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傳統社會的養老制度，起源甚早，在西周之后日趨穩定，并奠定了中國傳統社會養老制度的基本模式。由于秦的“法家”思想，歷代統治者都對其進行了貶斥，其社會風氣也經常受到后人的非議。漢代養老制度的形成，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先秦和秦朝養老制度的繼承和發展。

一、養老不須煩祝鯁,從來楚俗慣魚餐

兩漢養老制度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其一為養老律令，其二為養老禮儀，其三為致仕制度，各有其發展脈絡。養老律令所涉內容多樣，主要包含受鬻法與行糜粥、賜杖、刑罰寬宥、賦役減免、賜物。

總體上來說，養老律令在西漢前期已頗具規模，經西漢中后期的發展日益完備，東漢在繼承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但并未做出較大改易。養老禮儀主要分為鄉飲酒禮和養老禮，嚴格意義上的兩漢養老禮儀，在東漢正式形成和實施，并成為國家常典。

致仕制度主要分為俸祿養育和賜物養育。俸祿養育在西漢中前期，并未形成定制，大多出于皇帝私意。平帝時王莽專政，正式形成對官員退休后的俸祿制，但未被東漢繼承。賜物養育早在西漢中期，就正式形成賜安車駟馬黃金的賜物模式，但也未被東漢繼承，導致致仕制度在兩漢養老制度演變中的地位下降。

《后漢書·禮儀志》記載：“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就受眾群體和社會影響而言，養老律令和養老禮儀是兩漢制度整體構成中的重中之重，構成了兩漢養老制度“法”與“禮”的雙重內涵。基于兩漢不同的社會環境，兩漢養老制度形成了自身的演化，最為主要的是養老禮儀的形成和養老時間的轉變。

養老禮儀的形成，與兩漢制禮原則的不同和對王莽禮儀制作的態度有關。養老時間的轉變，則是《月令》對兩漢養老制度的影響。養老視孝，兩漢養老制度是建設孝道社會的一種體現，并且對兩漢社會與家庭形成了深遠的影響。當然，兩漢養老制度并非完美，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兩漢養老制度的形成與發展，體現著歷史的延續性。

兩漢律令之別不似后世之嚴，有時稱令者亦可稱律。不僅如此，在漢帝所下詔令中標明有“具為令”、“定著令”等相關用語的詔令，在一定程度上亦具有明確的律令性質，是需要編入法典并長期遵守的，而并非一般性質的臨時詔令。

同時，對于詔令所涉內容是對于前制的增補與改易也具有律令性質。基于此，本節所述養老律令并未強分何為律何為令，而詔令之屬如刑罰、賜杖等，因其有如上標志用語亦歸入律令范圍并未按臨時性詔令對待。

而臨時性的詔令如賜物層面，因行文需要亦納入此節論述。漢代已經有了“養老令”，內容非常豐富，涉及面也很廣，比如：“行糜粥”、“賜杖”、“寬刑”、“減免賦役”、“賜物”等。

兩漢之世對于老者基本食物的需求都做到了一定層次的養育。從西漢前期，受鬻行為年齡標準的不統一以及爵級因素的限制，到西漢中后期進一步發展完善。

老者受鬻行為年齡標準的統一與爵級影響的不斷減弱，是西漢中后期受鬻行為最為主要的變化。在繼承西漢的基礎上，東漢老者行糜粥也作出了相應變革。

從時間層面來說，東漢養老行糜粥與戶籍按比制度得到結合，改“月養”為“年養”。從年齡層面上來說，東漢老者行糜粥年齡降低至七十歲。

二、田家養老馬,窮士歸其門

兩漢養老受鬻與行糜粥年齡的降低，無疑是對養老之義進一步的體現，但養老時間的轉變則是對于老者養育程度的降低。賜杖兩漢對高年長者所賜之杖，或曰“王杖”，或曰“鳩杖”。杖為老人手中所持之物，老人行走不便，賜杖是為了助其所行之便。

東漢延續西漢對于高年老者賜杖的行為，并有所發展。東漢對于老者賜杖年齡與西漢中后期無所差別，都為七十歲以上老者。而與西漢有異者，東漢時期授王杖，以八月案比之時進行授予，而西漢不知何時授杖。同時，對于西漢老者所享有的法律保護和諸多特權，在東漢也得到繼承與遵循。

武威漢墓出土的《王杖十簡》所記墓主幼伯生于平帝元始五年，于明帝永平十五年（72 年）受杖，其隨葬的《王杖十簡》所記多為宣帝本始令與成帝建始令。

《漢書·萬石君傳》載：“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

通過所記墓主幼伯于明帝十五年，受杖之事實與隨葬《王杖十簡》的性質，可以判斷于東漢明帝受杖之時，西漢對于持杖老者的相關規定，是得到東漢政府的認同。換言之，東漢對于持杖老者的相關規定承襲西漢而來，且并無改變。

除此之外，東漢一世對于老者賜杖這一行為，無論從年齡上與實現方式上與行糜粥一樣，并無過多改變。兩漢對于老者的賜杖行為，不僅是對于老者身體的關注，更是對于老者身份地位的抬高。從西漢前期尤其是呂后二年時起，年齡標準的不統一以及爵級對于老者受杖的限制，在西漢中后期得到了改變。

雖經文帝至宣帝時期對年齡標準進行提升，但在成帝時期便得到恢復，且年齡標準日漸統一，爵級限制因素日漸減弱，并出現對于持杖老者法律保護和特權賦予。東漢繼承西漢對持杖老者的相關規定，并與八月案比制度得到結合，使得東漢養老受杖行為的時間得到明確。

兩漢養老賜物，滿足了老者除受鬻與行糜粥之外，食物上的需求。從常規賜物的角度出發，賜物之時相關督導辦法的實施，以及官員群體的親自送達是對老者的重視，也是制度執行的保障。

從臨時性賜物的角度出發，彌補了兩漢常規賜物，大大加強了對老者食物層次的關懷。常規性賜物與臨時性賜物的結合，使老者受養育程度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兩漢養老律令是兩漢養老制度的主要內容之一，屬于對老者的直接性養育，代表著兩漢養老制度中“法”的層面。兩漢養老律令對于老人的養育措施涉及多端，不僅體現出對于老人具體生活需求的基本養育，還從國家根本制度刑罰與賦役層面，對于老者進行必要的關懷。

三、殘年誓報嗟何有，虛負明時養老恩

不僅如此，兩漢養老律令中的各項養老措施，還體現著對于不同年齡層級老者的具體養育。歸屬于五十至七十層級的老者，主要養育方式為賦役減免，而伴隨年齡的增長老者所涉養老內容不斷增加，從七十歲起漸漸涉及賜杖、刑罰減免、受鬻法與行糜粥等。

分年齡層級的養老措施，體現出兩漢養老律令分層養育不同年齡老者的實施內涵，也是兩漢政府基于不同年齡階段老者應，受何種養育措施和自身經濟實力的考量。

同時，兩漢養老律令所養老者，并不是單一的普通高年與具有政治身份的三老，還包含鰥、寡、獨等特殊層次的老者，使兩漢養老制度的受眾群體大大增強而不是流于形式。

兩漢養老律令中所涉及的各項養老措施，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經過長期發展。通過出土漢簡和傳世文獻的反映，西漢前期養老律令所涉內容，已頗為完備，奠定了基本模式。而西漢中后期的發展，只是在原有基礎上的增補，并未改旗易幟。

東漢在繼承西漢養老律令的基礎之上，并結合自身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做出了進一步的發展。兩漢養老律令的發展，最為主要的表征，是爵級影響因素的降低、年齡的變遷以及養老時間的變化。

《漢書·張毆傳》記載：“老篤，請免，天 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在爵級與年齡兩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兩漢養老制度的受眾群體得到擴大，制度實施的普惠性得到體現。而養老時間的轉變，則反映出對于老者實際養育程度的降低。

兩漢養老禮以養三老、五更為主，且三老、五更屬于禮儀性質的身份象征，伴隨養老禮的舉行而設。養老禮雖在西漢已經形成觀念，但并未舉行，直至東漢光武帝時正式形成其禮儀形式，于明帝得到舉行。

雖然養老禮以特殊老者為養育群體，但是其舉行目的是希望以此來帶動孝悌之風與養老之風。兩漢對于老者禮儀上的推崇與養育，屬于兩漢養老制度中“禮”的范疇，是對老者間接性的養育，以教化為所行的主要目的。

兩漢養老禮儀分為鄉飲酒禮與養老禮，且兩種養老禮儀的形成與實施在東漢時期。從舉行地點上來說，兩者舉行都為學校，只是級別不同，鄉飲酒禮于地方學校舉行，而養老禮于中央學校舉行。在學中養老反映出實行養老禮儀的目的，和養老禮儀所承擔的教化功能。

從層級上來說，鄉飲酒禮屬于地方性養老禮儀，而養老禮屬于國家性養老禮儀。地方與國家的互動成為兩漢養老禮儀的主要構成模式，使其具有了禮儀之間的溝通性和禮儀構成的完整性，也使得教化目的得以全面開展。

結語

從禮儀內涵上來說，兩者都對老者進行了禮儀上的推崇，并通過養育老者，促進社會形成和發展養老之風與孝悌之風。兩漢對于老者禮儀上的推崇和養育，使兩漢養老制度更具完整性，彌補了“法”層面上缺失的人文關懷。

參考文獻：

《漢書》

《后漢書》

《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