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3年，菲律賓紅薯高產，還明文規定紅薯不準出口，偷渡者會被處死。但那年，我國福建發生了旱災，在菲律賓經商的陳振龍聽聞后焦急萬分，他花重金買了一根紅薯藤，將它偷偷編入了回國貨船的纜繩里。

陳振龍，是福建的書香世家的商人，那時正在菲律賓群島經商。

他經常在福建和呂宋島（今菲律賓）之間往返，對兩地的風土人情也了如指掌。

在菲律賓，他被一種植物“紅薯”吸引。

這種原產于南美洲的植物，被西班牙人引進到菲律賓后，迅速成為當地的“國寶”。

紅薯不僅口感佳，而且莖和葉也可食用，更重要的是，它對土壤的要求不高，容易活，產量巨大。

然而在那個時候，陳振龍的家鄉福建正遭受嚴重的旱災。

家鄉的人流離失所，生活苦不堪言。陳振龍雖然身為商人，但對于飽讀圣賢書的他，看到家鄉的疾苦很是痛心。

一次回鄉途中，一個婦人跪在他面前，拉著他的衣角，哭著請求他救救她的孩子。

陳振龍看著奄奄一息的孩子，心中五味雜陳。

那一刻，他下定決心，要將紅薯帶回福建，拯救家鄉的百姓。

1593年，菲律賓的紅薯喜獲豐收，這種作物在當地被視為珍寶。

然而，當時的菲律賓明文規定紅薯不得出口，任何企圖偷渡紅薯出境的行為都將受到嚴厲的懲罰，甚至可能被處死。

當時50歲的陳振龍要將紅薯從菲律賓帶回福建，談何容易。

他第一次嘗試時，他將紅薯偷偷藏在行囊的底層。

過海關時，他緊張得心臟砰砰直跳，然而，就在檢查人員即將放行之際，一個人慌慌張張地撞倒了他，紅薯也滾落了出來，陳振龍無奈地交了罰款。

第二次，陳振龍將紅薯藤編入一個藤籃中，試圖蒙混過關。

然而，由于他有前科，海關對他進行了更加嚴格的檢查。

這一次，他的計劃再次落空，甚至險些引發牢獄之災。

好在他在菲律賓的朋友出面求情，才使他得以脫身。

盡管兩次失敗讓陳振龍備受打擊，但他沒有放棄。他知道家鄉的百姓正盼著他回去。

于是，他再次花重金購買了一根紅薯藤條，并巧妙地將它編入了回國貨船的纜繩中。

這一次，他終于成功了！檢查人員只注意了他的行李，卻忽略了船上的纜繩。

就這樣，陳振龍歷經千辛萬苦，終于將紅薯帶回了福建。

回到福建后，陳振龍第一時間上報官府，大力推廣紅薯的種植技術。

很快，紅薯在福建遍地開花，成為了鄉親們的救命糧。

福建的旱災危機也得到了緩解，人口也逐漸恢復增長。

到了清朝時期，紅薯更是推動了中國人口的增加。

在道光十五年的時候，中國人口已經達到了四萬萬以上，遠超明朝時期的人口數量。

為了紀念陳振龍引進紅薯的功德，清道光年間，福州人民在烏石山建造了“先薯祠”和“先薯亭”。

陳振龍也被譽為“紅薯之父”，他的名字和事跡被載入史冊，流傳至今。

如今的紅薯在我國已經是非常普通的食物了。

無論是在街頭巷尾的小吃攤上，還是在高檔餐廳的菜單里，都能見到它的身影。

然而，每當我們品嘗到時，都不應忘記那個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將它帶回國的商人——陳振龍。

陳振龍帶回的不僅是一棵紅薯藤，更是一棵救命藤。

陳振龍一家七代不僅積極致力于紅薯的引種、推廣，還將種薯技術傳授親戚朋友，把紅薯推廣到更多的地方。
到清乾隆年間，紅薯已推廣到全國大部分地區。

新中國成立后，紅薯種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

從四萬萬同胞的人口增長到8億，作為當時經濟尚不發達的代糧“重器”紅薯扮演了重要角色。

到1978年時，據農科專家測算，“今日的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紅薯生產國，產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

而當時的中國人口，也將突破十億大關。

1962年冬，郭沫若先生到福州考察，特地去福建省圖書館查閱一本奇書《金薯傳習錄》。

這本《金薯傳習錄》專門寫紅薯的栽種方法、培育過程。

那些已經泛黃的紙頁字行，紅薯傳種中國最明確、具體的記載躍入眼簾。

郭沫若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與詩意，揮毫寫下了《滿江紅——為紅苕傳入中國370年而作》：

挾入藤籃試密航，

歸來閩海勤耕植。

此功勛，

當得比神農，

人誰識?

中華文明有這樣的賢者，得以不斷發展，冒死引進紅薯救了無數華夏百姓。

古代神農“紅薯之父”陳振龍應當受后世敬仰。

原來國人愛吃的烤紅薯，當真來之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