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廬山會議其實分為兩次重要會議，從7月2日到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從8月2日到16日是黨的八屆八中全會。

在會議的第一階段，很多人以為會議的主題是“糾左”，然而在7月14日，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著重指出了大躍進存在的問題。

毛主席當時還把彭德懷的信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然后批示印發與參會同志討論。

誰知，7月23日，毛主席在大會上發言，話鋒一轉，指責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綱領，會議方向也從“糾左”轉變為“反右”。

在廬山會議的第一階段，時任總后勤部部長的洪學智正在西藏，了解西藏平叛和物資供應情況，所以沒有參會，也不了解廬山上的突發情況。

然而在8月2日的八屆八中全會召開時，黨中央通知，所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都不得請假，這樣，中央候補委員的洪學智便上廬山，參加了八屆八中全會。

洪學智上了廬山后，會務組首先安排他聽了毛主席的一段講話錄音，就是前面批判彭德懷寫的那封信，批評他右傾保守。

實際上，毛主席就是讓洪學智等后上廬山的干部們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表明立場。

然而，這個表態對洪學智等人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彭德懷在抗戰時期曾擔任過八路軍副總指揮，在抗美援朝時期又擔任志愿軍總司令，只要是軍隊系統出身的干部都曾跟彭德懷浴血奮戰過。

對于彭德懷的信，洪學智是看過的，他認為彭德懷反應了一些真實的情況，敢講真話，講實話，是憂國憂民的表現。

實際上，洪學智在上廬山前也見到了不少怪事，比如地里的莊稼熟了，卻沒有人割，向老百姓打聽后才知道農民都跑去大煉鋼鐵去了，所以，洪學智對彭德懷不但時同情的，更是理解并支持的。

所以，在逼迫洪學智表態時，洪學智剛開始沒有說過一句話，他后來這樣解釋：“說什么呢？因為講真話不是時機，違心的話我絕不會說的，沒有事實根據隨便講不行。”

然而隨著會議的推進，對彭德懷的批判也越來越激烈，剛開始還停留在“大躍進”是否存在問題，彭德懷是否右傾，等到爭論到后面，有人就開始抹黑彭德懷，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時里通外國。

說到這里，洪學智實在看不下去了，因此才有了洪學智在廬山會議上的唯一一次發言，他說：“彭德懷出訪東歐是中央批準的，他又不會說外語，會談都有翻譯在旁邊，他怎么能里通外國呢？”

誰都知道洪學智說的有道理，但是那時候的人是不講道理的，下了廬山后，軍委繼續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主要就是要繼續揭發彭德懷。

由于廬山會議上洪學智不但沒有批彭，反而替彭德懷說話，有人就說洪學智與彭德懷關系不一般，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洪學智。

對于這樣的責難，讓洪學智哭笑不得，因為洪學智對彭德懷的歷史了解并不多，在紅軍時期，彭德懷在紅一方面軍，洪學智在紅四方面軍，兩個人接觸并不多。

直到抗美援朝時，彭德懷擔任志愿軍總司令，洪學智認志愿軍副司令，主要工作是協助彭德懷指揮志愿軍入朝作戰。

可是，大家對洪學智的批判也集中在這段歷史，說兩個人關系不一樣，批判也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洪學智能當上總后勤部部長是彭德懷的安排的，因為在抗美援朝時，洪學智就主要負責后勤工作，他曾跟彭德懷說，回國以后再也不干后勤工作了。

可是彭德懷卻對洪學智說：“回國后如果讓我當參謀總長， 跑不了你還得干后勤。”

洪學智能當后勤部長當然是軍委集體討論后才決定的，并不是彭德懷安排的。

第二個方面是彭德懷稱贊洪學智的軍事才能，在朝鮮第五次戰役前研究作戰方案時，洪學智建議把敵人放進來打，但是彭德懷沒有采納，結果在這次戰役中，志愿軍吃了大虧，彭德懷后來慚愧地說：“洪學智要把敵人放進來打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當時我沒有采納！”

第三個方面是彭德懷器重洪學智，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朝鮮給彭德懷授了一枚勛章，彭德懷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說：“如果要論功行賞的話，這個大勛章從大后方講應該給高崗，從前方講應該給洪學智。”

如此種種，都說明彭德懷與洪學智的關系非同小可，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后，洪學智就被免去總后勤部部長職務，被趕出軍隊系統長達17年。

直到1976年8月，四人幫被粉碎后，洪學智才在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軍委委員，重回部隊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