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走馬觀香港

文/董惠安

從今年4月上旬開始，我在“暴風雨中廣深游”之后，又在稀里嘩啦的風雨中游進香港。這距我1996年首次香港旅游，已經過去28個年頭。如果說那次短暫的游覽是騰云駕霧、浮光掠影，這次的7日“逗留”算是腳踏實地、走馬觀花了。這次來，剛出高鐵的第一感覺是樓群更密集，商業區更豪華。許多小店小鋪都被現代大型商場超市所取代。普通話雖說比當年普及得多多了，但滿耳聽到的仍是粵語和英語，尤其在地鐵上，語音廣播中普通話被夾擠在粵語和英語中間，這“主旋律”顯得還是微弱。漢字標識雖然醒目，但都是眼花繚亂的繁體。我倒可以做到“寫簡識繁”，但總覺得不少內地游客還是會出現認知障礙的。

我和老伴住進侄女位于香港本島嘉亨灣的一處70層高的公寓里。從寓所29樓陽臺放眼眺望，只見濃厚的云層壓的很低，不遠處的海面被密集高聳的樓群擠得很窄，樓群中有一些昂然鶴立者，既酷似爭雄斗法的金剛，更像叫板江湖的武士，赳赳然展示著自己的威勢。然而，無論是富豪集團的巍峨高樓，還是金融機構的摩天大廈，或者是海面上緩緩飄移的豪華游輪，我們只有仰視的份兒，很少有可能跨上去。盡管看到“回歸”后某座建筑屬于歷史性的、地標性的，但為之自豪、歡欣鼓舞過后，獲得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滿足感過后，作為普通內地游人的我們，還是想要買實惠的衣，住廉價的連鎖店，吃味美價廉的飯，乘坐的士地鐵等輕便的交通工具。這就讓我可以順理成章地從底層感受香港社會的真實狀態。

先說說此次進入香港后吃的第一頓飯吧。當時是下午5時多從廣州南站抵達九龍西，乘坐的士到嘉亨灣住處安頓好，很快趕往中環繁華區，一陣游玩觀賞之后，侄女帶我們到“蘭桂坊”用餐。“蘭桂坊”位于“中環”繁華區后面的半山坡，是一片傳統的美食街區，細雨朦朧的夜色中拾階而上，兩旁是燈光幽暗而色彩迷離的酒吧，門口、路邊站滿招攬生意的黑人印度人侍者，酒吧內有人飲酒，也有穿著簡單性感的女郎隨著音樂起舞，曾經在香港電影、美國西部片中看到了作樂狂歡的場景，真實地存在于此。我想，這也符合一位老人對香港回歸后的設想，即“舞照跳、馬照跑”——我兩天后在香港《明報》果然看到了“（賽）馬經”欄目，甚至在街頭看到了“賽馬聯合會”的機構門臉。

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選著吃什么呢？侄女最終帶我們走進了一家“怡紅院”。這家店的名字很曖昧，門臉裝潢一味的大紅，門口霓虹燈水牌上赫然寫著“接客時間.....”里面還懸掛了“燈紅酒綠”的燈飾，真可就會讓人聯想到這里為風月場所了，但其實是一家川渝風味的“火鍋店”。墻上和餐桌紙墊上印著“紅樓夢”人物故事。火鍋鍋底味道以及食材的品質都是無可挑剔的，從廣州一路過來，和這樣合口味的火鍋久違了！老板詢問了“味道怎么樣啊”之后，狡黠地笑問我：“知道這里是什么地方嗎？”我也意味深長地笑答“知道.....”本想說“知道你這里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青樓，你利用了人性的弱點”，但我想了想，只是一笑。老板顯然也是心照不宣。我對老板說：“要是在內地，工商局不會允許你使用這樣的店名。”他笑道：“我就在香港開這一家！”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們點了兩罐“王老吉”，由于沒有及時告知要常溫的，侍者已經將一瓶冰鎮的“王老吉”開了蓋兒，當得知我們的需求時，老板立刻讓侍者換了一罐常溫的，開了蓋的那罐收回，不另外收費。這種情況在內地餐館飯店是要起糾紛的。

老伴決定在寓所自己做飯。于是，我有了走進香港菜市場的機會。在摩天大樓林立、霓虹燈炫目的背后，我有幸看到了香港普通人煙火氣濃濃的市井街巷。我在“朋友圈”發了一組在菜市場、大排檔中轉悠的照片，并注明文字：“深入其間走一走，看一看，買一把青菜，嘗一碗小吃，舌尖別有一番滋味……”事實上，這里再便宜的蔬菜水果、肉禽蛋類、風味小吃的價格，都比內地貴3倍以上，同時我也得知香港人的薪水收入是內地人的4倍。我看到香港《明報》上載文說：“最低工資擬年年檢，曾‘可加不減’制”，并明示今年將把最低時薪“由2021年的37.5元，增加為40元”。該報同日刊發社評，標題中就重點強調“振經濟不靠壓榨勞工”。由此推算，拿最低時薪的人每天工作8小時，掙320元港幣，每個月7000多港幣，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需要說明的是，“回歸”前香港勞工是沒有退休金的，“回歸”后，特區政府實行“強險制”，和內地的個人工資出5%，單位出5%，退休后返還給本人的政策很相似。這筆錢每個人每月大約就是3000元左右，不夠養老，于是有不少老人白發蒼蒼依舊開的士、做小買賣，內地游客看到不少香港老人仍在工作崗位上奔波。但他們神態很悠然，沒有怨天尤人的樣子。我想，一個讓富人能愉悅生活、讓底層人也能愉悅生活的社會，必然有它的先進性。

香港社會底層還有一個奔波的群體，就是菲傭。菲傭主要是菲律賓中青年女性，個頭不高，皮膚黝黑，在香港街區處處可見，成為一道尋常街景。菲傭稱得上是最典型的“真正的忠實仆人”。由于其“忠實度”和“勤勞性”被世界各國的雇主所公認，因而菲傭成為了菲律賓國家勞務輸出的一大品牌。老同學朱鋒的女兒定居香港，婚后有了寶寶后就雇了菲傭。朱鋒夫婦帶寶寶心切，但女兒溫馨提示帶孩子的事情千萬不要“插手”，因為菲傭一人把護理孩子、買菜做飯、拖地搞得井井有條。而且工資每個月就三四千港幣。

這種說法也得到我侄女的支持。侄女的孩子上小學時一度無人照管，曾想過找個菲傭。她說菲傭不但盡職盡責，忠實可靠，而且還能給孩子教英語，因為不少菲傭都受過大學教育。菲律賓對于家政教育非常重視，家政是菲律賓中學的必修課程，大學中也開設有家政課程。有資料顯示，菲律賓的家政課程不僅僅教授基本的家務技能，同時還培養良好的表達與溝通能力，以及如何對他人表達尊重。菲律賓人并不認為從事服務業是低人一等的事情。在他們看來，能為家庭提供經濟支持是重視家庭的一種行為，具有更高道德價值。

1995年開始，菲律賓政府加強了對海外務工人員的工作環境與人身安全的關注，管理、協調與保障機構的形成，以及各類專項基金的設立使菲律賓的勞務輸出體系進一步得到了完善。鑒于海外務工人員對國家經濟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菲律賓社會上下一致稱海外務工人員為“國家英雄”，當他們歸國時往往會受到與眾不同的接待。

“逗留”七天里，一日正逢周末，在香港街頭可以看到菲傭三五結伴，或購物或吃飯，表情悠然而愜意，一副樂而知足的樣子。這與國內同胞普遍存在的是“進步焦慮癥”——“士兵當不上將軍，處長當不上廳長，丫鬟當不上小姐、烏鴉沒變成鳳凰”的焦慮癥，形成明顯的反差。如果讓中國的大學女生去當保姆，比把林黛玉送入青樓還悲催。我想起陜西曾有過的“保姆”品牌“米脂婆姨”，曾紅極一時，但如今已不見蹤影。大約20年前，我曾經和推出“米脂婆姨”品牌的培訓學校的校長通話探討一個問題，他說最大的問題是“生源”，即沒人愿意當保姆。一是家長不愿意讓女兒去干伺候人的行當，二是女孩自己伺候人時心理不平衡。話題重新回到“進步焦慮癥”上，我們的教育都在灌輸讓士兵當將軍，那士兵還是否需要有人當呢？在我國，養老市場有著巨量的保姆缺口，卻沒有女性放下身段投身此行，這個缺口有可能讓菲傭填補，也可能由馬斯克的機器人占領，這并非危言聳聽。

仆就是仆，主就是主，這種身份定位在菲傭身上是非常明確的。這種定位在香港的公職人員、服務人員身上也是旗幟鮮明的。在香港街頭，看不到身穿某種制服威風凜凜的人，街頭巡視的警察、海關人員都是熱情和氣的。反倒是內地有些號稱是“公仆”的公務人員，最典型的就是城管、保安之類的，一穿上制服就飛揚跋扈，反仆為主的不齒行為，這里就不多贅述了。

在香港，真的就看不到“仆人”擺“主人”架勢的人？我覺得還真有，那是在一些銀行人員臉上看到的。我原以為“回歸”后，人民幣在香港應當暢行無阻，結果發現香港的不少商場店鋪不接受人民幣，即使接受，也會壓低人民幣的比值，甚至就是人民幣和港幣一比一的使用，而國內的銀行正常匯率是0.8:1。也就是800元人民幣可抵1000元港幣。我試圖進銀行用人民幣兌換港幣，但在香港東亞、匯豐銀行接連碰壁，答復是要兌換你“必須具有香港戶口”。好不容易找到中國銀行一家營業點，答復仍然是“需要香港戶口”。想不到中國銀行也“入鄉隨俗”了。大堂經理反復用粵語味十足的普通話問我“你聽明白沒有？”我回答說“聽明白了，你們到了香港，就是只為有香港戶口的中國人服務的”。我心里在想，你們也就是在為許家印貸款時才會屁顛屁顛的。此外，我這一趟香港游，真正感覺到返“仆”為“主”的，正是銀行人員。不少銀行營業柜臺外連個凳子都不擺放，我看見拄著拐杖的老太太也只能站在柜臺外等候柜臺內緩慢的業務辦理過程。客戶似乎也習以為常。這和內地的銀行竭力滿足客戶的服務理念很不相同。這些銀行倒是推薦我去街頭隨處可見的“貨幣兌換公司”去兌換港幣，但匯率是0.93:1。顯然是很吃虧的。也許銀行和兌換公司早就達成了一種“默契”，溫柔地宰內地游客一刀，我想，這銀行的傲慢也許算是一時抹之不去的殖民時代的痕跡吧，一種金融行業優越感的殘存痕跡吧。就算我是一張“行走的人民幣”，也會是很“安全”的。當然，這不會影響到一般港人的利益的。所幸的是，一些大型的商場、藥店在結算時，可用微信和支付寶掃碼，通過其系統自動完成人民幣和港幣的利率轉換，不過匯率也在1:0.93以上。鑒于商品有折扣且品質好，也就可以接受了。

尋找書店費了很大周折。幾日所逛游之處，多為繁華街市，壓根兒看不到書店蹤影。一日在香港大學外向一名青年打聽，他說在尖沙咀地鐵站附近就有書店，于是我們興沖沖前往。結果問詢了好幾個人，轉了好幾個大圈，終于在一個標識和門臉都不很突出醒目的臨街的過堂口，看到了白底藍字的“商務印書館”的燈箱，順著燈箱的指示箭頭，終于在隱蔽的二樓豁然看到了一座書籍的世界。我感覺，香港的書店和香港大學一樣，都沒有醒目的大門和標識，進入其中別有洞天，仿佛是要讓尋訪者抱著虔誠之心曲徑探幽，愿者上鉤。書店里映入眼簾的書很多，分類很細，優雅安靜的環境和外面搶購喧鬧的金店商城形成截然不同的氛圍。這些內地不曾出版的、豎排版繁體字的書籍，設計很精美，價格也比內地昂貴很多，一本700多頁碼的余秋雨的《新文化苦旅》，標價193港幣，還有一本《創業之國以色列》標價133港幣，我掂量再三，還是咬牙買下。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些和藝術、哲學沾邊的事兒，都是衣食住之上的人生第二需要，昂貴一點又算得了什么？

第二天又在太古城附近找到一家開在大型商場中的“誠品書店”，和商務印書館相同的是，書架上都有魯迅的書籍。這與魯迅近年來在內地的被冷落形成對比。

七天“逗留”很快就到期了。細細回想，還有哪些見聞值得回味？和96年香港游相比，我覺得香港的“快節奏”是不變的色彩，當年印象最深的一點是，地鐵里的扶梯上下已經很快，卻還見有人一邊打手機，一邊在扶梯上快速跳躍上下，這是對“時間就是金錢”最好的體現。此次重游，發現巴士快、的士快，就連地鐵的扶梯，速度明顯比內地的快。即便如此，乘坐扶梯者都能自覺地站在一側，以供事急者奔走上下。此外香港被殖民百多年的歷史痕跡很難一下子抹去，譬如形成的與英聯邦國家保持一致的駕駛座在右及相應的交通規則，要改變相當麻煩。繁體字變簡化字、普通話的推廣，并非難事，但在這方面差強人意。我在一家商場問及一位能用較流利的普通話與內地游客交流的店員，“是否受到過普通話培訓”？回答是“沒有培訓過。和內地游客交流多了，也就會了。”看來，經濟交流活動的活躍很有利于語言文字的推廣普及。

告別香港之時，恰逢大雨如注，雨煙朦朧，幾日來所見的繁華富麗，一時隱入迷茫云霧，給人一種“多少樓臺煙雨中”的印象。但有陰雨必有晴天，繁華景象說不定幾小時后就會從浮云后面再現。一大群富豪帶著巨額財富離港而去，但香港生活照舊，繁榮的生活車輪慣性，也不會一下子剎車。盡管高樓林立，擁有750萬人口的香港還在一些偏遠的島嶼上拓土擴建，據說出臺了新政策，召喚內地有資產有實力的人士攜財富和和家人入港，填補離開富人離去的空缺。

我就自己此番在香港七日“逗留”的所聞所思抖落出來，算是在海灘上撿了幾個貝殼，拿出來與朋友分享。我很清楚上述文字將在互聯網中一閃即逝，我只想證明我曾經來過。

董惠安2024.5.5

董惠安，男，漢族，祖籍遼寧海城，1955年1月出生于陜西寶雞。1983年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1997年加入陜西省作家協會。2000年以來在報刊發表大量針砭時弊之雜文，并公開發表歷史政論專題片腳本《追尋盛唐雄風》、社會調查紀實《大創啟示錄——陜西大學生創業與就業的現實與思考》、長篇小說《神泉》《斜谷》、以陳忠實生平為題材的20集廣播劇《呦呦鹿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