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精神自由與人格獨立的奇女子。

作為中共特科成員，她接受組織派遣，成為中統特務楊登瀛（又名鮑君浦）的私人秘書，做出突出貢獻，卻因脫黨時間過長，而未享受應有的待遇，但依然不改初心；

作為共產黨員，美麗、熱情的她，奉派去做爭取田漢的工作，以自身的才情和思想征服了田漢，成為了田漢的靈感之源，催生田漢創作出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他們日久生情，同居生子，歷經20年坎坷，兩個都經歷過三次婚姻的有情人終成眷屬，為他們這段艱難亦堅貞的愛情畫上了句號；

上蒼給了她美貌，亦賦予她才華與豪情。她是一位集音樂、戲劇、文學為一體的藝術家。縱觀中華三千年文學史，除了蔡文姬和李清照，想不出可與她的文學成就媲美的女作家，最終她因《漁光曲》破圈紅遍整個中國。

她，就是安娥，一個少有人知的奇女子。

• 教育家的父親卻教出了“叛逆的孩子”

安娥原名張式沅，1905年出生在河北獲鹿（今石家莊長安區）的一個書香之家。

父親張良弼是光緒年間的舉人，曾留學日本，因在保定開辦過私立民生學校、保定女子師范學校，成為清末民初當地的教育家。

張式沅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非常幸運。母親一連生了七個光頭，父親就想要一個女孩，天隨人愿，家里終于迎來了兩個女孩，而張式沅又是家中第一個女孩，自然受到寵愛。

但她又很不幸。當時父母關系不好，時常吵架，迫使她小小年紀就要在父母間“走鋼絲”。出于保護自己的本能，她學會了察言觀色，兩邊討好，這樣父母都把她奉為掌上明珠。

特別是父親，對其他孩子基本沒有好臉色，卻獨寵張式沅，希望把她培養成知書達理的大家閨秀。他親自教她讀古書、作詩文，培養她對文學、戲劇和音樂的濃厚興趣，為她打下了深厚的文學功底。

可自古燕趙多慷慨悲壯之士，加上父母關系的影響，表面張式沅是個“乖乖女”，可骨子里卻充斥著“叛逆”。

1912年，張式沅隨母親何氏遷居到保定，就讀于保定女師附小，這時她特立獨行、不拘一格的豪俠行事作風就表現得淋漓盡致。

那時女學監秋菊農動輒辱罵學生，盡管這個人和她母親是結拜姐妹，可張式沅卻不想慣著她，領著全班同學罷課，結果女學監被迫辭職，她也被迫離校。

河北是待不下去了，寵膩她的父親，就把她帶到了北京。1923年張式沅考入國立北京美專（現中央美院）西畫系。

在美專，她與同學鄧鶴皋（又名鄧潔，鄧和高，1902年出生，1979年去世。中共首任滿洲省委書記，建國后曾任輕工部、石油部副部長）志趣相投，一見鐘情。

鄧鶴皋是中共地下黨員，在他的帶領下，張式沅多次參加反帝反封建的罷課和集會游行。在斗爭中，她迅速成長，1925年入黨。

可張式沅的舉動，嚇壞了家里人，擔心她因此被捕被殺頭，母親硬把她從學校拉回了家，不許她出門。

• “三料特工”生涯讓她走近了田漢

習慣了自由飛翔的她，又怎可能被家庭的牢籠桎梏呢？！

1926年3月18日，北京發生了“三一八”慘案。安娥從報上得知這一切后，再也按捺不住，她要加入戰斗，等母親去外地探望病重的哥哥時，偷偷地逃出了家……

安娥出走后，疼愛她的父親便對外宣稱，與其斷絕父女關系。

1926年她與鄧鶴皋自由結婚。 這年夏天，受李大釗委派，鄧鶴皋去大連任地委書記，張式沅也一同到了大連，從事工人運動。

當時他們住在黑石礁附近，那兒靠海，她時常到海邊，體察漁民的生活，見到他們的悲慘遭遇，心中充滿了同情，正是這段生活經歷激發了安娥的靈感，為她后來創作令人心醉的《漁光曲》積累了第一手素材。

1927年1月，張式沅被周恩來選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7月，蕭三告訴了她國內傳來的噩耗：鄧鶴皋被捕并判了死刑。

張式沅傷心欲絕，茶飯不思，夜不成寐。這時，中山大學的教員鄭家康給了她慰籍，于是，她與鄭家康再婚。

婚后不久，1927年末鄭家康奉派回國從事地下電訊工作，而安娥則被挑選到蘇聯國家保衛總局（GPU，即“克格勃”的前身）培訓，成為一名紅色特工。

1929年張式沅回國，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她改名安娥，奉周恩來的指令，去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中統前身）駐上海特派員楊登瀛（又名鮑君浦）的秘書，與時任特科情報科長陳賡單線聯系。

當時楊登瀛在上海灘呼風喚雨，三教九流都交好，黑道白道皆通吃。他雖是國民黨右派陳立夫、張道藩的親信，但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時，受過馬克思主義思想熏陶，思想“左傾”，同情共產黨，又被蔣介石逮捕過，心懷怨恨，暗地與一些共產黨人交結。

周恩來分析了楊登瀛的情況后，派陳賡做他的工作，將他發展為了中共第一個黨外特工。為方便楊登瀛工作，提高他的社會地位和活動能力，中共特科資助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設立了辦事處，購買了汽車，按月提供活動經費，還派了私人保鏢和私人秘書。

私人保鏢也是從蘇聯歸來的，在國內曾經是工會領導人，而安娥也不簡單，可以說是百里挑一。她曾經接受過蘇聯GPU特訓，又年輕美麗，派她做“風流浪子”楊登瀛的私人秘書，一方面是為了便于與特科聯絡，另一方面也有引導楊登瀛向中共靠攏、督促其工作的用意。

在這期間，楊登瀛將收集的情報悉數交給安娥，安娥認真研讀，仔細挑選后，將有價值的情報抄送給陳賡，由陳賡交給周恩來處理。

安娥、楊登瀛與陳賡等特科人員密切合作，先后制裁了白鑫、陳慰年、戴冰石、黃第洪等中共要害部門內的叛徒，營救了任弼時、關向應等被捕的中共領導人，特別是截獲了黃第洪寫給蔣介石的效忠信。

當時黃第洪從蘇聯受訓回國、要到中共特科工作。他給蔣介石寫效忠信，獻計誘捕周恩來以做“投名狀”。在周恩來將去與黃第洪見面的危急關頭，楊登瀛拿到了黃第洪給蔣介石的信，安娥抄寫了一份，派特科聯絡員送給陳賡和周恩來，才避免了這場災難。

從安娥1929年10月到楊登瀛身邊的一年半時間里，楊登瀛都兢兢業業地為中共方面工作，這在當時國民黨占據統治地位的情況下，非常難能可貴。當然安娥功不可沒。

安娥在擔任楊登瀛秘書的同時，還擔負了另一項重要任務：去爭取大戲劇家田漢。

田漢（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湖南長沙人，著名的劇作家、戲曲作家、電影編劇、小說家、詞作家、詩人、文藝批評家、文藝活動家。早年留學日本時曾自稱為“中國未來的易卜生”，后來他被稱為現代的關漢卿。

1921年田漢與郭沫若等組織“創造社”，倡導新文學；1928年與徐悲鴻、歐陽予倩組建南國藝術學院，成立“南國社”，以狂飆精神推進新戲劇運動，在文藝界擁有非常大的影響。

追求唯美、恃才傲物的田漢就這樣成為國共雙方竭力爭取的重點人物。

黨組織經反復斟酌和研究，決定派才貌雙全、文學功底深厚、清麗又有英氣，還受過GPU專門訓練的安娥承擔這一重任。

從此，她的感情生活跌宕起伏。

• 錯綜復雜的感情糾葛，令她痛不欲生

1929年末，經南國社地下黨員左明牽線，安娥打扮成清麗的大學生，去見年長她8歲的田漢。

果不其然，一見面，安娥就讓田漢為之傾倒。當田漢再看了她描寫留俄女學生生活的長篇小說《莫斯科》后，已經是震驚加傾倒了，連聲稱贊“這樣的作品是獨一無二的”，并當即簽發，在1930年5月20日和6月20日出版的《南國》月刊上分兩期連載。

為此，田漢還在刊物的《編輯后記》中，作了特別的介紹和評價。他說：

“在本期小說中，我要特別介紹的是《莫斯科》。這長篇是寫一個留俄女學生的忠實的生活記錄。全文共十余萬言。我們由此可以看出這個大時代的發展。可以看出一個有為的女性怎樣克服她的小資產階級性，把握堅定的新意識。可以看出工農祖國偉大的運動，可以看出留俄中國同志中的工人和知識分子的斗爭。這樣的作品現在是很unique的。”（注：“unique”即獨特的、無與倫比的）

田漢很快就被安娥的才情和革命思想所征服，原本崇尚唯美浪漫的文藝家開始關注更多現實社會問題，連田漢自己都不否認安娥是他的精神導師和創作靈感之源。

正是這一思想轉變，使得田漢成為“時代之子”，寫出了后來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田漢不僅1930年春以發起人的身份參加了中共主導的左翼作家聯盟，隨后還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

安娥與田漢在思想上有共同語言，在事業上有共同志向，他們二人很快便在1930年秋相愛同居并懷孕。

就在這時，安娥的感情生活亂成了一鍋粥，兩任丈夫此時均來到上海。

第一任丈夫鄧鶴皋，安娥誤以為犧牲，實際被判10年徒刑，提前出獄來到上海，在安娥與田漢相識并組建起“左翼作家聯盟”不久，被中共派到“左聯”工作。

第二任丈夫鄭家康，因從事地下工作，長期沒有音訊，安娥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誰知在中共江蘇省委工作的他，此時也被派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鄭家康被捕，被國民黨殺害在江西星子縣集中營）。

而田漢情況也好不到哪里。

他的第一位妻子易漱渝，是舅父易梅臣的女兒，也是田漢的表妹，兩人青梅竹馬，感情深厚。

田漢從小多病，母親聽說當和尚能免災，就在9歲那年征求他同意后準備送他去廟里。

不料，這年父親去世，母親就帶著他和弟弟寄居到果園鎮的舅父家。可田漢到了家看到表妹后，就喜歡上了她，再也不愿去當和尚了。

1916年，舅父出資將田漢和自己的女兒送往日本讀書。1920年底，舅父易梅臣在長沙因從事革命活動被軍閥趙恒惕殺害，田漢感到自己應擔負起照料易漱瑜的責任，于是，他與易漱渝在日本完婚。

不幸的是，易漱瑜生下兒子后落下病根，1925年就病逝了。彌留之際，她不放心田漢和兒子，就把田漢介紹給自己的閨蜜黃大琳，希望他能娶黃大琳為妻。

盡管此后，田漢又有了新的女友，但還是按照前妻的安排，在1927年正月娶了黃大琳。田漢的好友歐陽予倩夫婦、吳家瑾夫婦、唐槐秋、郁達夫、徐悲鴻等均前來祝賀。

可二人沒有感情基礎，田漢又始終忘不了易漱瑜，他們的感情從一開始就不太和諧。

沒有愛情的婚姻終究是不幸福的。易漱瑜死后，田漢在《南國詩刊》上發表了很多悼念亡妻的詩文：

“生平一點心頭熱，死后猶存體上溫。應是淚珠還我盡，可憐枯眼尚留痕。”
“是耶非耶誰能保，夢中忽得君詩稿。倦鳥欣能返故林，小羊姑讓眠青草。平生好潔兼好靜，紅塵不若青山好。只憐尚有同心人，從此憂傷以終老。各有匡時一片心，愈艱難處愈深沉。”

如此凄婉的語句，打動了無數讀者，其中就有富家女林維中。

彼時的林維中，在個人問題上很有主見，一心想嫁個文化人，因為不滿家庭包辦婚姻而跑到南洋教書，看到田漢的悼妻詩后，就給田漢寫信，表達了愛慕之情。當然，那時的她，并不知道田漢已經再婚。

林維中的信打動了田漢。就這樣，剛再婚一年的田漢與林維中憑著傳遞信件和照片，感情一發不可收拾。

三年后的夏天，二人在上海第一次見面，更是一見傾心。

那時，田漢正在籌錢創辦南國藝術學院，林維中立馬支援了500元。

1929年新年之后，田漢跟黃大琳友好分手，同時跟林維中訂了婚，他們商定，等她回國就完婚。

只是這話沒說多久，安娥就闖入了田漢的生活。

1931年就在安娥與田漢同居懷孕即將生產時，林維中恰好從南洋回來逼婚。

安娥和田漢都墜入了“剪不斷，理還亂”的尷尬境地。

• 情場失意，事業卻一飛沖天

在林維中和家人的壓力下，田漢輾轉思量后，決定遵守前盟，與林維中完婚。

無怪乎，很多年后，田漢的兒子如此中克肯地評價父親：我父親成也在太重情，敗也在太重情。

有才情亦有豪情的安娥，在田漢做出選擇后，沒有哭鬧，拖著已有身孕的身體，替田漢布置第三次婚禮的婚房，還決絕地向林維中做了離開田漢的保證。生下愛情結晶，她也將孩子的消息隱瞞，把自己和田漢的過往一刀截斷。

盡管內心痛苦萬分，但她一再地說服自己：“這是一名中共特工的工作。”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供出楊登瀛是中共的臥底。

4月28日，楊登瀛被捕。

安娥這時因生了她與田漢的兒子田大畏、又送到保定老家請求母親代為撫養，一年多后才返回上海，而躲過了這一劫，但就此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愛情的絕望和痛苦，激發了安娥的創作潛能，她全身心投入文藝創作，參加組建“左聯”音樂小組。

這時，田漢的好友、有才情又有柔情的任光愛上了安娥。

1933年，由任光介紹，安娥到百代唱片上海分公司歌曲部任主任，并嫁給了任光（當時上海百代還有周璇、蝴蝶、聶耳、冼星海等。）。

1933年到1937年，安娥與任光曾擁有4年的靜好歲月，夫婦倆合作了大量旋律悅耳、意境優美的歌曲，尤其是1934年創作的《漁光曲》給她帶來很高的聲譽。

這首由安娥詞作詞、任光作曲的《漁光曲》，是同名電影（蔡楚生導演，王人美、韓蘭根主演）的主題歌。

電影《漁光曲》是中國第一部在國際獲獎影片，在上海公映時創下了連映84天的記錄，在影片中多次出現的主題歌也隨之傳唱全國，給安娥帶來了國際聲譽。

《漁光曲》的歌詞既滲透著古典詩詞的傳統風貌，又糅合了現代生活語言的質樸清新，描繪了漁村破產的凄涼景象：

“云兒飄在海空，魚兒藏在水中，早晨太陽里曬魚網，迎面吹過來大海風。……魚兒難捕租稅重，捕魚人兒世世窮。爺爺留下的破魚網，小心再靠它過一冬！”

1936年安娥作詞、任光作曲的《打回老家去》，是僅次于《義勇軍進行曲》的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更成為抗日救亡的口號。

這首歌曲的巨大影響引起了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恐慌和忌恨，他們向國民政府提出嚴重交涉，又追查出署名“前發”的曲作者就是任光，命令在華特務機關予以暗殺。

安娥自與任光結婚后，幾乎每年要流產，身體非常虛弱。而任光為了躲避日特的追殺，不得不在安娥資助下流亡海外，兩人由此友好分手。

全面抗戰爆發后才回到國內，參加抗戰宣傳活動。他仍與安娥密切合作，聯手創作出《高梁紅了》、《洪波曲》等優秀歌劇。

1941年，任光與妻子徐韌在“皖南事變”中不幸犧牲。在任光留下的唯一一個箱子里，藏有許多安娥的照片和未發表的為安娥作詞所寫的歌譜。

這一時期，是安娥的歌曲創作高峰。她還與聶耳合作，創作了《賣報歌》這一家喻戶曉的歌曲；與冼星海合作，為臺兒莊英勇抗戰的60軍創作了《60軍軍歌》。

1939年，安娥又以《廣西日報》記者的身份與著名記者史沫特萊一同到抗日前線采訪，被戰士們贊稱為“兩只戰火中的海燕”。兩人的采訪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史沫特萊的《中國的戰歌》向世界宣傳了中國的抗日斗爭，為中國爭取了更廣泛的國際援助；安娥的8萬字《五月榴花照眼明》則以日記體形式，真實地記錄了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的戰斗生活。

• 歷經20年坎坷，有情人終成眷屬

1937年爆發淞滬抗戰，安娥與攝影家郎靜山一家離滬，在去南京的船上與田漢重逢。

其實，在安娥的心中，田漢始終是無法刪除的記憶。同樣，對于田漢而言，安娥也有著不可替代的位置。

1935年，田漢創作電影故事《風云兒女》，劇中的主題曲就是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這首后來被定為國歌的歌曲，一下成為了當時的流行抗戰歌曲。就在這一年的春天，田漢在籌備《風云兒女》的開機時，因為參與左翼運動，被埋伏的特務逮捕入獄。

林維中四處找人營救，并帶著女兒去監獄探望。田漢特別感動，當即寫下《寄婦》詩：

“事到高潮翻覺定，人因患難倍相親。衾香枕軟何勞羨，每憶蘇菲白發生。”

與此同時，在監獄時，田漢每天早晨都能聽到看守部隊唱《漁光曲》，曾經的點點滴滴涌上心頭，寫下了《獄中懷安娥》一詩：

“昔年倉促學逃亡，海上秋風客夢長。斗室幾勞明月訪，孤衾常帶素薇香。君應愛極翻成恨，我亦柔中頗有剛。君應愛極翻成恨，我亦柔中頗有剛。欲待相忘怎忘得，聲聲新曲唱漁光。”

兩相比較，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誰在田漢心中的份量。

這句詩被林維中知道后，她怒不可遏，又傷心欲絕，自己與田漢同床共枕十年，還是無法抹去安娥在田漢心中的影子。

1937年，田漢出獄后回到上海，林維中開始了她的“婚姻保衛戰”，以田漢的安全為由，不許他為抗日奔走，二人的感情開始出現裂痕。

上海淪陷后，田漢啟程去武漢，意外遇到安娥，得知他們的孩子還在，并且已經長到六歲，二人相擁而泣，埋在心底的感情再度復蘇。

抵達武漢后，田漢出任國民政府政治部藝術宣傳處處長，領導全國抗日文藝宣傳事宜，安娥則與宋慶齡、鄧穎超等意圖投入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工作。他們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在文化創作上緊密合作，又生活在一起。

可林維中不想失去田漢，她很快追來，見到安娥便大吵大鬧。

1940年安娥將兒子接來重慶后，已經九歲的田大畏才見到了自己的親生父親。

田漢太重感情，一邊安娥帶著兒子，另一邊林維中拖著女兒，田漢對兩邊都割舍不下，他想“魚和熊掌兼得”，但明媒正娶的林維中不干。

1946年，絕望中，田漢只好用錢買斷，最終，林維中獲取500萬贍養費而協議離婚。

事情遠未結束，平靜之后又掀高潮。

此后，田漢與安娥去臺灣游玩，林維中隨后趕到。田漢為了避免爭吵，帶著安娥躲開了林維中。隨即林維中在臺灣《新生報》發表兩篇文章，給田漢寫了一封公開信，同時見報的還有《安娥致洪深的信》和《林維中駁安娥致洪深的信》。

文章一出，兩岸輿論嘩然。

不得已，田漢只得發表萬言字的《告白與自衛》，希望大家明白真相。

這場長達近二十年的三角糾紛，從桂林、重慶，鬧到上海，又鬧到臺灣，屬于當時社會新聞里的超級緋聞，文化界更是一片嘩然。

好在田漢與安娥，歷經二十年的風風雨雨終于在1948年廝守在一起。二人結婚后，一起度過了20多年的光陰。

新中國建立后，安娥先在中央統戰部、保衛部干了一個時期的特殊工作，后調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戲劇家協會，又創作出戲劇《追魚》、《情探》、《孟姜女》、《武訓傳》、《海石花》……歌曲《節日的晚上》、《北京之歌》、《在泉邊》……小說《石家莊》、報告文學集《蘇聯大嫂》、《一個勞動英雄的成長》等許多優秀作品，還翻譯了蘇聯歌劇《青年近衛軍》等作品。

可嘆天妒紅顏英才，1956年秋天安娥在工作中因腦中風而突然失語，半身不遂。

好在還有田漢悉心照顧，病榻之下，依然堅持創作。

然而禍不單行，不久田漢受到嚴厲批判，文革期間，更遭殘酷批斗和逮捕，1968年死于獄中。

1976年，飽受病痛折磨的安娥也悄然而去……

安娥的《漁光曲》、《賣報歌》流傳之廣，堪比“凡有井水處皆能歌”的柳詞；《追魚》、《情探》等成為長演不衰的戲劇經典；《打回老家去》更在民族危亡時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

然而，這位燕趙才女，作家、詞作家、劇作家，很長一段時間，她的曠世文采湮沒在歷史煙塵中，遠不如她那驚心動魄的紅色特工生涯和道不清的愛恨情史那樣聞名。

直到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開拍獻禮劇《國歌》，我們才得以瞥見她的名字，窺見她輝煌創作之一斑。

好一個奇女子！安娥也因為崇高的信仰而有了生命的意義。為了信仰義無反顧，為了愛情癡心不改，這便是安娥的一生。