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唐佩琨是上世紀50年代一起響應黨的“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哪兒需要到哪兒安家”的號召，從上海來張掖的知青。當年我19歲，唐佩琨20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齡。而今，我們都已經是近八旬的老人，在張掖這片土地上，近60年的日升月落、云卷云舒，而今想來仿佛是彈指一揮間，可這一生走過的那些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總如老電影般一幕幕在記憶里回放。點擊輸入圖片描述（最多30字）唐佩琨 楊介玨夫婦1956年3月12日，是我們終生難忘的日子。那一天，我們心潮澎湃，熱血沸騰，在人頭攢動的上海火車站與父母親人們別離，離開了繁華的大都市上海。我父母共生養了我們姐弟五個孩子，我是唯一的女兒。當時， 在學校“到老少邊窮地區奉獻青春、為國家建設貢獻力量”的鼓勵聲中，我，一個在父母眼里乖巧聽話的女兒，第一次做出了讓父母知道后瞠目結舌、悲傷至極的事。我偷出了家里的戶口本，將自己的戶口轉了出來，轉入了來西北的集體戶。那會兒熱血沸騰的我，只能采取“偷”這種極端的做法，達到我的目的。因為我知道，我要是和父母商量，他們說什么也不會舍得讓自己唯一的女兒離開他們， 去那么偏遠又落后的地方。那些天，我整天處在興奮中，天天計算著離開上海的日子，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早一點和我的同伴們踏上西去的征程，用我們的青春和才華去改變西北貧窮落后的面貌。臨走的前幾天，父母終于知道了我的做法。他們傷心、難過，可已經于事無補，最后只好流淚送我去車站。火車離開上海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是那么的殘忍、自私，為了圓那一腔青春夢想，傷害了父母親人。我在車上，他們在車下，隔著車窗相顧無言，惟有淚兩行……站臺上的喇叭里高唱著《共青團員之歌》：聽吧，戰斗的號角發出警報，穿好軍裝拿起武器。共青團員們集合起來踏上征途……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再見了親愛的故鄉……點擊輸入圖片描述（最多30字）火車啟動了，我隨著火車的汽笛聲哭了好久。漸漸，離別的思緒被對未來的憧憬所替代，內心升騰起一腔莫名的悲壯。我最后向上海方向飽含深情地看了一眼，內心有一個聲音說：再見故鄉，再見媽媽！我會回來的。可是我卻再也沒有回去，今生，上海依然在夢里，在遠方。經過幾天旅程后，火車將我們帶到了蘭州。在蘭州休息了幾天， 目睹了黃河奔騰不息的氣勢與壯觀后，我更加堅定了來西北奉獻青春的信心與決心，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啊！我們乘著火車繼續西行，終于到了我們的目的地———張掖。從此，我們便開始了在第二故鄉張掖的苦樂生活。到了張掖后，面對極端惡劣的生活環境，與上海的生活環境比，我突然深刻地體會了成語里的那四個字：天壤之別。沒有自來水，一個大大的澇池就是我們的水源，且人畜共用，難以下咽；沒有大米，每天吃的是或黑或白的少量的面粉，還有小米、玉米面；沒有床，一方小小的土炕，晚上躺上去冷得渾身哆嗦睡不著覺……可想想我們來張掖的初衷，便又覺得這些困難都不值一提。很快，我們便適應了這樣的生活環境。我們這批知青來張掖主要是做教育工作，可我們只是剛剛畢業的學生，沒有當老師的任何經驗。到張掖后，當地教育部門便在張掖中學為我們辦了一個簡單的培訓班。只短短培訓了12天，少部分人便被提前分配到各個學校進入工作狀態了。當時，我被分配到青年西街小學，唐佩琨分配在張掖縣紅專大學。教學生文化知識對我來說不是什么問題，而最大的問題是語言不通。學校的好多學生年齡都比較大了，有些學生甚至已結婚生子， 有的還懷里抱著孩子來上課。張掖當地的方言對于我們這些剛從大城市來的年輕人來說是極大的挑戰，常常為了能聽懂他們的一句話而煞費腦筋，而我們講的普通話他們也是一知半解。為了更快地適應環境，上課時我們當老師教他們學習，課余我們拜當地的老師、學生為師，學習地方話，了解張掖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以盡快地讓自己融入張掖這片土地。點擊輸入圖片描述（最多30字）當離家的那份激情與新鮮漸漸被這片落后的土地消磨光以后， 我便開始發瘋般地想家，想念在上海的親人們。晚上在如豆的燈光下，我流淚給父母寫信，訴說思念情；給弟弟們寫信，鼓勵他們好好學習，聽父母的話，照顧好父母。學校領導也考慮到我們的感受，每到周末就派年輕的同事們和我們一起聊天，有時候也去張掖的小戲園子看戲，演的都是秦腔，我們也看不懂，但是為了紓解想家的情緒，也為了卻校領導的一片好意，只好耐著性子看熱鬧。常常是一場戲在鑼鼓鏗鏘聲中結束了，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演了什么內容。也就是在那樣的環境下，我和唐佩琨，兩顆年輕的心漸漸走近了，成了戀人。戀愛后，心漸漸安定下來，愛情，讓我們在困苦面前變得更加勇敢堅強。可是天天吃面粉又成了一件讓人很頭疼的事。在上海，我們幾乎是不吃面條的，可張掖人習慣吃面粉，只有烏江有少量大米。為了解決飲食習慣問題，學校領導出面協調，讓烏江大米先供應我們一部分。終于能保證我們每天中午吃一頓米飯了，這對當時的我們來說，算是一種幸福。兩年后，我和唐佩琨在張掖結婚。經過兩年的不懈努力，我已經準確地理解了張掖的地方語言，并能用不太地道的地方語言與學生們、老鄉們交流、拉家常了。在教學上，我一個人能代語文、音樂、體育、繪畫等課程，并能出色地完成各項教學任務。我為自己的進步而欣喜。可伴著欣喜而來的，是政治運動，這讓人有點兒茫然不知所措。點擊輸入圖片描述（最多30字）我和唐佩琨相繼從學校被派到鄉下、參與政治運動。那會兒，我雖然剛剛懷孕，但不敢提出任何要求，只能以最大毅力頑強克服身體不適，認真完成組織上交派的各種任務。我們苦悶、彷徨過，但又無力改變任何現狀，只能默默地堅守，一天天捱過那些日子。1959年春天，孩子快要出生時，我請假去上海生孩子。大兒子出生只有3個月，我便含淚將幼小的他留到婆婆家，又回到了張掖， 繼續奮斗在各種緊張的工作與學習中。1960年底，第二個孩子又要出生，我依然請假去了上海。生下二兒子3個月后，我又將他留給了我母親，托母親替我照顧他，毅然離開上海回了張掖。那時候不像現在有電話、網絡等通訊工具，只能寫信。勞累一天后躺在床上,我便瘋狂地思念兩個孩子，我甚至想不起他們的容貌，那會兒想，哪怕能聽他們的哭聲，那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莫大的幸福。就這樣，我的心被對兩個孩子的思念與愧疚撕扯著，但又不敢在同事和領導面前表現出來，怕他們笑話我懦弱。我每天都在用外表的強大掩蓋著內心的思念糾纏，苦不堪言。只能在信中要求父母給孩子照些照片寄過來，以解思念之苦。（楊介玨口述 王秀玲整理）

我和唐佩琨是上世紀50年代一起響應黨的“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哪兒需要到哪兒安家”的號召，從上海來張掖的知青。當年我19歲，唐佩琨20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齡。而今，我們都已經是近八旬的老人，在張掖這片土地上，近60年的日升月落、云卷云舒，而今想來仿佛是彈指一揮間，可這一生走過的那些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總如老電影般一幕幕在記憶里回放。

唐佩琨 楊介玨夫婦

1956年3月12日，是我們終生難忘的日子。那一天，我們心潮澎湃，熱血沸騰，在人頭攢動的上海火車站與父母親人們別離，離開了繁華的大都市上海。

我父母共生養了我們姐弟五個孩子，我是唯一的女兒。當時， 在學校“到老少邊窮地區奉獻青春、為國家建設貢獻力量”的鼓勵聲中，我，一個在父母眼里乖巧聽話的女兒，第一次做出了讓父母知道后瞠目結舌、悲傷至極的事。我偷出了家里的戶口本，將自己的戶口轉了出來，轉入了來西北的集體戶。那會兒熱血沸騰的我，只能采取“偷”這種極端的做法，達到我的目的。因為我知道，我要是和父母商量，他們說什么也不會舍得讓自己唯一的女兒離開他們， 去那么偏遠又落后的地方。那些天，我整天處在興奮中，天天計算著離開上海的日子，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早一點和我的同伴們踏上西去的征程，用我們的青春和才華去改變西北貧窮落后的面貌。

臨走的前幾天，父母終于知道了我的做法。他們傷心、難過，可已經于事無補，最后只好流淚送我去車站。火車離開上海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是那么的殘忍、自私，為了圓那一腔青春夢想，傷害了父母親人。我在車上，他們在車下，隔著車窗相顧無言，惟有淚兩行……站臺上的喇叭里高唱著《共青團員之歌》：聽吧，戰斗的號角發出警報，穿好軍裝拿起武器。共青團員們集合起來踏上征途……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再見了親愛的故鄉……

火車啟動了，我隨著火車的汽笛聲哭了好久。漸漸，離別的思緒被對未來的憧憬所替代，內心升騰起一腔莫名的悲壯。我最后向上海方向飽含深情地看了一眼，內心有一個聲音說：再見故鄉，再見媽媽！我會回來的。可是我卻再也沒有回去，今生，上海依然在夢里，在遠方。經過幾天旅程后，火車將我們帶到了蘭州。在蘭州休息了幾天， 目睹了黃河奔騰不息的氣勢與壯觀后，我更加堅定了來西北奉獻青春的信心與決心，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啊！我們乘著火車繼續西行，終于到了我們的目的地———張掖。從此，我們便開始了在第二故鄉張掖的苦樂生活。

到了張掖后，面對極端惡劣的生活環境，與上海的生活環境比，我突然深刻地體會了成語里的那四個字：天壤之別。沒有自來水，一個大大的澇池就是我們的水源，且人畜共用，難以下咽；沒有大米，每天吃的是或黑或白的少量的面粉，還有小米、玉米面；沒有床，一方小小的土炕，晚上躺上去冷得渾身哆嗦睡不著覺……可想想我們來張掖的初衷，便又覺得這些困難都不值一提。很快，我們便適應了這樣的生活環境。

我們這批知青來張掖主要是做教育工作，可我們只是剛剛畢業的學生，沒有當老師的任何經驗。到張掖后，當地教育部門便在張掖中學為我們辦了一個簡單的培訓班。只短短培訓了12天，少部分人便被提前分配到各個學校進入工作狀態了。當時，我被分配到青年西街小學，唐佩琨分配在張掖縣紅專大學。

教學生文化知識對我來說不是什么問題，而最大的問題是語言不通。學校的好多學生年齡都比較大了，有些學生甚至已結婚生子， 有的還懷里抱著孩子來上課。張掖當地的方言對于我們這些剛從大城市來的年輕人來說是極大的挑戰，常常為了能聽懂他們的一句話而煞費腦筋，而我們講的普通話他們也是一知半解。為了更快地適應環境，上課時我們當老師教他們學習，課余我們拜當地的老師、學生為師，學習地方話，了解張掖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以盡快地讓自己融入張掖這片土地。

當離家的那份激情與新鮮漸漸被這片落后的土地消磨光以后， 我便開始發瘋般地想家，想念在上海的親人們。晚上在如豆的燈光下，我流淚給父母寫信，訴說思念情；給弟弟們寫信，鼓勵他們好好學習，聽父母的話，照顧好父母。學校領導也考慮到我們的感受，每到周末就派年輕的同事們和我們一起聊天，有時候也去張掖的小戲園子看戲，演的都是秦腔，我們也看不懂，但是為了紓解想家的情緒，也為了卻校領導的一片好意，只好耐著性子看熱鬧。常常是一場戲在鑼鼓鏗鏘聲中結束了，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演了什么內容。也就是在那樣的環境下，我和唐佩琨，兩顆年輕的心漸漸走近了，成了戀人。

戀愛后，心漸漸安定下來，愛情，讓我們在困苦面前變得更加勇敢堅強。可是天天吃面粉又成了一件讓人很頭疼的事。在上海，我們幾乎是不吃面條的，可張掖人習慣吃面粉，只有烏江有少量大米。為了解決飲食習慣問題，學校領導出面協調，讓烏江大米先供應我們一部分。終于能保證我們每天中午吃一頓米飯了，這對當時的我們來說，算是一種幸福。

兩年后，我和唐佩琨在張掖結婚。經過兩年的不懈努力，我已經準確地理解了張掖的地方語言，并能用不太地道的地方語言與學生們、老鄉們交流、拉家常了。在教學上，我一個人能代語文、音樂、體育、繪畫等課程，并能出色地完成各項教學任務。我為自己的進步而欣喜。可伴著欣喜而來的，是政治運動，這讓人有點兒茫然不知所措。

我和唐佩琨相繼從學校被派到鄉下、參與政治運動。那會兒，我雖然剛剛懷孕，但不敢提出任何要求，只能以最大毅力頑強克服身體不適，認真完成組織上交派的各種任務。我們苦悶、彷徨過，但又無力改變任何現狀，只能默默地堅守，一天天捱過那些日子。

1959年春天，孩子快要出生時，我請假去上海生孩子。大兒子出生只有3個月，我便含淚將幼小的他留到婆婆家，又回到了張掖， 繼續奮斗在各種緊張的工作與學習中。1960年底，第二個孩子又要出生，我依然請假去了上海。生下二兒子3個月后，我又將他留給了我母親，托母親替我照顧他，毅然離開上海回了張掖。那時候不像現在有電話、網絡等通訊工具，只能寫信。勞累一天后躺在床上,我便瘋狂地思念兩個孩子，我甚至想不起他們的容貌，那會兒想，哪怕能聽他們的哭聲，那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莫大的幸福。就這樣，我的心被對兩個孩子的思念與愧疚撕扯著，但又不敢在同事和領導面前表現出來，怕他們笑話我懦弱。我每天都在用外表的強大掩蓋著內心的思念糾纏，苦不堪言。只能在信中要求父母給孩子照些照片寄過來，以解思念之苦。

（楊介玨口述 王秀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