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個企業創始人來說，最幸福的事大概有兩個：

一是在位時，親手將企業帶到世界巔峰；一是退下來之后，這個企業還能巔峰之上再創新高峰。

從這個意義上說，臺積電張忠謀當屬最幸福的創始人了。

他退休時，臺積電已經穩坐全球芯片制造王座將近20年；昨晚，依然穩坐王位的臺積電再創歷史，成為人類史上第二家市值超越萬億美元的芯片公司，也是唯一的芯片代工企業。

而人類史上的第一家萬億美元芯片公司，如今已3萬億美元的英偉達，很重要也是靠了臺積電先進制造的支持。

甚至可以說，沒有張忠謀帶領臺積電把曾經設計與制造合體的芯片業重塑為專業設計、專業制造兩大產業，就沒有黃仁勛帶領英偉達單靠設計就在全球芯片新時代的一騎絕塵。

黃仁勛帶領英偉達市值突破萬億美元時，創造了一個記錄：人類史上第一家萬億美元級芯片公司，是由華人帶隊干出來的。

臺積電市值破萬億，在這個記錄上再添一筆：至今為止，人類史上的僅有的兩家萬億美元芯片公司，都是華人帶隊干出來的。

這個記錄之下，還有一個記錄：全球最頂級的芯片設計公司和全球最頂級的芯片制造公司，如今都已掌握在華人手里。或者說：

全球芯片業從設計到制造的整個歷史進程，已經都是由華人在帶隊引領。

楊振寧曾在接受采訪時說，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證明了中國人在現代科學上也是能的。

張忠謀1931年生于浙江寧波，在大陸念完高中才去美國念書；1963年生于中國臺灣的黃仁勛，祖籍浙江青田，他們也都證明了一件事：

中國人是能搞好芯片的。

他們為什么能夠成功，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甚至反思，然后對照學習的。

我2006年出版《華商韜略》第一本企業家簡傳集時，張忠謀對大陸普通讀者來說，還是個相當陌生的人。為了寫他的故事，我前前后后花了好幾個月時間，與其助理斷斷續續的溝通，聯系。

期間，我曾收到張忠謀一字一字寫的《張忠謀自傳（1931-1964）》。這本書里，他用大量篇幅回憶了自己在中國大陸度過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光，以及動蕩時代的國家和社會。

他飽含深情地回憶自己因為父親工作的關系，成人之前，已居住過6個城市，在10個學校念過書，“有過去家離鄉、不知歸期的無奈與悲哀，也有過慷慨激昂、救國救民的大時代情懷。”

其中一個篇章里，他如此描述高中畢業時的相聚與別離：“夜已闌，我們漫步到黃埔江畔，大家湊了點錢，租了一條帆船到黃浦江上游江。滿天繁星下，遠遠的上海如癡如醉如夢，也不知是我們醉了，還是上海醉了。同游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頭大喊：‘黃浦江，我們還能在這里住多久？’”

17歲從中國香港前往美國哈佛念書，他在筆記中記下的是：“17歲的我竟然油然生起飽經滄桑的感覺。”

幾十年后，他也還在感嘆：“那是一個多么不同的時代！其悲哀與激昂，都不是非過來人可以理解與想象。”

中國大陸在其心中的位置，可見一斑。

張忠謀56歲到臺灣創辦臺積電，則完全是因為臺灣當局有關負責人金誠所至，金石為開，并且為其拉來包括臺塑王永慶等企業家支持，解決了諸如創業資本等一系列困難，才有的故事。

早在1970年代中期，臺灣科技產業教父、曾任臺灣要職的孫運璿，就給臺灣定下了發展集成電路的產業藍圖，并對自己起誓：“此乃今后存亡之關鍵所在，我如失敗，將成為千古罪人矣。”

從那時起，孫運璿，以及與他一起推動臺灣經濟起飛的主要人物，也曾在臺灣當局擔任要職李國鼎，就瞄準了當時已是德州儀器半導體業務掌舵人，也是全球半導體風云人物的張忠謀。

此后10多年，孫運璿、李國鼎便持續不斷地用各種理由和條件，邀請張忠謀到臺灣，包括飛到美國三顧茅廬，最終心想事成，于1987年有了臺積電。

也是在1987年，比張忠謀小13歲，但也已經43歲的任正非，創辦了華為。中國大陸發展集成電路產業的呼聲也日益強烈，并于第二年設立了產業史上的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上海貝嶺微電子制造有限公司，建成了第一條 4 英寸芯片生產線。

這不禁讓人會去想：如果當年是我們請回了張忠謀，今天的全球芯片產業格局會是一個什么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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