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成立不到三年的高科技公司，因研發銷售的四類智能云產品滿足了用戶數據存儲的需要，用戶還可通過出租多余的云存儲空間獲利，從而迅速發展壯大，產品遍及浙江、貴州、廣西、重慶等地。然而，突然而降的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案件，卻令企業被查封，相關人員被拘捕，企業停擺，產品用戶無法使用；廣西田林公安偵察后認為罪名不成立遂予以撤案，但案件卻又在貴州異地重啟。這到底是一樁什么案件，涉案公司為什么會無端卷入其中呢？

一起被偵察后撤案又異地重啟的“傳銷案”

據了解，案件始發于2022年7月，廣西田林縣公安民警遠赴深圳，迅速將深圳蒲公英智能云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蒲公英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林某朝，執行董事應某華，公司技術后臺主管應某永和會計溫某勁等13人以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刑事拘留，隨后執行逮捕。在經過長達8個多月的偵察審訊后，田林縣公安局將全部人員取保候審，并將案件移送人民檢察院。后因證據不足，田林縣公安局將案件從檢察院撤回，之后因認定不構成犯罪又撤銷了該案。

但令人意外的是，2023年8月，貴陽市烏當區公安分局卻以同種罪名、同樣的事實再次立案偵查，并立即拘留了林某朝、應某華、應某永和溫某勁等四人，后林某朝被取保候審，另外三人卻一直關押至今。

蒲公英公司研發銷售的四類智能云產品

根據相關網站提供的信息，蒲公英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10日，注冊資本金3500萬元。公司主要銷售四類云存儲設備，包括巨云（TARA－HS）、大云（TARA－MS）、中云（TARA－M）和小云（TARA－X）。為了這些產品的銷售、使用和運行，蒲公英公司還開發了四款APP。公司和客戶可以通過出租云設備存儲空間獲取收益。
同時涉案的另兩家公司——汕頭市庸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負責蒲公英云存儲設備的研發、生產、運行、維護和售后；矩陣縱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則負責為蒲公英公司提供技術研發服務。

論證專家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不成立

那么蒲公英公司的經營和銷售模式到底構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呢？
2024年4月，針對該案，由來自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等著名高校的4名頗具影響力的專家教授組成的專家組，在詳細分析該案案卷資料和事實證據的基礎上，得出的專家論證意見是：本案中蒲公英公司以銷售公司四類云存儲設備為目的、以云存儲設備的產品銷售額為計酬依據，計酬返利與發展人員數量完全無關，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構成要件。蒲公英公司依法成立，前期投資巨大，當前已經具備成熟的技術及商業盈利模式，銷售的云存儲設備產品貨真價實，客戶完全可以通過云設備存儲空間返租獲利，不會遭受財產損失。因此本案中蒲公英公司應某華、應某永等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騙取財物”的構成要件，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專家們給出的理由是：
首先，本案中蒲公英公司以云存儲設備的產品銷售數量而非發展人員數量進行計酬返利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構成要件。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是指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行為。
《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公通字〔2013〕37號）》第五條第二款規定，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的“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作為犯罪處理。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廣東省公安廳，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違法犯罪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也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打擊對象為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行為。以下線的推銷業績為依據提取報酬的傳銷行為不屬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打擊范圍，不作為犯罪處理。
根據上述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為構成要件，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的“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屬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打擊范圍，不作為犯罪處理。本案中，無論是蒲公英公司的區域代理模式，還是銷售返利模式，都不是以發展人員數量進行計酬返利，而是以產品銷售量作為返利依據，不符合上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構成要件。
因為蒲公英公司云存儲設備區域代理資格的取得條件包括繳納相應代理費或銷售一定量云存儲設備，其收益取得方式包括獲得蒲公英公司贈送的大云設備、在區域內每臺機器的地區開機費，以及人員推薦獎勵。計酬返利與發展人員數量沒有任何關系，與一般的區域代理商業模式無異。
而在產品銷售返利模式中，代理資格的獲取僅取決于云存儲設備銷售數量，并且“部門不是按照人頭來計算的，是通過設備的數量來計算的，一個部門不管你是12個人還是1個人，只要達到了12臺設備就可以成為一個部門”，“按照產品銷售數量而非人頭認定不同代理資格”，該種代理模式中，產品銷售津貼、銷售管理津貼、銷售分紅津貼完全只與云存儲設備的產品銷售額直接掛鉤。蒲公英公司按照云存儲設備的產品銷售額，從產品銷售利潤中拿出部分給銷售人員計酬返利，發放相應前述津貼。
其次，蒲公英公司的云存儲設備貨真價實，沒有“騙取財物”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不符合《刑法》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規定的“騙取財物”的構成要件，不具有社會危害性。
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明確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規定以“騙取財物”為構成要件。《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公通字〔2013〕37號）》第三條，關于“騙取財物”的認定問題，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采取編造、歪曲國家政策，虛構、夸大經營、投資、服務項目及盈利前景，掩飾計酬、返利真實來源或者其他欺詐手段，實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從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繳納的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的費用中非法獲利的，應當認定為騙取財物。
本案中蒲公英公司所有銷售產品均貨真價實，其返利來源于商品銷售利潤及云設備存儲空間出租費用。而且蒲公英公司四類云存儲設備的商品價值被市場高度認可，其功能均能正常實現，客戶也已通過質押云設備空間獲利。蒲公英公司具備完整的商業盈利模式，而非僅靠云存儲設備銷售盈利，因此不存在“掩飾計酬、返利真實來源或者其他欺詐手段”。反而是公司前期投入巨額資金用于公司運營、建設機房、研發產品，旨在通過開發銷售高質量產品盈利而非通過傳銷非法獲利，沒有“虛構、夸大經營、投資、服務項目及盈利前景”，不會給客戶造成財產損失，因此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規定以“騙取財物”為構成要件，不具有任何社會危害性。
而從案件當事人林某朝、應某華、應某永等被田林縣公安局刑拘后又相繼被取保候審，在案件偵察8個月后田林縣公安局又因證據不足撤銷了該案，也足以印證上述論證結論。

一封呼吁案件盡快了結的公開信

但既然案件已被撤銷，為何又會在貴陽市烏當區以同樣的罪名重新被立案偵察呢？
一封蒲公英公司智能云用戶寫給媒體的公開信，似乎從側面回答了這一疑問。
這封題為《廣大用戶對深圳蒲公英智能云的信賴》的公開信稱，蒲公英智能云給用戶的生活帶來了無窮樂趣和便利，家里人可以隨時隨地把自己的信息、照片、視頻等傳到蒲公英智能云里，再也不擔心手機內存不夠用，不擔心自己的信息和數據會丟失或者泄露，不擔心數據上傳下載因速度慢而煩惱；蒲公英公司把用戶剩余的存儲空間租給有需要的企業，既為企業和社會提供服務，又為老百姓開創了一條投資盈利渠道；蒲公英智能云合理利用云存儲空間，節省了社會成本，實現了用戶與企業和社會的共贏。而且蒲公英智能云擁有多項研發專利，獲批有國家相關部門的資質和許可證書，與市場上同類型產品相比較，價格更合理、功能更齊全、品質更上乘。然而，這家創新型民營企業，卻因官司停擺，極大影響了用戶的正常使用。好不容易經過廣西田林縣公安局長達8個月的偵察后，因證據不足、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被撤案。如今卻又在貴陽市烏當區重新立案調查，導致眾多盼望這些智能云產品能重新啟用的用戶只能無奈地繼續等待。而正是因為該案在廣西田林縣公安局偵辦期間，由于蒲公英公司被查封，導致產品無法使用，用戶以為上當受騙，于是選擇報警，才導致案件在蒲公英智能云產品用戶較多的貴州烏當又重新立案。
為此，公開信呼吁社會各界能為蒲公英公司發聲，使案件能盡快了結，避免因無休止的案件調查，將一家有著良好發展前景的創新型民營企業拖垮，也讓眾多的代理商和用戶利益無端受損。
同時，許多蒲公英智能云產品代理商和用戶也在網上發聲，質疑該案既然已由田林縣公安局偵察后撤案，說明其經營銷售模式沒有問題，所謂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并不成立，但貴陽市烏當區公安分局卻以同種罪名重新立案，不知有何依據？哪家企業能經受得起這樣無休無止的折騰？如此作為，又置企業和用戶正當權益于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