

完全恢復的標準是:癥狀完全消失,社會功能恢復,并且狀態穩定超過半年以上。

約有 20% 抑郁障礙者治療效果不佳,也被稱為「難治性抑郁」。在這種情況下,藥物聯合使用心理治療,依然是最值得推薦的方案。相比單獨使用藥物治療,獲得顯著改善的可能性會提高 3 倍。

在常規的心理和藥物治療效果都不夠理想的情況下,還可以嘗試物理治療,比如電休克療法或經顱磁刺激療法等。這些療法目前的效果存在一些爭議,但對于難治性抑郁,也是一種值得嘗試的手段。

無論任何一種嘗試,「足量」都是起效的前提。一個最小劑量的足量起效的治療,是兩個月以上的藥物使用,期間不少于四次精神科醫生的診斷評估;或者不少于 8 次,每次不少于 30 分鐘的心理干預。

抑郁的治療期通常為 6-12 周,目標是控制癥狀,保證人身安全,促進生活功能恢復。

在癥狀消失后,通常應繼續保持治療,通過 4-9 個月的鞏固治療,以防止復發。

對多次反復發作的抑郁,還需要更長時間的維持治療期。

定期評估自己的抑郁狀態,遵醫囑堅持治療,是獲得臨床治愈和預防復發的關鍵。


藥物之所以被更廣泛的使用,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經濟易得,使用方便。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真人面對面心理干預,正在逐漸發展出線上網絡即可獲得,或者通過應用軟件即可完成治療交互的方式。

新冠疫情期間,由于線下心理干預變得更難實施,FDA 批準了幾款臨床證明有效的數字化心理干預軟件(也被稱為「數字藥」),成為心理干預普及化的里程碑。

2022 年,頂級科學期刊 nature reviews psychology 專刊發文,介紹了什么是「數字化心理健康產品」,以及這種全新形式在疫情期間發揮的貢獻。

文章指出,數字化產品最大的意義,就是增加了心理服務的可獲得性,讓更多人用更加經濟便捷的方式獲得了專業幫助。

精神病學頂刊 JAMA psychiatry 的兩項元分析發現,對輕度抑郁者和普通人,自助類數字產品即可發揮效果。對中重度以上,則建議在自助產品基礎上配合更多的真人支持。

這樣,數字化自助方案,真人治療和藥物治療,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分級干預體系。

從預防抑郁風險,到最重度的抑郁治療,一個人可以根據自己此刻的狀態,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暫停實驗室提供的,就是以改善焦慮抑郁為目標,更方便易用的數字化心理干預產品。你可以參考下面的表格,幫助自己做出更合適的選擇。


感謝你讀到了這里,期待這篇長長的文章,可以幫你更客觀地看待抑郁。


抑郁癥狀不等于抑郁障礙,然而,兩者沒有截然的界限。在暫停實驗室,回復「情緒樹」,你可以找到一份綜合的心理健康評估問卷,了解此刻的情緒健康水平,根據量表顯示的抑郁風險等級,找到相應的應對方法。


如果量表提示,你此刻已經有了一些抑郁癥狀,希望這篇文章幫你了解,這是身體在告訴你,生活需要做出改變的信號。

在暫停實驗室,情緒EBP 基礎,就是一個基于 CBT 理論基礎,幫助你科學理解情緒,建立新的思維和行為習慣的日常練習計劃。

就像一個「心理健身房」,每天 20 分鐘左右,練習調節情緒的技能,讓大腦越來越理性和靈活,逐漸恢復行動力和生命力。

情緒 EBP 能夠確切有效地減少抑郁癥狀。幾萬人數據發現,經過一期 25 天的練習,抑郁癥狀減分率平均 40% 左右。

我希望你可以更早一點遇到它。在抑郁發生的早期,把抑郁反應作為一個重新理解自己,改變生活的契機,及時做出調整,防止抑郁狀態繼續惡化下去。


如果量表提示,你現在很可能已經有了中重度的抑郁癥狀,希望這篇文章,能夠成為你尋求專業幫助的開始。

你可以在精神科進行診斷,根據醫囑選擇適合當下的治療方式。

如果你不清楚如何尋求專業幫助,公號后臺回復「抑郁」能找到一篇焦慮抑郁求助指南,你可以在通過這篇攻略更詳細了解:精神科診斷具體會經歷什么,以及如何找到專業的心理治療和心理咨詢服務。

在抑郁的康復過程中,需要治療,也需要「復健」。你也可以在接受治療的過程中,把情緒 EBP 作為一個輔助工具。

如果你此刻有一些傷害自己的想法,請記住:這些只是抑郁的癥狀表現,而癥狀會發生改變,想法也會改變。回復「抑郁」還有一份能夠幫助度過危機時刻的安全計劃,你可以現在填寫,也可以收藏它,這些念頭也會未來還會時常造訪,而你已經知道如何應對它。

如果你身邊有人正處于抑郁之中,你可以轉發這篇文章給 Ta,在這段不容易的時間里,越多科學信息,越少恐懼,越多希望。

求助,堅持,并且保持希望。身處抑郁中時,這么做很難,但是絕對值得。

絕大部分抑郁障礙,在接受專業治療后,都會獲得痊愈。不僅如此,研究還發現了一種現象,叫做「抑郁后的心理繁榮」。

繁榮意味著不僅僅是康復,而是比 80% 的人更健康。根據一項大樣本研究,有 2/5的抑郁者在經過有效心理治療后,能夠達到超越普通人水平的完全心理健康的狀態。

從現在開始,面對抑郁,承認它,應對它,然后,穿越它。


1. 抑郁癥是一種有遺傳基礎,受生活經歷影響,以情緒、想法和行為特征為核心診斷標準的常見心理障礙。對中輕度抑郁障礙,心理干預是首選方案,重度抑郁障礙需要心理干預與藥物聯合治療。

2. 抑郁癥的診斷目前沒有可靠生理指標,而只能依靠自我報告。唯一的確診方式,是由精神科醫生進行的結構化訪談。自評量表是有效的早期篩查和輔助診斷方式。

3. 長期抑郁的大腦會發生一些變化,同樣可以通過心理訓練,讓大腦向著更健康的方向改變。

4. 抑郁癥有發作期和緩解期,重性抑郁發作期通常會持續幾個月,50% 的抑郁癥不會復發,80% 的抑郁癥可以治愈。





/ 老朋友這里買 /

如果套餐中的練習計劃,還有未購買的部分,點戳下面這張海報,一鍵補齊練習計劃,每期開營前再去報名即可。

點戳下方海報,一鍵囤貨

如果你還不太能確定自己的情況,感覺一時難以做出選擇,也無需糾結,我們建議從第一站情緒 EBP 基礎開始,用行動,收獲更多可能。

在練習完一期之后,系統會根據你當前情況做出下一步的推薦。

最新一期開營:3 月 25 日

點擊下方海報,立刻參與

參考研究

Huang, Y., Wang, Y., Wang, H., Liu, Z., Yu, X., Yan, J., Yu, Y., Kou, C., Xu, X., Lu, J., Wang, Z., He, S., Xu, Y., He, Y., Li, T., Guo, W., Tian, H., Xu, G., Xu, X., … Wu, Y. (2019).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The Lancet Psychiatry, 6(3), 211–224.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 (Vol. 5, No. 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Kennis, M., Gerritsen, L., van Dalen, M., Williams, A., Cuijpers, P., & Bockting, C. (2020). Prospective biomarker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Molecular Psychiatry, 25(2), Article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global health estimat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rade, L., Caraveo‐Anduaga, J. J., Berglund, P., Bijl, R. V., Graaf, R. D., Vollebergh, W., ... & Wittchen, H. U. (2003). The epidem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s: resul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ICPE) Survey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thods in psychiatric research, 12(1), 3-21.

Chang, S. M., Hahm, B. J., Lee, J. Y., Shin, M. S., Jeon, H. J., Hong, J. P., ... & Cho, M. J. (2008).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 in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caused by the diagnostic threshold.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06(1-2), 159-167.

Ferrari, A. J., Somerville, A. J., Baxter, A. J., Norman, R., Patten, S. B., Vos, T., & Whiteford, H. (2013). Global variation in the 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pidemiological literature.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3(3), 471-481.

余燦清, 呂筠, 陳怡平, 郭彧, 卞錚, 周匯燕, ... & 陳君石. (2015). 中國慢性病前瞻性研究: 中國 30~ 79 歲成年人抑郁發作的地區及人群分布特征. 中華流行病學雜志, 36(1), 52-56.

Terlizzi EP, Norris T.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among adults: United States, 2020. NCHS Data Brief, no 419.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2021.

Ghio, L., Gotelli, S., Cervetti, A., Respino, M., Natta, W., Marcenaro, M., Serafini, G., Vaggi, M., Amore, M., & Belvederi Murri, M. (2015). Duration of untreated depression influences clinical outcomes and disabilit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75, 224–228.

Zhang WX, Shen YC, Li SR, Chen CH, Huang YQ.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mental disorders in seven areas of China. Chin J Psychiatry 1998; 2: 69–71.

Solmi, M., Radua, J., Olivola, M., Croce, E., Soardo, L., Salazar de Pablo, G., Il Shin, J., Kirkbride, J. B., Jones, P., Kim, J. H., Kim, J. Y., Carvalho, A. F., Seeman, M. V., Correll, C. U., & Fusar-Poli, P. (2022). Age at onset of mental disorders worldwide: Large-scale meta-analysis of 192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Molecular Psychiatry, 27(1), Article 1.

Kroenke, K., Spitzer, R. L., Williams, J. B. W., & Bernd L?we. (2009). An ultra-brief screening scale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e PHQ-4. Psychosomatics, 50(6), 613-621.

Qin, X., Wang, S., & Hsieh, C.-R. (2018).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ults in China: Estimation based on a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China Economic Review, 51, 271–282.

Cardozo, B. L., Bilukha, O. O., Gotway, C. A., Wolfe, M. I., Gerber, M. L., & Anderson, M. (2005). Report from the CDC: mental health of women in postwar Afghanistan.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14(4), 285-293.

Twenge, J. M., & Joiner, T. E. (2020). US Census Bureau‐assessed preval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2019 and during the 2020 COVID‐19 pandemic. Depression and anxiety, 37(10), 954-956.

Maier, S. F., & Seligman, M. E. (1976). Learned helplessnes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5(1), 3.

Brown, G. W. (1996). Onset and course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Summary of a research programme.

H?lzel, L., H?rter, M., Reese, C., & Kriston, L. (2011). Risk factors for chronic depression—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29(1-3), 1-13.

Mazure, C. M. (1998). Life stressors as risk factors in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5(3), 291.

Bisschop, M. I., Kriegsman, D. M., Beekman, A. T., & Deeg, D. J. (2004). Chronic diseases and depression: the modifying role of psychosocial resourc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9(4), 721-733.

Chaffin, M., Kelleher, K., & Hollenberg, J. (1996). Onset of physical abuse and neglect: Psychiatric, substance abuse, and social risk factors from prospective community data. Child abuse & neglect, 20(3), 191-203.

Murphy, J. M., Olivier, D. C., Monson, R. R., Sobol, A. M., Federman, E. B., & Leighton, A. H. (1991).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relation to social status: A prospective epidemiologic stud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8(3), 223-229.

Almeida, J., Johnson, R. M., Corliss, H. L., Molnar, B. E., & Azrael, D. (2009). Emotional distress among LGBT youth: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8, 1001-1014.

Beck, A. T., & Bredemeier, K. (2016). A Unified Model of Depression: Integrating Clinical, Cognitive, Bi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4(4), 596–619.

Maslach, C., & Leiter, M. P. (2008). Early predictors of job burnout and engag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3), 498.

Sullivan, P. F., Neale, M. C., & Kendler, K. S. (2000). Genetic Epidemiology of Major Depression: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7(10), 1552–1562.

Vukasovi?, T., & Bratko, D. (2015). Heritability of personality: a meta-analysis of behavior genetic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1(4), 769.

Howard, D. M., Adams, M. J., Clarke, T. K., Hafferty, J. D., Gibson, J., Shirali, M., ... & Alloza, C. (2019). Genome-wide meta-analysis of depression identifies 102 independent variants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frontal brain regions. Nature neuroscience, 22(3), 343.

Spijker, J., De Graaf, R., Bijl, R. V., Beekman, A. T. F., Ormel, J., & Nolen, W. A. (2002). Duration of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sults from the Netherlands Mental Health Survey and Incidence Study (NEMESI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1(3), 208–213.

Eaton, W. W., Shao, H., Nestadt, G., Lee, B. H., Bienvenu, O. J., & Zandi, P. (2008).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First Onset and Chronicity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RCH GEN PSYCHIATRY, 65(5).

Schmaal, L., Hibar, D. P., S?mann, P. G., Hall, G. B., Baune, B. T., Jahanshad, N., Cheung, J. W., Van Erp, T. G. M., Bos, D., Ikram, M. A., Vernooij, M. W., Niessen, W. J., Tiemeier, H., Hofman, A., Wittfeld, K., Grabe, H. J., Janowitz, D., Bülow, R., Selonke, M., … Veltman, D. J. (2017). Cortical abnormalities in adults and adolesc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based on brain scans from 20 cohorts worldwide in the ENIGMA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Working Group. Molecular Psychiatry, 22(6), 900–909.

Butler, A. C., Chapman, J. E., Forman, E. M., & Beck, A. T. (2006).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A review of meta-analyse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6, 17-31.

Bockting, C. L., Hollon, S. D., Jarrett, R. B., Kuyken, W., & Dobson, K. (2015). A lifetime approach to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The contribution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in preventing relapse and recurrenc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41, 16–26.

Teasdale, J. D., Segal, Z. V., Williams, J. M. G., Ridgeway, V. A., Soulsby, J. M., & Lau, M. A. (2000). Prevention of relapse/recurrence in major depression by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8(4), 615.

Goldberg, S. B., Tucker, R. P., Greene, P. A., Davidson, R. J., Kearney, D. J., & Simpson, T. L. (2019).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curr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 meta-analysis.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48(6), 445-462.

Keller, M. B. (1992). Time to Recovery, Chronicity, and Levels of Psychopathology in Major Depression: A 5-Year Prospective Follow-up of 431 Subject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9(10), 809.

Keller, M. B., McCullough, J. P., Klein, D. N., Arnow, B., Dunner, D. L., Gelenberg, A. J., ... & Zajecka, J. (2000). A comparison of nefazodone, the cognitive behavioral-analysis system of psychotherapy, and their combin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depress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2(20), 1462-1470.)

Wang, P. S., Lane, M., Olfson, M., Pincus, H. A., Wells, K. B., & Kessler, R. C. (2005). Twelve-month use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2(6), 629-640.

Lattie, E. G., Stiles-Shields, C., & Graham, A. K. (2022). An overview of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more accessible digital mental health services. Nature Reviews Psychology, 1(2), 87–100.

Karyotaki, E., Efthimiou, O., Miguel, C., Bermpohl, F. M. G., Furukawa, T. A., Cuijpers, P., … Forsell, Y. (2021).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dividual Patient Data Network Meta-analysis. JAMA Psychiatry, 78(4), 361–371.

Bower, P., & Gilbody, S. (2005). Stepped care in psychological therapies: Access,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6(1), 11–17.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相關推薦
熱點推薦
“達賴”與“班禪”是什么關系?誰的地位更高?

“達賴”與“班禪”是什么關系?誰的地位更高?

故衣談歷史
2025-06-15 15:17:21
容易懷孕的性愛姿勢有哪些?讓妻子懷孕率更高的三個技巧

容易懷孕的性愛姿勢有哪些?讓妻子懷孕率更高的三個技巧

說點事
2025-04-26 23:16:33
4年前的今天:杜蘭特狂砍49分17板10助3斷2帽 帶隊贏下次輪天王山

4年前的今天:杜蘭特狂砍49分17板10助3斷2帽 帶隊贏下次輪天王山

直播吧
2025-06-16 18:14:12
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剛剛,武漢氣象官宣:18日入梅!

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剛剛,武漢氣象官宣:18日入梅!

魯中晨報
2025-06-16 17:10:07
方媛被遇親自接女兒放學,穿厚底鞋發縫寬,一年學費被扒!

方媛被遇親自接女兒放學,穿厚底鞋發縫寬,一年學費被扒!

小咪侃娛圈
2025-06-16 11:33:45
以色列特工德黑蘭大街上公然追殺伊朗高官,哈梅內伊已躲藏起來

以色列特工德黑蘭大街上公然追殺伊朗高官,哈梅內伊已躲藏起來

史政先鋒
2025-06-16 20:40:14
王菲在福建寺廟祈福被偶遇,棉麻素衣加持,美成“人間仙子”

王菲在福建寺廟祈福被偶遇,棉麻素衣加持,美成“人間仙子”

喜歡歷史的阿繁
2025-06-16 13:20:05
北京泡泡瑪特樂園門票88元游客吐槽不值!園方回應

北京泡泡瑪特樂園門票88元游客吐槽不值!園方回應

極目新聞
2025-06-16 17:20:46
“禁酒令”讓餐飲業苦不堪言?新華社:區分好違規吃喝與正當餐飲

“禁酒令”讓餐飲業苦不堪言?新華社:區分好違規吃喝與正當餐飲

二月侃事
2025-06-16 13:08:31
廣州黑人老外摟著中國女孩騎行,大尺度畫面流出,一細節信息量大

廣州黑人老外摟著中國女孩騎行,大尺度畫面流出,一細節信息量大

博士觀察
2025-06-15 15:29:37
公務禁酒令再升級!白酒巨頭集體恐慌,行業寒冬真的來了

公務禁酒令再升級!白酒巨頭集體恐慌,行業寒冬真的來了

二月侃事
2025-06-16 08:40:01
美國出手了?特朗普打出一張“王牌”,比關稅更危險?中方不忍了

美國出手了?特朗普打出一張“王牌”,比關稅更危險?中方不忍了

冷眼觀察
2025-06-16 18:54:43
洛陽鉬業:位于剛果(金)的TFM銅鈷礦和KFM銅鈷礦屬于露天礦山,生產運營正常

洛陽鉬業:位于剛果(金)的TFM銅鈷礦和KFM銅鈷礦屬于露天礦山,生產運營正常

每日經濟新聞
2025-06-16 17:34:12
3名小孩湖邊玩水2人溺亡:岸邊女孩施救,被拖下水喪命,監控流出

3名小孩湖邊玩水2人溺亡:岸邊女孩施救,被拖下水喪命,監控流出

娜烏和西卡
2025-06-16 16:47:52
華南理工招生辦稱“2萬位次考生可大膽填報”,家長:給我們挖坑

華南理工招生辦稱“2萬位次考生可大膽填報”,家長:給我們挖坑

凡知
2025-06-16 12:22:57
美衛星拍到我國一款新型隱形機,翼展達52米!航程或能飛越太平洋

美衛星拍到我國一款新型隱形機,翼展達52米!航程或能飛越太平洋

科普大世界
2025-06-16 17:27:01
歐冠冠軍恐怖一幕!15秒快反破門:4人參與+3腳傳球 戲耍鐵血軍團

歐冠冠軍恐怖一幕!15秒快反破門:4人參與+3腳傳球 戲耍鐵血軍團

風過鄉
2025-06-16 12:31:50
“手表事件”后才明白,鳳凰傳奇五五分賬27年的背后,玲花太聰明

“手表事件”后才明白,鳳凰傳奇五五分賬27年的背后,玲花太聰明

洲洲影視娛評
2025-06-16 16:09:44
中美局勢大逆轉,特朗普沒料到,5個月苦心經營,讓中國再次偉大

中美局勢大逆轉,特朗普沒料到,5個月苦心經營,讓中國再次偉大

紅色鑒史官
2025-06-15 20:20:03
伊萬下課第二天!國足150萬高薪聘帥,兩大名帥進入候選

伊萬下課第二天!國足150萬高薪聘帥,兩大名帥進入候選

體育吐槽
2025-06-15 22:30:52
2025-06-16 21:32:49
各色DNA incentive-icons
各色DNA
在探索中,成為自己
421文章數 11364關注度
往期回顧 全部

健康要聞

呼吸科專家破解呼吸道九大謠言!

頭條要聞

Labubu爆火 黃牛一周凈賺37萬:99元隱藏款能賣7800元

頭條要聞

Labubu爆火 黃牛一周凈賺37萬:99元隱藏款能賣7800元

體育要聞

被偷走的世界杯資格 他們用20年搶回來了

娛樂要聞

該管管了!楊坤篡改革命紅歌遭痛批

財經要聞

618國補貼錢反漲價 美的深陷價格魔術漩渦

科技要聞

22年后,馬斯克“殺死”了最初的特斯拉

汽車要聞

榮威M7 DMH外觀官圖發布 預計將于下半年正式上市

態度原創

數碼
房產
健康
公開課
軍事航空

數碼要聞

天璣9500參數曝光:首發X930超大核,主頻3.23GHz

房產要聞

又一城購房補貼!買房就發錢,正在海南樓市瘋狂擴散!

呼吸科專家破解呼吸道九大謠言!

公開課

李玫瑾:為什么性格比能力更重要?

軍事要聞

俄羅斯暫停駐伊朗領事工作 宣布從伊朗撤僑

無障礙瀏覽 進入關懷版 主站蜘蛛池模板: 英德市| 雅安市| 武威市| 潢川县| 本溪| 游戏| 玉树县| 稷山县| 岱山县| 定陶县| 遵义县| 蕉岭县| 双桥区| 谢通门县| 观塘区| 安国市| 长宁县| 古蔺县| 滦平县| 浙江省| 无为县| 龙泉市| 出国| 海晏县| 新津县| 吴川市| 白银市| 墨玉县| 三台县| 金沙县| 赣榆县| 鸡西市| 兴城市| 富平县| 衢州市| 贵溪市| 花莲市| 普陀区| 湖北省| 垫江县| 兰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